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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贤君:当年家住一间房

2018-05-29 15:02:01   来源:北海文学   【字号:

  1976年五一节,我和父母亲分家单过,一家四口住在武英街16号二楼东楼一间只有9.98平米的房子里。当年艰难拮据的生活,善良的街坊邻居对我的细心呵护,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老人已故去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挥之不去,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

  写字台放在床铺上

  我家在1954年搬进这个大杂院,门牌是小湾街五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风格内有隔墙,由二层楼组成的四合院,有四个楼梯、四个街门可供出入。这座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住宅水泥钢筋灌浆,十分坚固。房头高,不压气。楼上木地板,窗户是欧美风格上下提拉式窗。采光通风好,安全。风再大也不怕刮碎玻璃。现在这座老楼和绮丽大厦隔街相望,每当路过这里,看到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宅,感到十分亲切,不由人感慨万千。

  那年我大儿11虚岁,小儿2虚岁,四口家生活在这一间房内十分别扭。东窗下南北走向放着一张老式木板床,四个人睡觉要东西走向躺着,我腿伸不开,只好把脚放在椅子上。床的南头西侧放着一张老式带镜子的梳妆台,成了我的写字台,床的北头西侧是老爸当年开裁缝铺时盛衣服的两扇玻璃门大柜,它成了我的书柜,柜前放着一把椅子。东窗北面墙上钉了两个大钉子,吊起一副短铺板,我拾了一个一鞋厂扔掉长方形纸箱子,用花纸一糊,盛衣服,放在木板上。秋天,南墙靠门处房管所给砌了一个锅台,可烧煤用大锅做饭,锅台和梳妆台之间正好能放下一口水缸,北侧紧挨玻璃柜是个老式盛衣柜,顶层两个抽屉,中层底层一层一个大抽屉,成了碗柜,盛粮、油、碗盆等物。紧挨着碗柜北墙旮旯放着一个菜墩,墙上挂着刀架。夏天好凑付,冬天在屋子中间生上烟筒炉子,那时老楼哪有自来水,挑水回来,隔着火炉往水缸里倒水,那真是八十岁老太太穿高跟鞋——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当年,我妻子是农业户口。政策规定孩子户口随女方。因此两个儿子也是农业户口,在生产队分粮吃。而孩子一旦过了十六周岁,终身就是农业户口。再想转城市户口,那可是在帆船上跑马,走投无路了。我月工资32.5元,外加三元附加工资。老母亲没有工作,每月要给老妈五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压力沉甸甸的。但街坊邻居都伸出温暖的手,北楼徐大姨是烟台皮件厂李书记的老伴,慷慨解囊。刚分开家没地方做饭,她把一个老式蜂窝煤炉子借给我用,我妻子就在门外炉子上做饭,度过最艰难岁月。好过年了,徐大姨送给我大米、猪头、大白菜、糖菓。须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城市居民一个月凭票供应半斤鸡蛋、半斤花生油,徐大姨对我的照顾胜似亲人,这是多大的恩情啊!还有南楼万玉清大娘,每月都给我三斤粮票,这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郝基莲大嫂是个木工,来帮我干这干那。我妻子病了,刘志敏大姐来嘘寒问暖。大杂院里哪一家子有难,八方支援的淳朴民风啊,是多么令人留恋啊。

  我这个人平生没有任何嗜好,就是爱看报看书和写作,从上小学就不知天高地厚有个作家梦。那时候我在烟台制革厂烧锅炉,自费订了份《光明日报》,骑着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上班。车把上挂着两个包,一个盛饭盒,一个盛报纸、笔记本、稿纸。那时,电力供应紧张,对工厂经常拉闸限电,一停电,锅炉就不能运行,就要关闭送气阀门,我就坐着小板凳,伏在盛化工材料废弃的木箱子上看书写稿。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伏在写字台上写稿。伏在梳妆台上写稿没有地方伸腿,太憋屈了。

  1980年春天我涨工资了,每月又有奖金,我花78.8元买了一张崭新的写字台,搬到二楼走廊上又犯愁了,放哪?干脆,我在床上靠南墙铺上报纸,把写字台放床上,打夜班回到家中一个人睡觉时,头朝北,把脚伸到写字台两组抽屉中间,十分舒服。大儿则在靠西门处用面板做椅子搭个小床睡,白天拆开。在家要写稿怎么办?干脆把椅子也搬到床铺上,马驹子拉车——上套了,在床铺上写稿。改稿乃蜜月,文章胜娇妻,我可充分享受工作之余的时间写稿的乐趣。

