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先 || 王懿荣的秦砖汉瓦情缘

　　对于王懿荣，最广为人知的贡献是发现甲骨文，因此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为何是王懿荣，而不是别人成为发现甲骨文第一人？

　　王懿荣之所以能够慧眼识文，能够从常人以为是普通药材的龙骨上识读出甲骨文，是源自王懿荣在金石鉴藏领域广纳博蓄与厚积薄发，源自王懿荣深厚的古文字功底。

　　王懿荣一生最善长的还是金石之学，在金石鉴藏领域颇有创见。《王文敏公年谱》记其“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爬罗剔抉，每多创见”。同时期金石学家樊增祥赞其“笃嗜金石，精于考订三代（夏商周）以后彝器、泉币、铜玉、陶瓦、碑刻之属，广搜博识，于其真赝灼然也。”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评价：“在北京，王懿荣确实是最有声望的金石专家”。

　　作为当时最有声望的金石专家，王懿荣的金石收藏范围很广，门类繁多。在他的金石收藏中，其中就有秦汉瓦当，与秦砖汉瓦颇有渊源，所藏瓦文选辑拓印成《天壤阁瓦文》一函四册、《秦汉瓦当拓本集》五册等。

　　中国古代建筑成就非凡，尤其是到了秦汉一统之时，房屋建筑及装饰工艺发展迅猛。作为秦汉盛世文化的重要载体，秦砖汉瓦以其精美的文字、奇特的动物形象、华丽的图案，如实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场景，真实再现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它们不但是研究古代建筑的实用资料，而且对文物考古、文字嬗变、金石书法、雕刻绘画、工艺美术等方面也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有着其它文物遗迹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曾经椽头风和雨，拓来一纸问秦汉。”秦砖汉瓦中，瓦当尤其引人注目。瓦当，是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亦称筒瓦头，用以保护屋顶檐际椽头，防止风雨侵蚀，同时又对建筑起着装饰美化作用，是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古代建筑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古代匠师们在瓦当这一普通建筑构件上那小小的圆形空间内，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丰富多彩、争奇斗艳的艺术世界，其画像之精美，图案之瑰丽，文字之隽秀，备受人们的珍视。

　　前几天，看到一篇谈论王懿荣书法的帖子。帖子的内容是王懿荣所拓印的一方汉建安十五年瓦砚的拓片以及王懿荣为此所提的题记：光绪壬午年（1882）余客成都，约柯凤孙、邓文甫两孝廉及十五兄往游集市，偶逢此瓦，全体完好，询其值颇不昂，探囊如其愿，亟怀以归，回里后，未尝出以视人。今年春，仲阿表弟见而悦之，因以转赠，遂手拓数纸，留以分赠戚友。庚寅年（1890）六月，懿荣记于天绘阁。

　　王懿荣曾于1878年和1881年两次到四川省亲，这方瓦砚便是其第二次省亲时在古玩市上所得。王懿荣对这方瓦砚甚为珍爱，从未拿出让人看，直到1890年春，其表弟谢商衡来看到此砚，非常喜欢，王懿荣转赠给他，并留下拓片以作纪念，同时写下题记。

　　瓦砚是由古建筑所使用的殿瓦改制而成的砚台。与瓦砚相伴的还有另外两种，瓦当砚和砖砚。

　　凡用来做砚台的砖瓦，都不是普通砖瓦，它们的前身大多是秦砖汉瓦。

　　因为秦砖汉瓦不同凡响，所以才会被用来制作成在文人心目中颇有分量的砚台。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中国独有的文化神器，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古有“以文为业砚为田”之说，文人墨客均将砚台视为知已好友。宋朝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索取，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一生最相亲傍。”就是那时候最真实的写照。

　　端砚、歙砚、洮河砚，加上澄泥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在这四大名砚中，端、歙、洮砚均为石砚，而澄泥砚，是唯一由河泥烧制而成的砚台。

　　说起澄泥砚的起源，其实很有意思。

　　澄泥砚的起源，源于秦汉时期建造宫殿的砖瓦。成书于雍熙三年（986）的苏易简《文房四谱》云：“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人制此砚，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稀滤过，加胡桃油方埏填之，故与众瓦有异焉。”

