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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吉童:怀念母亲

2018-01-18 14:00:58   来源:昆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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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亲去世后的那几年里,我曾不止一次想为她也是为自己写点东西。但往往是刚一开头就写不下去了。我并不是不想写。在自己的写作经验里,每当大量的情感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时,我往往被它们冲撞得东倒西歪,下笔去写时,也往往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开始,又应该在哪儿收尾。为此,我时常在吃过晚饭后,一个人走到村西的庄稼地里,走到母亲的坟前,围着坟头转圈圈,顺便弯腰拔几根草,也顺便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等回到家再铺开稿纸去写时,却仍然写不出来。有时想:母亲是我一个人的母亲,而那些与母亲有关的大小事,我也应该自始至终埋在心里,避免让外人知道。时间久了,这种“写点东西”的想法便被搁置了起来。

  前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了许多“有意思”的往事,便翻出素材本,很有条理地记了下来,直到凌晨一点钟左右才上床睡下。睡下后却无缘无故地做起了梦,梦见的是母亲,她看起来仍是三十岁刚出头的年龄,仍是当年的打扮,甚至仍是当年的沙哑嗓音。我十分清楚地记着,母亲坐在我的床头对我说:“童童(我的乳名),别太节俭,也别太浪费,学校里的饭菜的确不如咱家做的好吃,可是不管吃孬吃好,总得多吃点才行啊。”这是当年母亲时常对我说的话。

  第二天醒来,我还纳闷儿,怎么昨晚就梦到母亲了呢?朋友说,肾虚的人往往容易做梦。这我说不准,或许真的是肾虚了吧。但在吃早饭时,我却猛然想到:昨晚自己记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往事,有关于祖母的,有关于父亲的,甚至连我的继母都提到了,而唯独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却只字未提。只字未提就是说明自己已经逐渐地在将母亲淡忘了。这是母亲来提醒我了么?对于一个人而言,倘若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要淡忘了,那还能指望他记住谁呢?是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的朋友:“如今的血缘关系已经算不了什么了,相处的时间长了,即便没有感情也能日久生情,而隔离的时间久了,再深厚的感情也很容易被淡化。”

  可是无论如何,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母亲育养了我近十年,并且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该也不能将她淡忘,绝对不能也不可能。

  想到第二天便是清明节,我便提前去商店买了几刀火纸。由于学业上的原因,我无法回到故乡,回到母亲的坟上。但听家里老一辈的人说,随便找一处十字路口焚烧,那死去的亲人也能收到(纸钱)。但近几天里,长春的雨水较多,通常一下就是连续几天的毛毛细雨,并且还伴随有较大的风。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冒雪到母亲的坟上去焚烧火纸,烧到最后,有几张火纸被雪水浸湿没有烧尽。父亲就对我说:“这是你妈不想收我的钱啊。这么多年了,你妈还在恨我哩!”于是,我只能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楼道里的拐角处勉强烧一烧了。可我并不知道,我的这一行为却被头顶上的摄像头给拍了下来。第二天清早,我便被叫到办公室里挨了一通批。为此我深感无奈和愧疚。

  现在正值周末,我又有时间来思考这件事了。但笔下我依然开不了一个像样的头。先拟一个提纲么?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前必须要做的一道工序。可转念一想,作者之所以要先拟提纲,那是为接下来编造故事做准备的。可我这并不是在编造故事!我想,当年母亲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也绝对没有一个现成的提纲。那就这么写吧,或许不伦不类,但至少将自己多年的心血和感情倾注其中了,至少可以弥补一下我对母亲的亏欠,也至少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片刻的安宁了。

  

  在我能记事之前,那些发生在母亲身上的大小事,我都是听几位舅妈和那些邻居们说的。我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属实,但我想,从这其中一定能看到母亲年轻时的影子。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兄妹六个,母亲的年龄最小,学历也最低。母亲对我说过,她没读完四年级就辍学回家了,我读二年级时的数学题,母亲就显得有些作难了。

  在此,我想借机说一下我的外祖父。据说,我的外祖父是当地的一位极有声望的书法家(如此说来,我的母亲也算是出生于书香门第了),我见过他的书法,仅仅从“浩气贯长虹”这五个隶书小字上,便能看出其书法造诣之深了。我想,之所以后来我能喜欢上书法,也能提笔写几个字,这其中或许有他的遗传基因吧。外祖母告诉过我,说当时有几个外地人来请我的外祖父去做县长,但外祖父说什么也不去,只想寻清净而专心钻研书法。只是外祖父的脾气不好,他从来不跟家里的大人孩子坐在一块儿吃饭,偶尔坐在一块儿,那脸也拉得长长的,似乎总是有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了。在母亲七岁(或者是九岁)那年,外祖父便因病去世了,所患何症,至今也没有人对我说过,我也没去打听过。

