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丨我四姐我三哥

　　我家世居灵山北坡下的拉格庄，旧属莱州府，继而登州府，现属招远市，位于莱州市与招远市两地的结合部。父母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把我们兄弟姐妹5男4女带到了世上。其中二哥和小弟因病无医无药不治夭折，四姐和三哥则经历了旧社会的骨肉分离，又迎来了新社会的亲人团聚。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世人感叹。

　　40年代初父亲哥仨分家。祖上仅有的3间小北屋祖母留下东1间，剩下2间和更小的2间东厢屋，配上一亩八分地分作两份，再以2亩地加部分农具和1头病驴作第三份，抓阄儿分配。排行老三的父亲抓到第三份无房的阄儿。从此，父母和7个儿女（我和小弟还未出生）加1头驴十多年无立足之地。后租住好邻居杨吉令大伯家的2小间东厢屋，驴养在开门的北间，全家9人住南间，常有孩子夜间翻身掉到炕下。俺娘常说孩子们命真大，没有一个叫驴踩死的。

　　不久又遭连年严重的旱灾和虫灾，耐折腾的高粱也颗粒无收，村人称为“胡秫瞎眼”。招远掖县一带出现严重饥荒，加之兵荒马乱，人们病饿死亡无数。求生的本能驱使人们逃荒要饭或者闯关东，都梦想有朝一日国泰民安，能吃上饭，但却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了我四姐、我三哥的人生巨变。

　　送人四姐回家来

　　1941年春，父亲领4岁的四姐，沿街乞讨流浪到村北4里的蚕庄日伪据点附近，适逢集日，遇到常去据点办事的街坊杨昭令，对父亲说：“点儿里有个叫赵玉田的国民党军官，想要个小女孩，你家孩子多养不了，送个来找条活路吧。”父母瞅着皮包骨头耷拉头的四姐，踌躇不定，又不甘心孩子饿死在自己怀里，当日便由杨昭令把她抱给了赵家作养女。赵把四姐乳名由“伏”（指入伏日生）改叫“领子”，意指领着她别丢了，并由杨转给我家2小袋面粉。

　　1944年5月我招远军民端掉蚕庄据点前，其部分日伪兵预感局势不妙就四处撤散。四姐由时任国民党连长的养父先领到青岛，1945年8岁时日军投降，又随养父回到他老家吉林省公主岭县。接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赵被我政府判为反革命兵痞5年徒刑，曾是风尘女子的养母见状变心，随之卷钱离家远走，20岁的四姐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她要遵政府指示划清与养父的政治界限，又出于良心时常探监送吃送穿。赵被我四姐真诚的感恩之心打动，狱中告知了其身世及老家的大概地址。

　　其实，四姐离开爹娘时尽管幼小，却也常跟姐姐们去灵山坡下拾草剜菜，懵懂记得老家是山东并非东北，养父的直白更使她增强了寻找亲生爹娘的决心。后结婚生子的四姐落户吉林市，生活稳定下来，便由姐夫韩德文于1964年4月写信直寄招远县公安局，详陈原委求助寻找生身父母。该局依信中提及的“山东招远灵山下的一个庄”为主要线索，转给灵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宋远志查找。宋特派员围绕灵山脚下30多个村近百户给孩子的人家（如俺村一百多户就有3家），骑自行车或步行逐一调查核对，犹如大海捞针。

　　此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学雷锋活动，人心思进风清气正，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人员工作特别卖力，几经周折把我家和四姐对上了号，特派员以招远公安局名义复函四姐。母亲知道当年奄奄一息的四闺女还健在、要回家认娘时，不知如何是好，大病了一场。好邻居杨树德家大婶子和杨文韶家等都登门做我爹娘工作:“孩子个人要回家，这是想爹娘、有良心，你可不能不认啊！”

　　1966年3月初，29岁的四姐怀抱不满3个月大的第三个孩子，日夜兼程3000多里由吉林奔到娘身旁。远离亲人25年，差一个月没能见到病逝的爹，四姐万般思绪涌上心头，抱着娘失声痛哭，25年离娘的心绪，随泪奔涌；四姐，29年成长的心路，由泪作证。放在炕上的我的小外甥似懂事一样，也跟着哭声涟涟……四姐守着娘一气儿住了3个月。在青岛上学的我，借“五一”节又请了1天假,赶回看到了亲姐姐。

　　四姐为恢复自己本来的出身面貌，也想缓冲养父历史问题可能给子女带来的政治影响，打算从档案材料上确立与老家的关系。俺村党支部、管委会认为四姐的想法合情合理积极支持，遂于1966年10月18日特出证明，并由贫协主席徐占文签章寄出。由此，确定四姐出身于老家贫农成分，名桂英，姓氏也由赵改为杨。