　　古代文人对砚台的要求极高。能用砖瓦来做砚台，这砖瓦自有不同之处。

　　那么，秦砖汉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秦砖汉瓦的使用者，绝非普通民众。

　　秦汉时期，帝王们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陵墓等。所用砖瓦皆由官府督办，专门加工烧造。经过精心淘洗泥土，并采用澄泥工艺，烧制出的砖瓦坚实细腻。

　　其次，秦砖汉瓦的制造工艺绝非一般。

　　秦砖汉瓦，多用澄泥之法来制造。

　　史书记载，用澄泥法造砖瓦，始于秦汉，兴于三国，历经两晋南北朝，历时久远。

　　所谓澄泥就是经过多次澄洗的特殊细泥，用澄泥烧制而成的器物，质地细腻、密致滋润，犹如婴儿皮肤一般，历经暑寒、风吹、雨打不变形，不开裂，且耐酸耐碱耐腐蚀。

　　据有关资料记载，汉砖的制作要求工艺相当高：首先，取泥要掘地几尺深，择取无沙黏土为之，还需辨别土色，以粘而不散，粉而不砂为上。随之，晒干碾碎，汲水滋土，人逐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木框之中，制备泥料。最后，用木模坯斗制坯，自然干燥，用方窑、吊窑、马蹄窑等烧制成砖。一般有长条形和方形，胎质有红胎质、灰胎质两种，四边多见网纹、菱纹、圆圈纹、方格纹、米字纹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建筑制作的砖瓦更加精细，如三国时魏国曹操建造铜雀台，所用砖瓦、土料经过澄滤，加拌胡桃油、黄丹、铅、锡等添加剂烧制，质地非常致密，坚实如铁，不易破裂。用之为砚，细腻光洁，不渗水，发墨好，胜于当时陶砚。

　　由此，我们不难知道，澄泥工艺最先是做砖瓦。

　　任何新事物的发现和发明都有一个由偶然到必然的过程。澄泥的发现和发明也是这样。在长期的实践中，陶瓷工匠发现经过流水反复冲洗澄结的泥料颗粒细腻，粘性好，高温烧成后强度高，制品更经久耐用，于是，最早使用天然澄泥烧制砖瓦，进而，逐步掌握了使用人工的方法制作澄泥原料并制作澄泥砚。从唐代起，澄泥砚逐步形成专门的制作工艺，至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秦汉时期的建筑，大多淹没在荒尘古道中。昔日辉煌已逝，秦砖汉瓦却记录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鲜活历史。唐宋时期，秦砖、汉砖、晋砖大量出土，文人雅士看到这些砖块古意盎然，坚细耐磨，便将怀古情结寄托于“秦砖汉瓦”，稍加雕琢，即成佳砚。这样，秦砖汉瓦也就从建筑装饰物品摇身一变，成了文人案头新宠，这就是鼎鼎有名的砖瓦砚。瓦砚名目繁多，有未央宫瓦砚、长乐宫瓦砚、石渠阁瓦砚、羽阳宫瓦砚、邺城铜雀台瓦砚、冰井台瓦砚等。其中，又以铜雀台瓦砚最负盛名。苏东坡就作诗赞曰：“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

　　就实用性而言，砖砚并不一定优于四大名砚，然而古人所重并不在此，而在于其自身的亘古气息，迎合了文人墨客的好古之心，归属于雅致赏玩之列。因古砖砚兼具欣赏与考古价值，在唐宋时期颇为文人墨客所好，不少文人甚至做诗文以记之。北宋时，黄庭坚为何书铭题写墓志，其子把其珍藏多年的一块三国时期曹操的铜雀台瓦送给黄庭坚，黄庭坚看到铜雀台瓦后，视若拱璧，欣然为何书铭写了墓志。后来黄庭坚把此瓦制成砚台，并为其作铭镌刻于砚背，其铭曰：“邺城宫殿已荒凉，依旧山川半夕阳，古瓦凿成今日砚，待教人世写兴旺。”