  母亲信耶稣,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至于她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而信上耶稣的,我不知道,也从未打听过。按我自己的想法是:当时在村儿里(或周围),肯定有那么一伙儿信耶稣的人,母亲在平时是受了他们的“教诲”而感染上的。

  虽然一直以来,我也自认为是一名基督徒,并且时常翻看当年母亲遗留下来的那本《圣经》,但我看不惯周围那一伙儿同样信耶稣的人。在我的认识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分化或分裂,至于最后传入中国的到底是基督教的哪一个分支,恐怕现在教堂里的那些所谓的“神甫”也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世间万物都是耶稣创造的,耶稣长了一副外国人的脸面。

  在今年年后来长春的火车上,我便亲眼看到了这么戏剧性的一幕。一位老头在向邻座的一位大学生“传教”。大学生问那老头:“那你说这《圣经》是神写出来的?”老头说:“是神借助人写出来的。”大学生又问:“那你说这地球上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老头说:“怎么能说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这整个宇宙里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大学生又问:“那你说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里,你算个什么?”老头说:“灰尘,一粒灰尘。”大学生说:“行了行了,这宇宙中的灰尘实在是太多了,神他老人家恐怕根本都顾及不到你,你还是别信神了!”老头并不生气,反而说:“一切都是有定数的,神既然把咱们创造出来了,他肯定会把咱们安排好的,神把这一切早都安排好了。”大学生也来了劲头儿,说:“神都给咱安排好了?那好,你去问问你的神,咱们的钓鱼岛这件事结果会怎样啊?”老头一听这话就不言语了。

  我读《圣经》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从中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圣经》中有一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其大意是:上帝绝对不会交给你一副你挑不动的担子,倘若上帝这么做了,那他肯定会同时提高你的承受能力。所以,我自认为《圣经》(包括其他教派的经典),也同我们的“四书五经”一样,属于教化典籍。

  直到现在,我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母亲教给我的一首“神歌”,歌词为: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再幻觉,走一生极乐路。还记得在一次圣诞节晚会上,当我唱完这首“神歌”之后,那“神甫”还送了我一包花生。

  母亲告诉过我,说是有一次我的表哥发高烧,发高烧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但表哥的反应却有些不正常,整日整夜地哭,伸胳膊蹬腿,同时不住嘴地说梦话。我的外祖母认为孙子“中邪”了,便请来了邻村的一位老太太,让她帮忙在院子里烧纸“叫叫”(一种迷信行为)。而信耶稣的人是最看不惯这些的(包括后来每次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不许我出门,说这几天外面不“洁净”)。于是,老太太在院子里烧纸,母亲就在屋里读《圣经》。结果,老太太刚刚点着的火眨眼间又灭了,再接着点还是照样灭,最后那火纸只得投进炕灶里烧了。这件事我更说不准是真是假,或许是凑巧造成的吧。

  

  母亲在娘家的那些事,我知道的并不多,后来大年初三去外祖母那里,人们都知道我刚刚没了娘,怕我伤心,也便很少向我提及那些事。

  在母亲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经媒人介绍,便嫁给了我的父亲。那媒人是我父亲的三舅,也就是我的三舅姥爷。

  这场婚事起初还是很美满的。尤其对于我的外祖母来说,自己年龄最小的闺女也终于嫁了出去,并且是嫁到了一个极为富裕的人家里。母亲似乎也为此而感到了自豪和荣耀。

  然而,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先是我的祖母发现,自己的大儿媳妇(我的父亲兄妹三个,排行老大)竟然不会做针线活儿。不会做针线活儿没关系,老人完全可以教她。为此,祖母还经常对我母亲说:“你一天学一个活儿,一个月三十多天,就能学三十多个活儿。”但母亲的脾气拧,或许也是在跟自己的婆婆耍小性子吧,在许多针线活儿上,祖母要她这么做,她非得反着来。有一年冬天,母亲第一次为我做了一件棉裤,我穿在身上已经一周多了,那引线的大头针还在棉裤上吊着呢。祖母发现后,大叫道:“娘哎,好歹没扎着你哩!”母亲回到娘家后,反而将这些事当做笑话说给了我的二舅妈她们。这些事也正是后来我的二舅妈告诉给我的。

