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人民文学》征文】陈胜乐｜被折叠的初恋与无孔不入的利益

　　《人间芳菲》的开始，是一个陌生来电。游海平看到老家城市的区号，“心里很快打了一个问号，接着又把问号上面的‘秤钩儿’拉直，变成了叹号”。这一问一叹之间，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被压缩进一枚小小的手机屏幕。问号是悬置的犹疑：要不要接？叹号是经验的判决，老家来电，必有托付。

　　刘庆邦短篇小说素来以“从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著称。在《人间芳菲》这个“开始”被设定为一个电话铃声的响起。铃声不是声音，是信号，不是叙事，而是叙事的触发器。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游海平四十多年前的初恋对象田桂芳的声音，至少他以为是。

　　读者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局。说话的人是田桂芬，田桂芳的妹妹，姐妹俩“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声音骗不了人。游海平听出来了，“声音是细细的、软软的、柔柔的”才是田桂芳；而电话里这个，“声音大大的、急急的，硬硬的，似乎还带有一股子怒气”。声音的质感差异暴露了身份的裂隙，而游海平对初恋声音的记忆之精确，反过来暴露了他四十年未曾真正放下的情感褶皱。

　　刘庆邦在此处完成了一个精妙的叙事置换：把“认脸”置换为“认声”。在视觉媒介统治的当下，声音成为一种更古老、更诚实的识别方式。游海平不是通过照片，他明明存着田桂芳的照片，而是通过声音的质地辨认出了冒牌货。这暗示着，有些东西是照片留不住的，是像素和分辨率无法捕捉的，那是一种声带的震颤、气息的流速、语尾的上扬或下沉。声音比影像更接近灵魂。

　　小说最刺痛读者的，是田桂芬冒用姐姐名义这一行为本身。她不是恶意诈骗，她是“有病乱投医，事急乱求人”。丈夫的摩托车被扣，人被关进拘留所，她需要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而她手里唯一的筹码，是姐姐四十年前的一段初恋。

　　这构成了一个残酷的等式：情感是资源，记忆是货币，初恋是可以在四十年后兑现的支票。

　　游海平的反应耐人寻味。他“还没有到反感的程度”。他帮了田桂芬，帮她丈夫脱了困，甚至后来听说田桂芳生病，转了一万块钱。但小说的结尾是一记闷拳：田桂芬所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田桂芳的丈夫早已去世，她本人去了南方为打工的儿子看孩子，“跟所有的同学都断了联系”。

　　《红楼梦》里的两句话被刘庆邦直接引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不是掉书袋，这是对整个叙事装置的自我指涉。整篇小说建立在真假难辨的基础上，真假田桂芳、真假病情、真假求助、真假初恋。而当最后的谎言被戳破，读者发现，真正“真”的东西只有一样：游海平对田桂芳的感情。这份感情是真的，所以它才成为可以被反复利用的软肋。

　　《人间芳菲》中，游海平的“阳刚”表现为他被反复刺痛却始终不肯收回的柔情。他明知被利用，仍选择相信；明知可能是谎言，仍选择转账。这不是愚蠢，这是一种近乎固执的情感忠诚。在一个利益无孔不入的时代，这种忠诚既显得不合时宜，又显得格外珍贵。

　　刘庆邦的创作向来以“农村、煤矿、城市”三大块著称。但《人间芳菲》呈现出一种新的地理学：它不再执着于从乡村到城市、从地上到地下，物理空间的位移，而是转向了情感的褶皱，那些被时间折叠、被记忆压缩、被利益渗透的精神地层。

　　游海平身在省城，心却始终被一根电话线拴在老家。这根线不是乡愁，是债务。他欠老家的，不是钱，是人情。每一次来电都是一次催缴。小说开篇那段关于老家来电的恐惧式叙述，托他放人的、托他救命的、托他讨赔偿的，勾勒出一个被乡土人情网络紧紧缠绕的现代人形象。他越是想挣脱，就被缠得越紧。

　　这让人想起刘庆邦在《京京爷爷》中提出的“褶皱”概念，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碰撞后产生的多重褶皱效应”。《人间芳菲》的褶皱不在物理空间，而在情感维度。游海平与田桂芳之间那道被一句话堵死的感情通道，四十年后依然是一道褶皱；田桂芬冒名求助的行为，是在这道褶皱上又叠了一层；而最终的真相揭露，则是在所有褶皱之上再压一道。层层叠叠，无从抚平。

　　评论家李敬泽说，从刘庆邦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小说悠远的文脉、自我审视及对古老乡土的回望”。《人间芳菲》的回望不是温情的，而是疼痛的。它不是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也不是贾平凹式的挽歌，它是一种被反复拨打的电话铃声，每一次响起都在提醒你：你走不掉的，你永远欠着。

　　刘庆邦曾用“种子”比喻短篇小说的生发机制：“短篇小说的种子可能是一个细节，一种思想；也可能是一句话，一种氛围。”《人间芳菲》的种子是什么？是那个电话铃声？是那句“我是田桂芳呀”？还是游海平翻开语文课本找到的那张照片底片？

