功昭日月 义炳千秋 ——纪念王懿荣殉国120周年

　　七、文人风骨

　　王懿荣虽然是一名文职官员，但在国家民族面临重大变故的危急关头，竟然能够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投笔从戎，迎难而上，誓与国家共存亡。体现出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身先士卒，保家卫国的优秀品质。为人们所称道。

　　主动请缨，申办团练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日本乘机占领了辽东半岛、威海等地，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王懿荣此时上奏朝廷，请求回原籍登州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参与抵御倭寇。得到批准后，王懿荣迅速赶往登州，筹办调度登州十县办团练事宜，并逐个县进行视察、指导。在视察中，认为黄县的做法值得效仿：五万余户居民全部按要求编入保甲，村成立分团，社成立总团。各级团练均有专人负责组织操练。并制定有关章程和规定加以实施。所需经费由商绅筹集。按照部署，其他各县均在积极推进中。及至莱阳，县令徐宝贵出于对王懿荣抗倭行为的敬佩，把自己珍藏的当年戚继光抗倭时使用的宝刀赠给了他。王懿荣甚为感动，更坚定了他戳力抗倭的信心。并为此写下《宝刀歌》长诗一首，以抒胸怀。（31）

　　团练中止，经费返还

　　甲午战争最终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结束。和议既成，团练也随之告一段落。王懿荣壮志未酬，深感遗憾。他虽然无力扭转大局，但也希望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出一份力。他的做法是，把朝廷发给的办团练经费二千两银子全部退还。他说“库币馈乏，吾奉命阅数月之久，所奏调各员、派委各营哨、历登州各属地、川资之费、粮饷马乾之需，皆奉旨所允行。而终未为国家出一力，吾不敢累国家以度支也”。（32）王懿荣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当前国家财力紧缺，拔给的经费虽然在上述各项中已经消费了，但团练既然没能为国家出力，也就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他决定自掏腰包，把这笔经费退给国家。王懿荣的这一举动得到了他母亲谢太夫人的赞许和支持，谢太夫人把自己的衣物首饰拿出来变卖，做为补充。她说“吾衣饰岂吾家所有？国恩之余也。以国家所赐，复为国家所效之，吾何憾，汝勿以累为念”。谢太夫人的深明大义、慷慨义举，令人敬佩。

　　掘井备用，国难止水

　　庚子(1900年)五月。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亦按时启闭，以靖闾阎”。（33）当时京城的局面是，清政府与西方国家驻京使团矛盾尖锐，而国内适逢义和团兴起，清政府便借义和团之力对抗外国人。义和团进京后，打着“扶清灭洋”的招牌，既杀外国人，也杀信洋教、用洋货的中国人，致使城内社会秩序大乱。而此时西方八国组成联军与中国开战，攻破天津，直逼北京。王懿荣就任团练大臣后，日夜操劳，布置巡防，“往往夜漏三下，未及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34）然鉴于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及义和团所谓“刀枪不入”，靠“呼唤天神”、“诅咒做法”来驱赶敌人的荒唐做法，王懿荣深感焦虑。“于帝、后召见时，沥陈情状。而九重(帝、后)始知‘邪说不可尽恃，外侮不可轻启。’然而战时已忧，莫由补救”。（35）王懿荣自知情势危急，逐作后事准备。“京寓有井，井穴宽深倍于寻常，列横石于其上。六月间，公及谢夫人知京师必危急也，率仆媪启横石而察之，复觅工凿之使大，意以是为止水(即死于井中)之计。公与谢夫人熟商，城破必死”。（36）七月二十日，洋兵攻进北京，二十一日王懿荣得知帝、后已离京西去，遂谓谢夫人曰“吾可以死矣”。即率先投入井中，谢夫人与大儿孀媳张夫人相从投入井中。一代鸿儒就这样悲壮离去，时年56岁。

　　主辱臣死，绝笔恒心

　　王懿荣在投井前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记”。在封建时代，国君就是国家的象征。国君、国家是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所谓国君的忧患就是国家的忧患，国君的耻辱就是国家的耻辱。王懿荣认为，做为君王的臣子，为君王排忧解难是份内的事。而当君主忧患之时，不能为其解忧，这是做臣子的耻辱；当君主受辱之时，不能为其雪耻，那么只能以死来谢罪了。这正是“受宠于君恩，置生死于度外；悲恸于国难，表忠义于职守”。王懿荣不愧为一代名臣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