  在我的家庭里,似乎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特点(确切的说,应该是一种缺点),那就是: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方式办事(不论办事的方式对不对),并且决不允许别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即便你提出了反对意见,那我也得先把你说服。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笼罩下,婆媳之间便产生了矛盾,并且日积月累,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甚至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母亲从未进过我祖母的家门。等到我的二叔结了婚后,我那刚进门的婶娘却暗中与婆婆站在一块儿,共同“对付”我的母亲。这件事主要是我的几位姨母告诉我的,当然我自己也多少有这么一种感觉。

  再后来,由于母亲信耶稣,便时常不顾及家里,无论白天夜里,得空儿便往村南的大银子(一位“神甫”)家里跑。甚至在怀孕后的几个月里依然如此,有几次便吐在了大银子家的地板上。等到我要出生时,母亲却又将那一伙儿“同行”请进了家门。在我出生之后,母亲又带着我去大银子的家里“听道”,我说:“妈,我在大银子的家里总是犯困。”母亲却说:“大银子是你叫的?”又说:“觉得困的时候,你就睡在他家的床上,那床的四周有神在看着你,睡得也踏实啊!”这些事被我的祖母看在了眼里,曾不止一次地当面劝说过她,但我母亲却只字听不进去。祖母只得将在儿媳妇身上没有发泄干净的火气转而泼在了我父亲的身上。在这方面,母亲的确做得有些过分,而且她和我父亲关系破裂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父亲白天在外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大门却敲不开;等他翻墙进到院子里,发现屋里黑洞洞一片;进到屋里后,又看见锅碗没刷洗,床铺未伸展。那积存已久的火气顿时又蹿了上来,知道我母亲还在大银子家里没回来。但他从不去大银子家里动武,只坐在沙发上抽烟,干等着我母亲回来。等到后半夜,母亲推门进来后,他便动了手。当时父亲兄弟两个同住一个大院儿,二叔和婶娘听到这边打起来了,却从未前来劝阻过,反而有几次咯咯地笑出了声儿。

  此后,母亲依然见天到大银子家里去,夫妻间的不和谐也就一直持续了下来,直到母亲生病离开人世。父亲的脾气之粗暴在全村儿是出了名的,所以我不敢当面指责他,也很少在他面前撒娇。但我完全可以劝说母亲,劝她不要再去或者是少去信耶稣。但母亲却对我说,以前我有一位董姨(一位姓董的姨母)也信耶稣,董姨的男人用打火机烧她的脚心,一边烧还一边问她:“你还去信(信耶稣)吧?!”她说:“去!”那男人就烧了她的左脚烧右脚,烧得满屋子里一股肉味儿,可我这位董姨仍是一个“去”字。最后母亲还说:“你看,那么苦的罪,你董姨都忍受得了,我这算得了什么啊。”又告诉我:“咱家的屋门以前是黄色的。当时你爸爸打得我满脸是血,溅得屋门上也尽是血点子,后来擦不干净,这才让人刷成了绿色。”当然母亲绝非圣人,她也有忍受不了的时候,她喝过1605(一种农药),但送进医院后又被抢救了过来。

  无论有多少不是,但母亲所尽到的义务却是其他农村妇女所远远不能比及的。父亲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甚至有时整日整夜的不回家,庄稼地里的活儿也从不关心,几口人的庄稼地,播种,施肥,除草,打农药等等,都指望母亲一个人去忙活。据说有一年夏天,母亲在庄稼地里打农药,脸上被花蚊子咬了一口,痛痒难耐,便不时地伸手去抓挠,那手上沾了药水,结果脸部受感染肿起了一个深紫色的大疙瘩。

  在母亲去世后,祖母四处委托亲戚,想再为我父亲娶亲,并对我父亲说:“你也别再挑三拣四的了,你想再找一个跟牲口似的媳妇?不可能了。”接下来的几年里,父亲又结过几次婚,但每次都觉得不如意。在我高中时期,父亲曾对我说:“爸爸对不住你啊,让你九岁就没了妈。现在想想以前做的事,也觉得后悔啊!”