　　在我看来，种子是那张底片本身。底片和照片的颜色是黑白颠倒的，“面庞应该是白，眼珠应该是黑。可在底片上，面庞都是黑色，眼珠却是白色”。游海平“每次看田桂芳的照片底片，都如夜里观花一样，不能让人满意”。

　　底片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它存储着图像的全部信息，却以颠倒的形式呈现。正如游海平对田桂芳的记忆：全部信息都在，但呈现方式是倒置的、模糊的、需要冲洗才能显影的。而四十年后，当田桂芬的电话打来，当“田桂芳”的声音再次响起，游海平其实是在试图冲洗那张底片。他想要一张清晰的照片。但他得到的，是一张被人涂改过的底片。

　　刘庆邦说短篇小说“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意义上的故事”。《人间芳菲》的现实故事结束在哪里？结束在游海平与田桂芳初中毕业前夕那个月夜，两个人互相说“我没有那样的想法”，把一条本可以铺满鲜花的路生生堵死。小说从那里开始，用了四十年时间，让这句话的后果慢慢显现。

　　王安忆曾评价刘庆邦的小说有一种“温存态度”和“柔软的情绪”。《人间芳菲》的温存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游海平明知被骗依然转账，体现在他听说田桂芳生病时“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体现在他始终保存着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弯弯的眉毛衬着弯弯的眼睛”，“嘴唇也是弯弯的，似启未启之间，露出点点贝样的牙齿”。四十年了，他还记得嘴唇的弧度。

　　当下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褪去浪漫色彩，逼近人间烟火和市井趣味”的总体趋向。乡土小说“超出城乡互动视野，聚焦于乡村内部，剖析新时代农村文化秩序与伦理结构”。在这样的语境中，刘庆邦《人间芳菲》显得很“合拍”。他的合拍之处在于，它确实关注了“人情”与“利益”的当代纠葛，这是乡土社会在市场化浪潮中遭遇的核心命题。异质之处在于，刘庆邦的处理方式不是社会学式的，而是情感地层学式的。他不满足于呈现“农村人托城里人办事”这一现象，他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些情感可以在四十年后被反复支取？为什么一张底片的分量胜过一堆钞票？

　　《人间芳菲》正是贴着游海平的心理在写，每一个电话铃响，都是一次心理的过山车；每一次“田桂芳”名字的出现，都是一次情感的余震。这种写法在当下追求“强情节”“快节奏”的叙事潮流中显得缓慢、甚至笨拙。但正是这种缓慢，让情感的褶皱得以充分展开。

　　刘庆邦曾说：“小说不是哲学，但小说创作离不开哲学的支持。”《人间芳菲》的哲学支持是什么？是对“真”与“假”的持续追问。田桂芬是假的，但游海平的感情是真的；病情是假的，但转账是真的；姐姐是假的，但妹妹的困境是真的。真假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它们像底片和照片一样，互为颠倒又互为前提。

　　作品最后游海平“愣了片刻，一下子全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明白了田桂芬所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明白他没有说出来：他明白了自己四十年来珍藏的那份感情，在别人那里早已被换算成了可以利用的资源。初恋是一场梦，而梦醒之后，连梦的内容都可以被篡改、被转卖、被透支。

　　这才是《人间芳菲》最冷峻的地方。它不是一篇关于初恋的感伤小说，它是一篇关于情感如何被资本逻辑收编的寓言。在这个寓言里，最纯真的东西恰恰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东西，因为纯真者不会设防。

　　芳菲是花，是美好，是春天。但整篇小说里几乎没有花。只有一张照片背景里“像是一朵灰色的祥云”，祥云是灰色的，花是黑白的底片。芳菲不在眼前，在记忆里；不在现实里，在底片里。

　　这使我想起了刘庆邦另一篇小说《终于等来了一封信》，“那个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方喜明的想象没有了依据，无从想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游海平对田桂芳的想象也早已没有了依据，四十年未见，他“越是使劲想，田桂芳的面容越不清楚”。但他还在想。这就是“人间芳菲”的真正含义：芳菲不是绽放，是想念绽放的能力；不是拥有，是失去之后仍然保留的底片。

　　小说责任编辑是马天牧。《人民文学》2026年第4期将这篇小说排在短篇头条。在一个短篇小说日渐稀缺的时代，刘庆邦用一篇关于电话、底片和谎言的小说，证明了一件事：短篇小说的力量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那种能够穿透四十年时光、穿透层层谎言、最终抵达一个男人颤抖的手指的深度。

　　游海平接到田桂芬的电话时，“握手机的手也稍稍有些发抖”。四十年了，一个名字还能让一个中年男人的手发抖。这颤抖是这篇小说的心脏。所有的叙事技巧、所有的真假转换、所有的利益纠葛，都围绕着这个颤抖展开。刘庆邦用一篇短篇小说告诉我们：在这个一切都可以被量化和利用的时代，还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收编的，比如一个名字唤起的颤抖，比如一张底片承载的暗影，比如一个永远不会再打来的电话铃声。

　　注：原文《人间芳菲》刊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胜乐，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等，著有《中国散文美学综论》等著十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