  共产党的恩情写不完

  生活再怎么艰辛拮据,总有人的话语像严寒的炉火,温暖你的心扉。上世纪70年代烟台制革厂党支部的领导们,文化程度低,年龄又大,任职时间长。当年烟台市(即现芝罘区,原烟台市1983年10月改成芝罘区)二轻系统所属各厂领导又都是创业派。即建厂时国家没投一分钱的资,全是些同行业手工业作坊中的业主和工人联合起来,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工厂,逐步发展壮大。他们牢记共产党一心为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把职工的疾苦挂在心上。我厂书记常说“共产党不能饿死人”。他听闻我妻子做避孕手术,就派供销人员专程给我去买猪头、猪下货,当然,别的职工家属有类似情况,求到徐书记,还有求他买大镜子、建筑材料、廉价鞋,他都来者不拒,认真当事办。我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上哪去买猪头猪下货,只有干好本职工作,报答领导的关怀。

  更令我难忘的是1975年春节前夕,厂工会给我50元的救济款。本来按当时惯例,我和我父母亲在一起过日子,没有资格吃救济,我也没写申请。可我生活困难在全厂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无人不知,无人不同情。厂领导破例照顾我,这5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供销的面粉是一角七分八厘一斤,坊子煤一分二厘六一斤。收到救济款后,春节期间,厂工会主席、副厂长高春景还到我家走访,问我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厂里帮着解决。

  从1976—1978春节前,连续三年每年都救济我八十元。烟台制革厂党支部老领导雪中送炭的恩情,我终生不忘。

  1980年春,因烟台制革厂效益好,是烟台二轻工业系统的利税大户。上级党委决定,街道办的纺绳厂合并到我厂来,纺绳厂工人们生活有保证,有地方领工资了。可纺绳厂在市区繁华地段有不少厂房,厂领导就加以改造,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把位于胜利路109号一座有四间大厂房的独门独院,原是纺绳厂的维修车间,中间砌起两道墙壁,改成一间厨房,两个卧室,一间卧室有炕,改成三间房,我分到西侧三间,居住面积一下提高到26平米,大儿有了自己的房间,写字台也有地方放了。1981年春节前夕,我家兴高采烈地搬进新居。

  由于烟台制革厂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7年我厂又在西南河路北端东侧盖职工家属楼。

  1988年6月我又分到五楼南头一幢房,居住面积53.99平米,本来按规定职工有一儿一女(工人土话称两色孩子)才能分到这个大房,而我两个儿子,只能分个小房。可我那时已调入工会,经常给报社、电台投稿,反映我厂生产经营情况和好人好事,厂领导十分重视宣传报道工作。说老毛写稿熬夜,需要个大房子。这个居室有两个大卧室,靠东门一个大房间,玻璃隔断一分为二,外间是厨房,里间东南角放着写字台,北墙下放着一张小床,圆了我多年魂牵梦绕的书房梦。这下自来水、厕所都在家中,电线都嵌设在墙壁里。厂里还给每个房间都按上日光灯。搬家那天,厂里不仅派车派驾驶员来帮着搬,厂党总支副书记孙彦国同志也来当装卸工,楼上楼下,忙个不停,使我充分感受到党的温暖。

  我衷心感谢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生活越过越幸福,越过越滋润。老百姓居住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大儿原来住我老父亲留下的三间公管房,不到26平米,2009年享受到芝罘区委区政府给百姓拆迁的红利,搬到华信家园五楼正方楼,居住面积有八十平米,这里地处老烟台西沙旺东南角,南面不远处是火车站煤场,风一刮煤末刮得人睁不开眼。可现在这里小区物业管理得很好。园区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楼道内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楼梯栏杆擦拭得锃明瓦亮,真是旧貌变新颜。小儿则贷款在莱山区买了一幢居住面积170平米背山面海的高层住宅,三室一厅有两个厕所。我因躲迁住在市区繁华地段一南北通透四楼上,居住面积八十多平米。一位文学青年来看我说:“毛老师,你躲迁还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当年一家4口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想到四十年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能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能生活在连续五届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烟台首善之区芝罘湾畔,是我们的福气。我今年已75虚岁了,真想多活二三十年,看到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党的光辉照我身,芝罘湾畔会更加云蒸霞蔚,生机盎然。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编辑:赵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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