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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人敢这么写诗| 郭沫若去世40周年

2018-06-14 10:41:59   来源:理想国   【字号:

  

  理想国按: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今天是他去世40周年的日子。翻了翻网页,少有文章提及他。大概,与他本人一直以来遭受的巨大争议有关吧,“今天,有人嘲笑他天马行空的诗,批评他古为今用的剧作,看不起他的政治操守”。

  但在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历史学家许纪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尽管立场和人品多有非议”,但“要论才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郭沫若当仁不让排第一,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各类桂冠于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倒名至所归。”

  在郭沫若众多的身份中,最为大众熟知的,还是诗人。

  20世纪20年代初,郭沫若出版诗集《女神》,当时许多的激进青年,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读了《女神》之后,都如痴如醉,跑到郭沫若一边,成为他的铁粉。”(许纪霖语)

  快百年过去,如今的年轻人再看他的诗,写得好不好,大概会有极大的争论。但不管我们怎么看,《女神》已被文学史认为是“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而其中的代表作雷打不动地会选入我们的中学教材。

  为什么郭沫若的诗在当时那么受欢迎,如今仍然得到主流文学界的极高评价?今天微信,我们节选《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的部分内容,就来说一说郭沫若,说一说那时的新诗。

  “如果没有新诗的出现,‘五四’文学运动就没法开始。”

  “郭沫若把祖国比喻成谁?爱人!在中国的语境里,这是‘陌生化’,这是‘大逆不道’。祖国是爱人,那你自己是谁?今天没有人敢这么写诗。”

  ——许子东

  郭沫若与“五四”新诗

  节选自《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原题:“五四”新诗的发展

  1.

  没有新诗,就没有“五四”

  新文化运动起源,就是梅光迪和胡适争论的焦点——能不能用白话写诗。梅光迪认为,“农工商”可以用白话,但“士”不能全用白话,因为不能用白话写诗。所以,胡适偏偏就用白话来写。

  其实,“五四”新文学以后的四个领域里——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新诗的成绩和古代相比是最弱的。不是新诗不努力,是中国古诗太伟大。

  现代小说把过去在文坛地位最低的街谈巷议、八卦绯闻的东西抬举为文学的正宗,这是小说的成就。

  戏剧方面,中国原来只有唱的戏曲,没有戏剧,所以“play”这个东西是西方来的,完全是新的。

  散文方面,中国古代的“文”是用来考科举的,除了写国家大事以外,写小狗小猫、花草鱼虫的,都是自娱自乐没有功名价值的,既不卖钱,也没有地位。由于周作人、鲁迅、朱自清、郁达夫他们的努力,形成了现代散文这个文类大综。而且,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个用文学建设现代汉语的过程中,散文的功劳是最大的。

  这三个领域的成就都很辉煌。

  但是,也不能忽略新诗的意义,如果没有新诗的出现,“五四”文学运动就没法开始。不能想象现代汉语全用白话,仅有诗歌仍用文言。如果是这样,白话就不是一个正宗的国语。

  2.

  最早的新诗诗人

  最早提倡新诗的两个人,一个胡适,一个郭沫若,政见非常不同,但共同点是胆子大。胡适的名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郭沫若之后再讲。另外,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国共两党里政治地位最高的文人。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几乎都不写小说。比如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郭沫若,没有一个写小说的。他们偶尔写写散文,郭沫若还写戏剧,而徐志摩和戴望舒只是诗人。

  很多诗人只在年轻时写诗。大概诗比较像爱情,不会一辈子都在写的。在大多数时候,写诗是诗人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想写也写不出来。这很像人生当中的爱情。不像做学问、写小说,可以迟一点,多一点积累。诗歌不是的。好的诗可能在十六七岁、十八九岁就写出来了,五年、十年以后就没了灵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诗人不写诗了,做什么呢?

  很多诗人做古典文学研究,还有的做最“难”的甲骨文考证。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都是这样。研究甲骨文、青铜器是很枯燥的事情,可是最有成就的那些考证学者,往往在年轻时是最浪漫的诗人。余英时有个解释,说考证甲骨文更多不是依靠学识、修养,而是依靠想象力。这也是很有想象力的学术推理。

  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七年声讨蒋介石,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便逃到日本去,几年时间就变成了甲骨文的专家。今天,有人嘲笑他天马行空的诗,批评他古为今用的剧作,看不起他的政治操守,但几乎没人否定他的甲骨文研究。

  3.

