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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视角破译改革开放40年“中国奇迹”背后的密码

2018-12-05 13:44:17   来源:胶东在线   【字号: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前,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我国用了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中国奇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遇到过困难,我们遇到过挑战,但我们不懈奋斗、与时俱进,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故事。”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回顾和梳理40年来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时,今年出版的三本书《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经济问题研究》、《新时代强国方略》也从众多的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图书中脱颖而出,为我们“总结过去,解释当下,回答未来”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

  “总结过去”:《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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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一书由《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等编著,今年8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该书通过高尚全、张维迎、许善达、魏礼群、刘胜军、许小年、刘世锦、巴曙松、郑新立等四十余位亲历者、推动者、高层智囊,对改革开放的片段回忆或宏大叙事,从40年来的经济运行方式、发展阶段转换、三农及城市化、行政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对外开放、专项改革等方面,剖析了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动力等作了系统研究,以新的视角探讨了新时代的改革之路。

  这40位经济学大家中,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亲身参与了分税制改革。198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的许善达调进财政部税务总局(财政部税务总局1988年改为国家税务局)。此后,许善达亲身参与了1994年财税改革。

  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成果最显著的一次改革。在该书所收录的访谈文章《1994年财税改革的经过和经验——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访谈录》中,许善达回顾当初的分税制改革时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保证财政收入的上缴,承包制从农村被引入解决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两个重要的财税分配问题上……承包制实施后,虽然发挥出一些短期效应,但由于其制度固有的弊端,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一是政府财政收入事实上比按照税法征收的收入减少了。承包制设计的一个目的就是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积极性,但由于承包合同的签订是通过企业与政府一对一谈判完成的,企业负担的减轻常常就变成了没有规则的减轻,谈得好,减得多;谈得不好,减得少。二是造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全面放松:如企业包贷款,贷款额度、利率高低、贷款期限等全部包含在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合同里,银行只能按照合同给企业贷款,利率说多少就多少。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政府很难随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说价格闯关是1988年发生通货膨胀的导火索,那么承包制就不得不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废除承包制为改革最本质的内容的分税制改革被提上日程。

  “1993年,中央决定进行财税改革。我记得非常清楚,8月1日,到北戴河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财政部的、体改委的,我作为税务总局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事实上,1994年财税改革的核心,针对的就是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的承包制。但为减少改革的争议和阻力,凝聚共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多次同参与改革的同志说,不允许你们写任何文章针对承包制,你们不要掀起一个意识形态争论,咱们就是按照废除承包制这个思路去研究方案、去推进改革,但不能打笔墨官司。要从实际问题出发,说政府收入太少了,中央财政收入太少了,不符合市场经济机制,从这个角度宣传改革的必要性。虽然提出不争论承包制,但在设计财税制度改革方案时已经下决心要把承包制废除。”许善达回顾说,“1994年财税改革时,财税部门拿出的是一个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的改革方案。在方案里,我们通过增值税制度,彻底废除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承包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废除了两个承包制,财政实现增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转,成效明显。

  在许善达看来,这次改革有两个经验特别值得总结和借鉴:第一,坚持增量改革,不搞存量改革;第二,要把握住改革的方向,不去刻意追求一步到位、极其完美的改革。

  譬如,对于“不去刻意追求一步到位的改革”这一经验,许善达举例说,“应该说,税务总局一开始设计的是一个相当规范的市场经济下的税制:没有营业税,无论是商品还是劳务,所有行业都征收增值税,而且是消费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不管外资还是内资企业全部统一。”

  然而,“1993年8月,朱镕基同志在北戴河研究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方案时,这两个方案都碰到了很多问题”,包括增值税抵扣、企业所得税统一、保留服务业的营业税等三方面问题。比如关于企业所得税统一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划分为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这种按照经济性质划分所得税的制度,无法处理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问题,不利于公平竞争,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一致。当时税务总局提出的建议是无论内资还是外资都合并成一个企业所得税。在讨论时,对合并内资企业所得税没有分歧,但对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强烈主张,如果外资企业所得税不能优于内资企业,会妨碍引进外资战略。在这种形势下,只好先统一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内外资企业的则暂时不统一,而且还要把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设计得相对高些,连工资也不能全部在税前列支。在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税法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相差一半。”

  “这三项可以说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遗留问题。因为当时各种制约条件,没有办法按照一个正常的、规范的税制一步改革到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为税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解决好这三项遗留问题。”许善达认为。

  “解释当下”:《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经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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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经济问题研究》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今年8月出版发行,作者是《求是》杂志宣传联络部主任顾保国。顾保国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等。

