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瞿秋白、施蛰存在上海大学往事

　　(本文摘自《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上海大学

　　初见瞿秋白是在南京。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施存统带他来看冰之和剑虹。施存统的爱人王一知，是她们的同学、好友。

　　秋白“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话不多，很机警，冰之和剑虹立刻断定，“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第二次来，秋白的话多了，讲苏联故事如同“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她们喜欢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品时更加高兴，他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两人的成绩最优，商务印书馆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就是他们合译的。“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于是故事便更有声有色了。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或是恋爱的。这都是人们所最爱听的。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瞿秋白凭借丰厚的俄国文学素养，让两个深爱俄国小说的女孩子为之着迷，她们紧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秋白很有兴趣地听这两个女孩子讲“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建议她们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说那是一个正规的学校，“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并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施存统也加入动员，她们同意了，秋天进入上海大学，但只能在中文系做旁听生，冰之在一年级，剑虹在二年级。丁玲后来戏称：“我在上海大学旁听了差不多一年，还是走后门进去的。”

　　上海大学地处闸北青云路，前身是私立东南师范学校，于右任1922年10月出任校长后改名上海大学，但他只是挂名校长，李大钊1923年4月介绍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后又介绍瞿秋白到校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个系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施蛰存说，施存统虽然只是教授，但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最初“崇拜的是施存统”，“到了1924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施蛰存：《丁玲的“傲气”》，载《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冰之在周南就读过《非孝》，而瞿秋白，她们仅仅“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茅盾说，上海大学“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校舍比较简陋，“它没有校门，不挂招牌，自然没有什么大礼堂了。把并排的两个房间的墙壁拆掉，两间成为一间，算是最大的讲堂”，师生关系民主，学习风气活泼，“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革命人才，在中国的革命中有过卓越的贡献”。

　　冰之发现，这里的确比较正规，教员不大缺课，同学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她迷恋上沈雁冰讲授的希腊神话，从《奥德赛》、《伊利阿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离奇美丽故事中产生许多幻想，并去翻阅欧洲的历史地理，剑虹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但“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他不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聊天的话题是文艺复兴、唐宋元明和普希金的诗，他既懂艺术又懂人生，很快就超过施存统，征服了两个女孩子的心。

　　冰之和剑虹看不惯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学生，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张琴秋、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等，男同学中戴望舒、施蛰存、孔令境对她们很好，但来往不多，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则有些傲气。”表现之一，是演戏时女同学都争抢主要角色，她们却去演两个谁也不愿演的丫鬟，“我还有几句台词，剑虹只是在台上站一会，走几步”。人之高低贵贱不在舞台上的角色，不屑与俗人争抢才显出清高孤傲。

　　还有一个更鲜明的“脱俗”例子，冰之和剑虹“买三元五角一张的包厢票”，“坐在最好的座位上”，“坐在那左右前后都是花团锦簇、珠光宝气、油头粉面的时髦太太、姨太太们中间”，“穿着阴丹士林布的罩衫”，“满不在乎地”欣赏正处盛年的梅兰芳演出的《洛神》、《游园惊梦》和《霸王别姬》。

　　施蛰存在50多年后不仅写了《丁玲的“傲气”》，而且两次作诗怀念上海大学的情景。1979年6月听到丁玲复出消息，他写了《怀丁玲诗四首》，其中一首为：“滔滔不竭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上课时后排的男生坐好，女生才低着头鱼贯而入坐在前排，男同学只能望其项背。田寿昌即田汉，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里也说过：“田汉是讲西洋诗的，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1989年施蛰存又在《浮生杂咏》组诗第36节写道：“冰之落落难谐俗，骨重神寒志不降。晚岁自知多傲气，故人犹幸许同窗。”诗后附文称：“丁玲晚年为文自叙，谓平生有傲气。此言不虚。在上海大学时，亦可见其落落寡合，不假言笑。”丁玲1982年将新作寄赠施蛰存，扉页上写着“施蛰存同学指正”。

　　冬天来了，秋白和剑虹悄悄堕入情网，但谁都不肯先开口。冰之注意到剑虹的变化，却不知她内心的秘密，而她们之间本来没有秘密，冰之为此不快。一天，她发现了剑虹藏在垫被底下的情诗，懂得了剑虹的心思和苦恼，便跑去拿给秋白。秋白异常欣喜激动。

　　1924年1月初，秋白和剑虹结婚了。寒假里学校搬到慕尔鸣路，他们也换到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秋白一家、他的弟弟云白、施存统家以及冰之都住在一起。冰之每月按学校的标准，交给当家的瞿云白10元膳宿费。秋白和剑虹写了一本又一本情诗，爱情带给秋白动力与激情，“他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白天在外忙了一整天，夜间还能翻译一万字文稿，稿纸上“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秋白和剑虹深怕冷落了冰之，常到她的小屋来坐坐，并把云白送他们的一只取暖煤油炉拿给她用。冰之虽然也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她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点意见，“他和王剑虹都钻到旧诗里去，一天到晚圈圈点点，写旧诗酬答，我认为这样不好”。她成就了剑虹的婚姻，却一点点失去了剑虹，她们无形地疏远着，有一点儿貌合神离，剑虹只属于秋白了。在《韦护》中，韦护(瞿秋白)歉疚地对珊珊(冰之)说过一句：“我怕你不高兴我抢走了你的朋友。”

