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难忘那些名家的严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时，因工作需要，曾接触过一些文化名人，或向他们约稿、求教，或为他们编辑书稿，都受益匪浅。尤其他们在做人、为文等方面的严谨作风，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1980年2月，我到北京组稿，拜见了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散文家吴伯箫先生。吴老那年已74岁，住在沙滩后街一个旧院落的平房中。他是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好客。尽管他当时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当我约他为《少年之友》撰稿时，他欣然答应，并说要先准备一下，学习一下中央的文件精神，然后再写。

　　我回到济南后，过了些日子，便收到吴老的信稿。他写的是一篇指导中学生作文的文章——《〈中学生指导作文选评〉序》。这篇文章立意高远，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地对中学生作文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 ；文字也自然朴实，清新练达，字词语句，难觅瑕疵。然而，就在收到这篇稿子三四天后，吴老又寄来一信，嘱咐我们将稿子中个别不规范的地方加以改正 ： “……简化字，标点，有的用得不正确，寄复印样时也没一一改正。《少年之友》如果用，就请‘规范’地加以改正，页底注明‘有改动’即可。不用就算了。”末了他又十分谦虚地说 ：“写作非专业，‘疲于奔命’。未能及时供稿，迫不得已又潦草塞责，请原谅。”一个大作家，对一家少儿刊物的约稿竟如此重视，所写文字又百般斟酌，一丝不苟，连几个简化字、标点符号也要反复推敲，改了又改，还自谦说“写作非专业”“潦草塞责”……这种严谨而又谦虚的精神，实在少见，我们怎能不由衷敬佩？

　　我接触的另一位大家臧克家先生，也有一段类似的往事。

　　1985 年 5 月，我受友人之托，请臧老为燕 喜堂饭店题写店名。开始我有些“打怵”，作为 一个小人物，我只见过臧老一面，写过他的专 访，跟他并无深交，这样冒昧求字，怕臧老不 肯赏光 ；再是我深知臧老很忙，不愿过多地打 扰他。况且当时向名人求字，多数索价很高…… 但朋友之托又难推辞，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给臧老写了封信，委婉地提出为“燕喜堂”题字的请求。没想到信寄出不几天，我便收到 臧老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这几年，我依然忙 乱……体弱身衰，而工作繁多，有点吃不消…… ‘燕喜堂’，可以答应，但有条件 ：1、不来京、不受礼！ 2、为了你的关系， 我试写写，实际上，我不擅长。3、如果写大字恐力量不及（勉强也 行），而且怕写不好。如果随手写小点的，放大 了用，可以效果好些。”

　　又过了些日子，我怕臧老将题字的事忘了，

　　就又给他写了封信。信发出不久，臧老就回函了。我打开一看，“燕喜堂”的题字竟写了十几幅，那信却很简短 ：“……数月前，得来信后，即一再地写了多幅，均不甚满意。我，太忙，你未来信催，我就放下了，今奉上，请择一而用之。写得不好。匆匆。”其实，臧老的字写得刚劲清秀，结构优美，可谓字字珠玑，每个条幅都堪称艺术精品。他却自谦“写得不好”“不甚满意”，并“一再地写了多幅”“请择一而用之”。老诗人对待自己的书法作品要求如此严格，这和他对待别人的宽厚热情恰成鲜明对照。

　　较之以上两位名家，我跟严薇青先生的接触更多一些，了解也更深一层。

　　严薇青先生是我的恩师，生前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学识渊博、为人厚道、谦和，其严谨的治学精神更是有口皆碑。我在编辑他的《济南掌故》《济南琐话》两书时，对此深有体会。

　　1980 年，我根据社里的安排，去约严薇青先生撰写《济南掌故》 一书。当时严先生还担任山师中文系主任和《汉语大辞典》编委，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尽管他对济南的民俗风情了如指掌，但依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书中，他征引的资料翔实、确凿，无论是正文、杂抄、文集、笔记、诗词、俚语，还是碑刻、书信等，条条都追本溯源，言必有据 ；对所描写的泉池、景观、古建筑遗址等，他都进行了实地考察。正因如此，这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他花了4年时间才写成。

　　《济南掌故》 一书出版 15 年后，我又策划编写《济南掌故》的姊妹篇——《济南琐话》一书，仍请严先生撰稿。然而此时严先生已84岁高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读书、写作都很吃力。但为了给后人多留下一些文化财富，他还是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在该书“后记”中，曾写到他当时的身体和工作情况 ：“就在一鼓作气踊跃执笔、争取当年‘交卷’的 1995 年下半年，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滑坡’：首先是视力衰退，下午5点左右不开灯就无法工作，即使在阳光充足的上午，浅绿色线条的稿纸横格也看不清楚……其次是之后不久，由原来的心动过缓发展到心律不齐，每分钟‘早 博’可达五六次……”“1996 年春，情况好转，遂即橐笔濡墨，重新上马。不料 3 月 18 日上午因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竟晕倒在写字台上 ……”可以说，《济南琐话》中的每篇文章，都经过了反复锤炼，都是蘸着生命的墨汁写成的。

　　1996 年 6 月，经过了许多波折后，《济南琐话》终于排出了清样。此时距离严先生病逝 已不到两个月了，他的身体状况也更差了。由 于初校样错误多，我怕影响他健康，没让他校 看。但他听说后，却执意要看。时值盛夏酷暑，济南大热，20 多万字的清样，他在蒸笼般的斗 室里抱病校改了一个多月，几乎每页改动的字 迹都密密麻麻。清样刚校完，他便病倒，住进 千佛山医院。在医院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仍对书中的一些问题放心不下。当我得知他 病危，带上《济南琐话》的封面、画页和二次 校样去医院看他时，他紧拉着我的手，用几乎 听不清的微弱声音问我：“那诗……改了没有？”我这才记起，初校样上将苏辙的两句诗“连宵 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错成“连宵暑 雨源初楼，发地春宵夜有声”，先生初校时发现 了其中的错处，却已无法查对原诗。当我告诉 他书稿中的错误已经改正时，他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平静地躺了下去……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严先生治学的严谨，可谓一以贯之。正如他的外孙女莫非所言 ：“严薇青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无不详加考证，反复论证。未亲临不落笔，无考证不虚言，他真正做到了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独立见解，锲而不舍。”

　　以上所记，只是我的一点亲历亲见，可谓管窥一斑，挂一漏万。但即使如此，这些看似普通事例也蕴含着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尤其在浮躁之风充斥学界、文坛，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痼疾屡禁不绝的当今，继承、发扬老一辈学人的优良传统，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文风，实在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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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永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学时代》副主编，济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教育编辑室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