  四

  我是一九九三年阳历三月三日出生的,而母亲是在我九岁那年的阳历三月三日去世的。这或许是上帝的特意安排,目的是让我永远不要忘记母亲吧。

  我的一位大娘对我说过,说我当年出生的时候,母亲痛得死去活来的,她为了让我母亲用上力把我生下来,便将我母亲背了起来。我当然不能细问这到底是怎么个背法,生孩子的事也原本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但无论如何,我被母亲生了下来。

  此后,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母又吵架了。那一次或许吵得太严重了,母亲便躲回了娘家,并且声明她再也不回来跟我父亲过日子了。我的祖母也早就盼望这一天了。但我那三舅姥爷却专门为此事从城里赶了回来(当时家里来了不少亲戚,院子里摆了一长溜儿的自行车),对我祖母说:“离婚当然可以,可你以后还能找到这么一位肯下苦吃力的媳妇么?再说,童童刚学会走路,培东(我的父亲)又整天不在家,谁来照顾孩子啊?”经他这么一说,祖母才决定把我母亲“请”了回来。我记得那天下午祖母切开了一个大西瓜,拿了一块对我说:“童童,把这一块给你妈送过去。”我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一瞧,母亲刚被接进家门,正在院子里支自行车。我一看忙扭头扑进了祖母的怀里。祖母说:“你怎么不给你妈送过去啊?”我说:“那不是俺妈,那是人!”“人”是我们当地对客人的俗称,家里来客人了,我们就说是家里来“人”了。显然是母亲在娘家呆的时间太长,我已经完全不认识她了。后来,母亲自己也提起过这件事,她说当自己狠下心来要离开这个家时,还进屋看了看我,看我正躺在床上玩儿,便伸开胳膊对我说:“来童童,让妈抱抱。”我却扭头滚到床内侧去了。对于这件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再后来的事,我记得就清楚多了。那次觉醒来便不见了母亲,急忙光着脚丫子跑出去看,在大门口处正看到母亲往自行车的后座上捆绑被褥,旁边的二舅妈还在帮忙收拾,看见我跑过来了,她便拉着我母亲走。我一见这情况,顿时哇地哭了起来。父亲却一把将我抱住并关上了大门。那时候我家的过道里安装的还是“梯门”(一种用棍棒临时钉成的木架子)。我双手扣着门缝,哭着喊着,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登上自行车走远了。父亲还在哄着我说:“不哭不哭。”我也不知道那次是怎么才停止哭的。

  等到我上了幼儿园,也往往是母亲来接我回家。有一次放学,当我背着书包第一个冲出学校大门时,却发现门外站着的是父亲。我还问他:“俺妈怎么没来啊?”当时直觉告诉我:母亲又回娘家了。父亲把我抱到自行车的大梁上,说:“你妈又打我了,你看,爸爸的胳膊都被你妈打出血来了。”说着还捋起袖子来让我看,那胳膊上果然破了几处。我还说了一句:“俺妈下手怎么这么毒啊!”而回到家里,我看到的却是母亲蹲在灶火口做饭,黑裤子上满是脏脚印。记得当时我从大梁上溜下来,跑过去问:“俺爸又揍你了?”母亲没说话,眼泪却已经流了下来。父亲站在屋门口拿了一本蓝色的小册子,冲我说道:“过来童童,爸爸给你买了一本书,笑话书。”我扭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过去。父亲却坐在马扎上读了起来,说是有一只狐狸为了骗取熊猫手里的巧克力吃,便对熊猫说:“你这不是巧克力,是‘笨’克力,吃了之后你就变笨了……”

  此外,母亲还常对我说,她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朋友,已经给她来过三封信了,要她也到外地去,顺便再在那里找个婆家。我听后很是担心,并且暗骂那位朋友不是个东西。从那以后,我每次放学回家,总是先在院子里喊一声“妈”,听到回应后我就安心了,并快步跑进屋掏出教材来,对她说今天在学校里学了哪些内容。我告诉她学校里的老师总是摸我的头,我不想让她们摸。母亲说:“那是你老师稀罕(喜欢)你。”倘若一时听不到回应,我就意识到母亲真的去外地了。便不顾天黑地出门寻找,在外走着走着又哭开了,同时想起母亲对我说过,小孩儿不能在外面哭,容易招引“魔鬼”。可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了,随便碰见一个人就问他:“你看见俺妈了么?”那人不认识我,就说:“你妈是谁啊?”