　　1980年初，丁玲写出一生中最精彩的怀人之作《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并加了一个副标题“回忆与随想”，对50多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76岁的老太太，以19岁少女的情愫与敏感，细细回味着当年三人之间那种难以言清的微妙关系，1924年上海的慕尔鸣路永远铭刻在她心上，一辈子都忘不了。此后丁玲再无那样精彩的文字了。

　　丁玲描写在寒冷的夜晚，三个人在她的小屋中围坐在煤油炉旁，“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冰之对他谈话的内容与见解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充满兴趣，秋白引领着她们往前走。冰之曾经问他，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好，现在又如何做起，这是她最困惑的问题。秋白希望她和剑虹都走文学的路，并鼓励她“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秋白后来又曾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极为精辟准确地预见了她的一生。

　　丁玲后来又说过：“我问过瞿秋白同志，我参加党，你的意见怎么样呢？如果瞿秋白是一个普通党员，他一定会说，那很好嘛。但瞿秋白不是那样，他有他的看法，有他对我的理解，有他对社会的理解，所以他当时说：‘你嘛，飞得越高越好，飞得越远越好。’这话正中我的下怀，所以我就没有飞进党，我飞开了。”“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那时候我常想，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依此说，那时丁玲曾有过入党想法，这很可能因为她崇拜的施存统、瞿秋白以及向警予都是共产党员，由此对中共产生好感。

　　夏天，从法国回来的向警予找她谈了一次话，那时向警予已经是中共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很忙。九姨很委婉，实际是批评她，“但在整个谈话中，却一句也没有触及我的缺点或为某些人所看不惯的地方。她只是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她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冰之自然懂得九姨的意思，她最怕的就是一事无成愧对母亲，而今她的成功又在哪里？冰之静下心来，回想这两三年的闯荡，究竟得到了什么？剑虹得到了秋白，有了归宿，自己真的是两手空空。她对上海大学的教学也不满意，后来在《韦护》中借毓芳之口评价几个老师说：“他们一股脑儿看了几本书？文学，你们去打听一下吧，什么人都在那里做起教授来了，问他们自己可配？除了翻译一点小说，写几句长短新诗，发点名士潦倒牢骚，可有一点思想在那里？”又借珊珊之心抒发自己的感觉：“这位教授讲一点翻译的小说下课了，那位教授来讲一点流行的白话诗，第三位教授又来命他们去翻一点不易懂的易经和尚书。到底这有什么用？她本来对文学很感到趣味，谁知经先生这么一教，倒反怀疑了。”冰之忽然有了一种警醒，悄悄计划着新的生活，北京的老同学来信说那里思想好，补习学校的校长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人，她决定离开“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的王剑虹，去北京读书。

　　暑假回湘前，她把这个打算讲给秋白和剑虹，并说暑假过后就直接去北京，实际是向他们辞行。秋白和剑虹感觉突然，却找不出反对的理由，虽然表示同意，却都沉默了。亲密的友谊，愉快的交往，就这样一下子结束了吗？他们难以接受！冰之走的那晚，他们没有去送，“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他们以这种方式表示着不满。只有云白送她上船，提了一篓水果。此时已是深夜，丁玲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情：“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漂漾，我的心也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

　　冰之住在母亲学校里，依然免不了思念剑虹，不久收到剑虹的信，说她病了。秋白附了一段话：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秋白的不祥之兆让冰之诧异。又过了半月，她收到剑虹堂妹的电报：“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母亲爱怜剑虹，赶紧筹措路费，冰之匆匆赶回上海，剑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里，秋白却不在，去广州开会了。他不仅是丈夫，还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不仅有家庭责任，还负有社会责任、对于革命和组织的责任。冰之不理解这些，只对秋白充满怨恨：剑虹的肺病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丧事未毕你却跑掉了。她没有按秋白留下的地址给他写信，忿忿地想：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从此割断！她怀着悲痛，乘船去往北京。

　　以后，秋白借来北京开会之机曾找过冰之，他想同她谈剑虹，谈对于剑虹的思念、愧疚与忏悔。思想深刻情感丰富的秋白有满肚子话要倾诉，而冰之是最合适的对象，她不仅仅是一个“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而且是他与剑虹全部爱情过程的唯一见证人。但是阴差阳错，秋白来时她不在，她去回访他又不在，云白却高兴地拿出一张杨之华的照片给她看，冰之自然无法接受，因为剑虹去世还不到半年。那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慕尔鸣路结婚，此后冰之与他就基本断了个人的交往。

　　其实秋白和剑虹并非那么美满和谐。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演，谈到《韦护》的创作时说，主人公的原型“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他说，“那女人十分的爱他。他写诗，特意写得那样缠绵”，然而“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这应该是瞿、王裂隙的根由，这时丁玲就比较理解秋白了。

　　后来瞿秋白给她写过十来封信，全都工整地写在五色布纹纸上，信中总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丁玲在她的忆文中称之为“谜似的一束信”，1933年她被捕后存放在谢澹如家里，后来遗失了，对于瞿秋白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她说秋白在信中把她“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这些信很可能表白了贯穿秋白一生的革命与文学、革命与爱情、革命与个人兴趣的矛盾，表现出他思想与性格的两重性，这大概就是她当时“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的地方。后来她在延安读到《多余的话》，一下子就“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