  地位那么高,恐怕苦衷难言

  郭沫若一八九二年生,四川人,也和鲁迅一样,先学医后从文。《女神》和《沉沦》一样,是前期创造社最主要的成果。北伐开始前,郭沫若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随军北伐途中的几个月里,从中校升至中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邓演达。

  说起来,郭沫若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军阶最高的人。本来,蒋介石还要郭沫若当“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其实就是御用文胆。当时他才三十多岁。

  “四一二”政变时,蒋介石的力量已经很大了,郭沫若却写文章声讨他,还去参加南昌起义,后来逃到日本。郭沫若到日本后,诗也不写了,甲骨文研究自成一家。单凭这一点,也令人佩服他的才华。

  一九三七年时国共合作抗战,周恩来负责和国民党商谈统战。当时需要一个名人出来,做文化界、文艺界的领导。鲁迅已经去世了,周恩来就提议了郭沫若,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导师,郭沫若是中国文学的方向、主将。

  所以,郭沫若就担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当时的文联主席是老舍。这两位都是中立人士。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还做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

  郭沫若有两本学术书,令人印象很深。

  一本书是《十批判书》,批判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如果和罗根泽、杨荣国、周谷城、范文澜等学者的研究放在一起看,会感觉到郭沫若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思维很像诗人,胆子大,想象力超人。

  还有一本叫《李白与杜甫》,其中有一个重大的考证,说李白不是中国人,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

  但他这个考证是有目的的。当时中国和苏联有领土纠纷,如果按照郭沫若的考证,那么苏联的部分地方其实原是中国的——李白是中国的,中亚碎叶城是李白的故乡,所以中亚碎叶城是中国的。其实同一个证据完全可以反过来理解:李白喝酒喝得那么多,还歌颂当街杀人,很多行为都是汉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李白至少是一个少数族裔。

  但最离谱的还是研究杜甫,郭沫若说杜甫是个地主阶级。

  杜甫有一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有一万竿竹子可以砍掉,可见他的地有多大,所以杜甫是个地主。

  还有一首最有名的诗,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说对面的小孩抢他屋顶上的茅草,这些小孩都是穷人,很可怜,肯定家里也没得烧,也没得盖屋,肯定很穷,他们来拿屋顶上一些茅草,杜甫还要喊得“唇焦口燥”,多么吝啬的一个地主啊。

  公平地讲,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好的,晚年做李杜研究,他可能也有为难的地方。“文革”一开始,郭沫若就说他以前几十年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

  郭沫若故居在北京后海,是非常大的一个宅子。可他地位虽高,却连自己的孩子也救不了。当时他为了迎合形势,还写了一部戏替曹操平反,就是《蔡文姬》。别人看郭沫若一生顺风顺水,地位那么高,其实他自己恐怕苦衷难言。

  4.

  草创阶段的代表作

  在新诗的草创阶段,有几首代表性的诗,其一就是胡适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如果今天写这样一首诗去投稿,大概是不会被发表的。但在当时,这首诗就是划时代的。中国的古诗已经发展到非常精深、精致、精美的地步,数千年来最有才华的人都在写诗——不做科学,不做商科,全都在写诗。

  能想象吗?王健林、马云、钱学森都在写诗,整个社会的全部精华积淀在此,到“五四”时却被“两个黄蝴蝶”打破。

  胡适另外有一首《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首比《蝴蝶》好一点,有一点诗意,特别是“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讲出了不同身份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鲁迅的旧体诗非常好,有些散文诗也很精彩,比如《野草》里的《影的告别》: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虽然不大像新诗,但里面的意象太精彩。好的意象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这是写影子,也是写他自己,写他的彷徨,写光明他也受不了(早就预料到了),黑暗他也不能忍受。最后他说,“不如在黑暗里沉没”,非常悲观的情绪。

  还有一首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很有名: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他?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他?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他?

  一首非常简单的、像回归国风传统的情歌,还被赵元任谱成了歌曲。

  当时还有一个诗人叫汪静之,他写的所有的诗,只有一句最有名: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简单的一句话,表现了“五四”对爱情的态度。《沉沦》里主人公的自白,就是名也不要,利也不要,什么都不顾,只要爱情。今天来看,这是很滥情的表达,可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郭沫若受德国的歌德、席勒的影响,他最有名的诗是《凤凰涅槃》: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在当时,这就是时代的最强音,是郭沫若最早诗集《女神》里的代表作。

  另外一首特别有名的叫《天狗》,是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义: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十八岁。

  5.