　　清代，随着金石学的兴盛，瓦当收藏之风大盛，许多像陈介祺、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都倾心于瓦当的搜集与研究。作为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的王懿荣，笃嗜金石，于秦砖汉瓦收藏与鉴赏方面，更是颇有成就。王懿荣不仅是发现甲骨文、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同时他也可以称为近代发现汉代画像砖之第一人。

　　汉代画像石、砖是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是历史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汉代画像石、砖通常刻画在汉代碑石、墓阙、祠堂、摩崖、墓壁砖石和石棺上。它是我们目睹古代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风俗人情的重要史料。鲁迅认为：汉画像砖石最能代表中华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光绪七年（1881年），王懿荣去四川省亲。其父王祖源时任成都知府，而此时王懿荣刚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按例在就职前可请假省亲。借此机会，王懿荣多方搜求古物，结交社会贤达，收获颇丰。王懿荣曾将此行记录为《天壤阁杂记》。探亲星辰中，在寿光，所得古陶、泉范、砖石不悉数。在陕西……又得马氏殿瓦当一枚。

　　在蜀期间，王懿荣收集了不少泉货、印章，其兄弟也搜罗了若干古物，如《天壤阁杂记》载“到川，舍弟为得《宋相臣传》，元本，不全，不知何人何时所刻”。当时成都西关万佛寺故址出土了大量石造像，王祖源命兄弟二人监管佛像保护工作，王懿荣还拣得残像三块。

　　在四川省亲期间，王懿荣还寻得“二十四字汉砖”，砖字之多为世所罕见。王懿荣得此汉砖一事被载入四川省《新繁县志》。

　　民国四川《新繁县志·金石》卷31《二十四字汉砖》记载：“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二十四字，分四行，行六字，顺行有栏，横行每三字亦有栏。惟‘长相思，勿相忘’两句每句字各有围。全皆阳文，篆法方整。初为东郊耕者皆犁田所得，不止一品。厥范皆同出甫数年，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游繁见之，诧为异宝，因揣数品以去，此砖遂传海内。”

　　对于此二十四字汉砖的出土岁月，是这样记载的：“顾其出土年岁，谈者无能详也。余藏文敏公在蜀时，为吾邑邓文甫孝廉质隶书小联，下款钤有一印，文曰，‘光绪辛巳清明日，过寿光谒仓颉墓，取茎草一茎’共十九字，知文敏辛巳尚未入蜀，余文又见文甫书繁绘‘园书名’三字，封面下钤一印，文曰‘宜弟兄’，署年光绪戊子，印文即取砖文篆法。可见此砖出土必在戊子以前或即辛巳前后也。王、邓两公不但文字交深，抑宜为此砖出世后第一知己矣。”

　　对于汉代画像砖，在《新繁县志》此段文字记载之前，未见有更早的记载，由此可以认定，王懿荣应为近代发现汉代画像砖之第一人。当时出土的汉画像砖上以有文字者为贵，无字画像砖则不为所重，这次四川之行，王懿荣发现了许多古墓，清理出汉画像砖，遂“诧为异宝”，并“揣数品以去，此砖遂传海内”，可见王懿荣在金石研究上独具慧眼的鉴宝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汉画像砖的收集、研究、著录工作，始于清代末年王懿荣，到民国初年逐渐增多。

　　在金石收藏中，王懿荣还开创了金石拓本题跋的先河。这其中就包括秦砖汉瓦的拓印与题记。

　　王懿荣擅长金石拓印，他与同时期的陈介祺、吴愉庭、鲍康、潘祖荫、吴大澂等，都是做拓片的高手，并且会寄赠交换各自珍藏金石器物的拓片互通有无。通过题赠拓片，共同探讨金石文物，从而推动清代金石学的发展。

　　也正是在寄赠交换各自珍藏金石器物的拓片同时，王懿荣与陈介祺、吴大澂等人开创了金石拓本题跋的先河。对于金石学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金石拓本，它不仅是学术研究中重要的资料，还成为了学者、文人在艺术上的一种表达方法。至今，王懿荣、吴大澂、陈介祺等人所传世的拓本依然备受瞩目，无论是对于金石学的研究，还是欣赏、收藏，金石拓本题跋都有非常高的价值，体现了中国人在清代崇尚碑学以来独有的文化追求和表达方式。