　　生活恢复常态。四姐仍常住吉林市，为养父尽孝，也回灵山老家看望，更多是通过书信、年节的糕点、大米等邮包表达对娘、对家人无尽的思念。我们也在每年秋后捎去1包2斤、后允许4斤装的数包花生米，寄托骨肉之情。

　　三哥送人也回家

　　1944年8月末，母亲怀抱3岁的三哥，走到村西8里的招远西曲城村曹洪滨门上讨饭，曹之4岁的孙子曹成林见状脱口而出：“不打发。”童无戏言，这年头，即使幼童也首先害怕自家没吃的。他成人后竟是我三哥的好朋友，这是后话。时遇该村杨寿鹤的女婿、邻村邵家的邵玉南到此看望岳父母。他见我娘敲门讨饭多有不得，深觉同情，提示不如给饿得不行了的孩子找个吃饭的人家活条命。娘看着耷拉头不睁眼的三哥考虑再三：村里有这样的好人家吗？说来也巧，杨寿鹤本家的杨发生和妻子刘助育无孩想要个儿子。

　　经杨、邵爷俩从中撮合，杨发生当天下午去我家，把三哥装驮篓用骡子驮回家。比四姐小4岁的三哥像四姐一样命大，得养父母精心照料，上学4年后务农，长成一个能吃苦耐劳又有力气的棒小伙子。起名自然也姓杨，名玉英，又巧与四姐同一个英字，还巧的是我爹叫杨发令，其养父名也有一个发字。这些缘分，真像苍天有意安排。

　　也是这天下午，他家给了我家2升麦子，爹背着这麦子如同背着灵山一样沉重，一步三回头地往家走。当他傍晚有气无力地走到灵山西北坡的马埠岭，突遭3人打劫，爹1人拼命抗争，夺下小麦不足1升。这几个混账，他们不会知道，这粮是我三哥的身价钱、生命钱，我娘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啊！

　　1966年3月初，我姐与家人团聚的喜讯传遍三疃五村，感动着众乡亲来看望。熟知我家情况的好邻居共产党员徐同令，是我们一队的队长，此时参加公社春季生产三级干部大会，遇西曲城四队队长曹文栋说起我姐之事，2人认为也该借机促成三哥回家团聚，继而做双方老人的工作。三哥的养父担心“鸡飞蛋打一场空”，曹文栋开导说你儿子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他老家仍有5个儿女过得很好，不需要他再回去住，只是该认下生身爹娘，你家还多了个好亲戚呢。

　　我娘此时的心思，和四姐回归一样，给孩子的伤心事特别不愿再提，不愿给人添堵让人误解：“孩子小时养活不了给人家，长大什么都行了，又想找回来得他们的济，这算什么人家！”然而，送人的孩子毕竟是爹娘深埋心底的终生心事，徐同令苦口婆心、如此这般地劝说了我娘，两家由此胜似亲戚走动起来。

　　三哥，在村里曾是民兵连长、一队副队长，是技术员、保管员，在家则和我嫂子孝敬养父母。还常约好友曹成林等起早拉晚帮我家套院墙、垒大门、铺地面、做梯子等瓦工木工活，此时我家日子越来越好，娘就做好饭招待。三哥家3个孩子小的时候，队上执行“人七劳三”分粮政策，工分少缺粮吃。母亲送给玉米、地瓜干等接济生活，还一次给个三五块钱，让他买咸盐腌咸菜，我和妻子也买来紧缺的木材、钢材帮他盖起了四间新瓦房。

　　四姐，三哥，不埋怨家中当年的贫困窘境，不记恨爹娘当年的无奈选择，总认为是亲生爹娘给了他们两次生命。都主动找家团聚，感动我们全家，也令村人感慨，竖指称赞。60年后的今天，家人村人每每忆起这些事，仍佩服我姐我哥 “不埋怨”“不记恨”的回归，更赞赏我家人双喜临门。是啊，灵山一带还有不少给孩子的人家，至终未能与亲人见上一面啊！

　　我家旧社会骨肉分离，是千万个不幸家庭中的一例；新社会的团聚，是社会主义大乐章中的一组强音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新中国的成立，给了我们安定的生活，我们永世珍惜。幸运的兄姐和我们的后代，正背靠历史面向当下，幸福满满地生活在新世纪。岁月无言，字纸能语。谨把此文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七十五华诞。

　　作者简介：

　　杨君，莱州市工商局退休干部，烟台市散文学会理事，烟台作家协会、莱州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