  《炉中煤》的崇高

  (我们来看一下郭沫若的《炉中煤》)

  《炉中煤》有个副标题,叫“思念祖国的情绪”。这首诗像一首情诗,诗人把自己比作煤,要为爱人燃烧。有的同学不满意这个副标题,因为它限制了想象,“思念祖国的情绪”也太直白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想象里,如果形容祖国是一个人的话,通常是“母亲”。这个非常有意思。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把山川河流想象成母亲,因为抚养我们长大。父亲是什么呢?是王朝,皇帝天子。

  在中国人的传统想象里,我们是民众,祖国是母,王朝是父。如果他们发生冲突,我们帮谁啊?我们帮母亲,母亲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中国人都知道。更何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大部分作家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在象征层面,在“五四”时期,王朝、政府可以被打倒,政治道统要被推翻,但祖国“母亲”始终是爱的对象,必须对她忠诚,不管写实还是象征。

  但在这首诗里,郭沫若把祖国比喻成谁?爱人!在中国的语境里,这是“陌生化”,这是“大逆不道”。祖国是爱人,那你自己是谁?这只有在“五四”时才会发生,今天没有人敢这么写诗。同时也说明了“五四”文学的浪漫、不拘一格。

  有一首意大利歌《我的太阳》,我原以为是歌颂意大利或太阳神阿波罗的,后来才知道是唱给情人的。原来心中爱一个人,可以把她比作太阳。郭沫若把祖国比作爱人,这是“五四”的声音。读诗能读出一个时代。

  讲一下审美的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否则不太容易理解。

  第一是“优美”。比如《再别康桥》里的平湖、花朵、垂柳、月亮、小桥流水。《雨巷》也是优美,是一种感伤美,纸伞、小巷,凄美、惆怅的意境,比较容易理解。朱光潜早就总结过,在古罗马到中世纪时,“优美”的标准是完整、平衡、有光彩。当然,实际变化有很多种,这只是最简单最抽象的定义。至于“美”可不可这样定义,“美”有没有普世性及客观性,这个以后再讨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郭沫若诗中黑乎乎的、烧死自己的炉中煤,为什么也是审美?

  第二,“崇高”。这个美学概念,是古罗马的朗吉弩斯提出的。某种程度上,悲壮、雄伟、惊险的审美对象其实很可怕,会伤害人,比如惊涛骇浪、危险的悬崖、陡峭的山峰,还有凶猛的狮子,是“有距离感的危险”,使人感到“安全的恐惧”。但人们也觉得它美。《炉中煤》里写:“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其实是可怕的自焚。爱情就像自焚。

  英国美学家博克把人类的基本情欲分成两类,“一类涉及‘自体保存’,即要求个体维持个体生命的本能,一类涉及‘社会生活’,即要求维持种族生命的生殖欲以及一般社交愿望或群居本能。大体说来,崇高感所涉及的基本情欲是前一类,美感所涉及的基本情欲是后一类。”

  两个本能,促使人追求两种美。

  “优美”,是和性有关的,与延续繁殖的爱美的心理有关。

  但“崇高”满足什么欲望呢?“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从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人有一种恐惧宣泄的欲望,其实就是求生的欲望。

  人在这两种最基本的欲望中生存。审美是人的心灵需求和无意识欲望的对象化,“优美”是幼小美好的东西的对象化,“崇高”是巨大可怕的东西的对象化。从后者这里,人们的恐惧情绪得以宣泄,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讲过了。走出剧院时,你得到一种净化,悲剧就是起这个效果的,令你悲鸣、怜悯。

  人爱可怕的东西,比如看恐怖片、武侠片是看不厌的,打得一塌糊涂,血淋淋,但都知道好人会赢,知道它是怎么个套路,但还是会去欣赏,简单说,就是“被虐”。但这个“被虐”背后,是满足一种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感。

  从字面上理解,“崇高”是“我向纪念碑敬礼”,而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sublime),却是宣泄恐惧。当然也很勇敢,如《炉中煤》里自焚的恋爱者,为了心爱的女人把自己烧掉,这就是崇高美。刚才讲的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也是这个道理。

  说明:本文选自《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第七讲“‘五四’新诗的发展”。本文为节选,在原文中,许子东力图以两节课,通过胡适、郭沫若、戴望舒、闻一多、卞之琳等代表诗人代表作,“把‘五四’新诗的全貌勾画一个基本的轮廓,同时衔接当代朦胧诗和古典诗歌。此处仅节选郭沫若为代表。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源于许子东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经典课堂实录,融会了几十年的积累,将来可扩展为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这一堂堂现代文学课,囊括“五四”起源、各家流派,以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共12讲,可见鲁迅的“反省”、郭沫若的“创造”、茅盾的“矛盾”、巴金的“年轻”、老舍的“命运”、曹禺的“影响”、郁达夫的“苦闷”、丁玲的“扑火”、沈从文的“反潮流而动”、张爱玲的“无家可归”等等,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寓言。

  课堂实录的金句与神来之笔,化为小字旁批,约有160余条,大珠小珠,与正文相映成趣。另增11份许子东开列的进阶书单、10位文学巨匠的创作谈、1条中国现代文学时间轴,以及260多个详注,帮助打开民国时期的文学地图,打通更多的知识关联,更新认知视野。

编辑: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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