  该书从理论的哲学高度探讨了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创新问题,分宏观篇和微观篇两个部分。其中,宏观篇着眼于经济理论探讨,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分析,微观篇从企业主体出发,对中国企业在改革发展创新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

  譬如,在微观篇,该书就对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批驳:“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一些‘党管国企不利于自主经营,不利于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和创业’的鼓噪不绝于耳,宣传什么‘党组织不懂经济、要少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等。还有一些人呼吁要‘进行彻底市场化’‘政府全面退出市场’等,变相鼓吹、推行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削弱、瓦解,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来改变我国的根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些人竟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搞私有化等,甚至有人呼吁要彻底取消国有企业、消灭公有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根本出路就是私有化。这些错误认识,不仅弱化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也影响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阐述了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的关系。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且进一步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方向。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总体要求、核心思路、配套措施,并提出了组织实施的工作要求。”在简要介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顾保国在书中谈到了他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思考:作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强力促进剂、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助推器、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倍增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

  在书中,顾保国还提到了他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其中就包括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党对经济工作的运筹帷幄,我国才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国有企业才能在政治稳定、方向明确的大环境下不断壮大。事实证明:凡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国有企业,都是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的建设全面到位的企业。腐败问题频发、国有资产流失、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都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的企业。

  “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强化现代企业制度下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主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发挥好党组织在企业中抓党的建设、带好队伍、参与重大决策、党管干部、反腐工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国有企业广大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切实把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摆在首位。”

  “回答未来”:《新时代经济强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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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的中国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

  当前,我国站在世界经济大国的新起点上,面对更趋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在迈向经济强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走得更稳更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战略和方略,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这也是《新时代经济强国方略》一书的创作初衷,即探寻一个国家或地区繁荣强盛的基因与秘密,追索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经济强国梦征程中的方法、路径与策略,“提供一个中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全景式图谱。”

  该书今年4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是经济学博士周跃辉。周跃辉是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常态下的大国经济》《中国经济大布局》等十余部著作。

  该书以宽阔的视野,以“中国封建经济与近代以来经济的长期表现”作为论述的切入点,回顾了中国曾经作为封建经济强国,后沦落为积贫积弱的经济弱国,再“由衰变大”成长为经济大国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兴衰经验与教训,并以此为基础,横向阐述了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经济强国的崛起历程和有益启示。

  “我们的研究认为:经济强国一般是指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而这种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取得,是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演化中形成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路径。从历史的角度看,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这9个国家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大国或经济强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封建王朝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时期,也可称得上是当时的世界经济强国。”书中写道:“举凡经济强国,从诞生之日至强势崛起,不是书写历史,就是震动当时。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强盛与崛起,有没有可以遵循的一般规律?有没有隐藏在繁荣背后的基因或者密码?有没有既定的发展模式或者战略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条件和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纵观这些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纵然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等暴力方式伴随着每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但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大背景下,依靠对外殖民扩张之路实现经济崛起已不可复制。同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走对外扩张的老路,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但是研究总结世界上经济强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书中指出,对我国而言,研究总结世界上经济强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大体上说都有“七个重视”,即重视世界历史的发展机遇、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重视城市化的持续推进、重视城市化的持续推进、重视海洋强国战略、重视对外开放战略。

  譬如,“重视海洋强国战略”方面,该书写道:“纵观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其实质就是海洋强国的发迹史。葡萄牙于15世纪控制了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通要道,至16世纪初期,已经建立了一个从直布罗陀经好望角到印度洋,再经马六甲海峡至远东的庞大帝国,成为当时欧洲的海上强国。1492年哥伦布率船队出航,西班牙由此踏上了海上强国之路,至1550年,通过血腥的海外扩张,西班牙统治了北美的大片地区、中美及除巴西的整个南美洲。到16世纪末,世界金融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18世纪的英国,正是依仗其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了荷兰的海上有生力量,并将海洋军事、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这三者结合起来,成就了‘日不落帝国’。此后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经济强国都是以海立国,以海兴国,先盛于海洋,后盛于世界。当今的美国更是重视发展航空母舰、潜艇等海洋军事力量,并积极控制海上战略要地和建立海洋战略基地,将经济、政治、军事等紧紧与海洋强国战略捆绑在一起,为巩固其经济强国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作者看来,牢靠的海洋权益是经济强国需要具备的核心要素之一。为此,该书单独将《海洋强国:撬动经济强国的战略“支点”》作为一个章节去论述。

编辑:赵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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