　　在王懿荣的金石拓片中，其中有不少是秦砖汉瓦的拓片。王懿荣曾将所藏瓦文选辑拓印成《天壤阁瓦文》一函四册；《秦汉瓦当拓本集》五册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钤“王懿荣印”和“原君锡所拓金石文字”印玺的秦汉瓦当拓本四辑，共计160品，其中文字瓦当拓本137品。所收录拓本以常见的“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汉并天下”“千秋万岁”“上林”“与天无极”“延年”“卫”等文字瓦当为主，同时也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永受嘉福”等经典瓦当拓本。

　　在烟台市博物馆收藏的王懿荣金石拓片中，有一副汉文字砖与画像镜拓本合轴尤其引人注意。画心中部自右向左依次排列汉文字砖与画像镜拓本。这一合轴尤其引人注意之处有两点，一是将汉文字砖与画像镜同拓。二是其右下钤有“王黄牝搨”一方白文印章。王、黄均为姓氏，“牝”是雌性之意，“搨”即传拓。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王懿荣原配夫人黄兰对王懿荣金石收藏的支持与贡献了。

　　王懿荣与原配夫人黄兰同治元年（1862年）成婚，当时王家家道中落，生活清苦，然黄夫人贤良持家，安之若素，“举家怡怡，不知有穷官之感”。黄夫人对王懿荣收藏古物全力支持。有时王懿荣寻得佳物，然家中无钱，黄夫人便将自己衣饰拿去典当。盛夏时黄夫人亲自将家中所藏书画、碑帖等物抖晒，以防虫蛀。

　　更为难得的是黄夫人擅长制作拓本，这在王懿荣《诰封宜人元配黄宜人行状》中有明确记载：“又善毡蜡法，凡懿荣所购彝器、泉印、镜剑、砖瓦等物，每得一种，必手自椎拓，务使纸白如玉，墨光如漆，无丝毫墨瀋沁入字口中乃已。押小印一，志其物名，文字灿然。”

　　从这一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夫人对王懿荣的金石收藏甚为支持，并且精于拓印之法，每购得古彝器、砖瓦等物，黄夫人亲手拓印，有“纸白如玉、墨光如漆”的效果。在黄夫人的支持下，王懿荣得以遍访名山大川，购得宋拓本、汉石刻、隋铜牌等珍品，在金石学的道路上心无旁骛地前行。而将两件汉代建安十年的古物传拓于同一纸上，成为汉文字砖与画像镜拓本合轴，也应是王懿荣夫人黄兰亲手拓印。可以说，没有黄夫人在身后的默默持守与深刻理解，就没有后来那位在金石学界光芒四射的王懿荣。

　　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积淀，王懿荣才能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骄人成就。同治十三年，王懿荣根据金文考据出《尚书·大诰》中“宁王”“宁武”等文中之“宁”为“文”之误。陈介祺认为其说“甚为有见”，高度评价他的这一重要发现，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字的勘误，其重要性在于由此可以确认今存《尚书·大诰》是真正的西周文献，而且开创了金文与《尚书》互证的学术新思路。光绪三年五月，王懿荣跋鲍子年《观古阁藏陶拓本》：“款式间有若今存玺印者，可证古玺印□□之一。字体在彝器、玺印之间，亦秦前文字也。”一是把陶文的发现年代定在咸丰六年（1856年）前，二是认识到了古陶与古玺的关系。到1881年，又考据出陶文应是战国文字。“诸陶与玺文同时代，列国文字繁变时物也。”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积淀，王懿荣才能开中国甲骨文研究之先河，成为“甲骨文之父”。

　　作者简介：蔡华先，男，1968年生，福山区人，福山天府街小学教师，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散文学会会员，烟台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山东教育》《齐鲁晚报》《烟台日报》和《烟台晚报》发表散文一百多篇。《深读细品蓬莱阁》获“神仙生活蓬莱湾”主题征文三等奖，《葡萄酒，你用什么来打动我？》获“醇香烟台·微醺世界”烟台葡萄酒文化主题文学征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