  这辈子,我或许会忘记母亲说过的所有的话,但就是这一句,即便到老死我恐怕都不会忘的。记得当时的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母亲站在我对面说:“我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跟你爸爸离婚了!”也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支撑着她一年一年地在这个家里熬煎,熬得住得熬,熬不住也得熬,就是为了我,她心爱的儿子。但她最终没能熬过去。其实我也不止一次地想过:即使不出意外的话,母亲也不可能死在我后面,毕竟我要比她年轻得多嘛。可我怎能想到她走得竟然这么快,走得这么突然,突然得让我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但耶稣却将我的母亲送进了医院。一次下午放学后,我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妈”,没听见回应,便又出门去找,却碰见了祖母,她对我说:“你妈住院了。”我问:“俺妈怎么了?”她说:“病了,谁没个病啊!”

  第一次住院没过多长时间,母亲便回来了。那天的天气很好,窗外的石榴树吐出了新芽,伸展开的叶片被阳光照得翠绿透亮。我当时正躺在床上看“恐龙战队”,母亲便进门了,她的气色也很好。我从床上爬起来问她:“你回来了啊?”母亲将一塑料袋药品丢在沙发上,笑着说:“回来了!”说着又拿出她在医院里用过的一只白色的饭碗,对我说:“医院里的条件还真不错,这饭碗是塑料的,设计得也挺科学的。以后你吃饭就用这个碗吧。”我又问:“那你好了么?”母亲说:“好了!”我又问:“那你还去医院吧?”母亲说:“再也不去了!”我便溜下床来,忙着为她倒水。但由于母亲不在家,那暖瓶里都是空的,仅有的少半瓶水也早已经凉了。

  然而,没过几天母亲又觉得不舒服了。她浑身上下如尚未蒸熟的馒头,一按一个坑儿,长时间恢复不了。我也感到好奇,并亲手按了几个,觉得还挺好玩儿的。

  母亲又住进了医院。后来她告诉我,由于我的大舅在城里的药材公司上班,在医药费方面,医院可以照顾一些,但她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却极其困难。当时母亲已经近乎虚脱了,每上一个台阶都觉得浑身的骨头被抽掉似的,必须坐下来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次住院也没过多长时间,母亲又回来了,回来后的气色也同样的好,还告诉我同她住在一起的一位妇女,腚大如盆,整日吃火腿肠。但这是母亲最后一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出院。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母亲住院期间,父亲的脾气却温和了起来,并且亲手为我做了几顿好吃的饭菜,我这才知道,原来父亲的厨艺是这么好,甚至比我母亲都好。

  二零零一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母亲回了娘家,一呆就是一周,其间来电话说她又病了,等病好了就回来。祖母还埋怨她说:“二十五日是不准出门的,那是忌日!”

  等我把那几位小伙伴儿送走再回来时,父亲已经把我母亲抱回了屋里。我看到母亲的床边站了许多人,有祖母和父亲,还有二舅和舅妈,婶娘他们也过来了。母亲躺在床上,睁着眼,还是不说话。到了这时候,我仍然以为母亲会好起来的,也仍然没怎么在意,便去打开电视来看,那“恐龙战队”刚好上演。舅妈却说:“童童,把电视关上!”我很不情愿地关上了电视,听他们嘟嘟囔囔地说话,各说各的,却一句也听不清楚。

  后来的几天里,我那位当医生的亲戚便时常到我家里来,为我母亲输液,扎针。可母亲依然是下不了床。

  学校下发了新教材。中午我回到家,却发现母亲已经在床上坐了起来,可脸面上依然是病怏怏的表情,说我的几位姨母又来看她了,拿的吃食都在柜子里放着,让我随便拿着吃。我欣喜之下,便将教材一本一本地掏出来向她显摆。母亲并没有笑,只是说:“童童,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啊。”我“嗯”了一声。母亲又让我在她的上衣兜里拿十块钱到商店买几斤红糖,我却借机偷着多拿了十块钱。

  接下来的几天里,母亲基本上安稳了下来,不拉泄了,也不呕吐了,屋里的酸臭味儿也淡了。然而,母亲却开始犯糊涂了,睁着眼睛说胡话。一天中午,祖母包了饺子,拾了一碗让我给母亲端过去。我坐在床头上喂母亲吃,母亲刚吃了两三个就说吃饱了。我说:“妈,你多吃点。”母亲说:“吃得不少了,都吃了十多个了。”我听后还笑了起来,心想:母亲怎么都糊涂成这样了啊。但我却看见母亲在盯着我看,眼里满是泪水,稍一眨眼,那泪水就滚到耳后去了。

  在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年,我去外祖母家,二舅妈告诉我说:“当年你妈生病的时候根本没人照顾。我跟你大姨母到你家里去,推开屋门一看,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妈自己在床上躺着。”我听了之后满脸愧疚,心想: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有没有祖母无所谓(其实在母亲病重时,付出最多的还是祖母),有没有父亲也无所谓,有没有婶娘更无所谓,可关键是那一直被外人称为“最懂事的孩子”的我呢?我当时在哪里?!我当时又在干什么?!

  仅仅到了第三天(二零零一年阳历三月三日)的早上九点多,我正在婶娘的屋里看电视,看得正起劲儿,婶娘却捂着嘴进来了,见了我就骂了一句:“你这个傻孩子!”说着一把抱住我哭了起来。我意识到不好了,忙挣脱开跑到母亲的屋里。屋里又站了不少人,父亲在忙着打电话,急得团团转。而母亲依然躺在床上,跟以往并无两样,只是脸上已经蒙上了一块白色的手帕。

  母亲的葬礼是十分隆重的,但由于母亲生前信仰耶稣,父亲便没有雇用那些吹吹打打的艺人。那一天里,一直有亲戚从远处而来,有的我并不认识,他们却见了我就抱着我哭。我并不伤心,反而“哄”着他们说:“别哭,别哭。”我走到祖母的屋里,看见大舅和大舅妈也来了(在此之前,由于我父母之间的问题,他们很少来我们家),大舅呆坐在椅子上,黑封着的脸拉得长长的,大舅妈站在客厅的中央,也同样黑封着脸。只有祖母在一旁说:“自从前天开始,小慧就一直说胡话,今天早晨我进门时叫了她一声,没人应,又叫了一声,才知道……”说着就又哭了起来。我受不了这种氛围,便走出门去,还想着去找那几位小伙伴儿。有一位邻居问我:“你干什么去啊?”我说去玩儿。她说:“你知道你妈死了吧?都到什么时候了!”我没搭理她。因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人一闭眼,从此就没了呢?没了又去哪儿了呢?明天还会不会回来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跪在母亲的灵堂前,低着头。我的几位表哥也从家里赶来,同样低着头跪在另一侧,他们是哭了的,并且不住嘴地喊着:“姑……姑……姑。”而我听了却哧哧地笑了起来,跪在近旁的一位亲戚听了,问:“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还能笑得出来,或许被别人骂作“不懂事”吧。但我当时的确产生过一种想法,不过这种想法一晃就过去了,我想:“俺妈终于解脱了。”现在看起来,难道不是这样么?只是在将母亲的骨灰盒埋进土里时,我真的嚎啕大哭了起来。此后,我的眼睛像是得了一种病,总是水汪汪的。

  丧事过后,父亲又带着我去走动了几家亲戚,让我跪下来挨个给人家磕头。他们都说我母亲死得太突然了,让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但我的外祖母见了我和父亲却说:“俺也纳闷儿了,俺闺女死了,怎么俺心里也不难受啊,真的一点也不难受啊!”但她的两只脚的脚心处却无缘无故地生出了两个拳头般大小的血泡。

  

  至今,母亲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今天,作为她的儿子,我终于完成了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我觉得自己又重走了一遍“来时路”。同时,我也想到了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在此,我还想对我的母亲说几句话:在你去世的那几年里,祖母,婶娘和姑母等人对我也很照顾,尤其是祖母,她简直充当了我的第二位“亲生”母亲;父亲又结了婚,看样子他们会长久地生活下去;祖父母的身体虽然大不如往年,但他们仍然活得很坚强;外祖母如今已经年近九十,生活仍然能够自理,只是眼睛不好使了;在你去世后的第四年里,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咱城里最好的中学,并在学校里碰到了我的大舅妈,她一直关心着我,帮我解决了许多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在你去世后的第七年里,我再次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咱城里最好的高中,并开始了我最钟爱的文学写作,写的就是咱们那一块儿的人和事;又三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在东北的这片黑土地上,土肥则苗儿壮,我也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同时会写出更好的文章;我也会继续信仰耶稣(但我吸取的是其中的文化),也一定会遵从你的遗嘱,将来娶一位同样信仰耶稣的媳妇,每年的清明节,我们会一同为你扫墓,为你祷告……

  跪下来祈祷吧,把心灵和祝福交给这世间并不存在的耶稣,向耶稣诉说:“你创造了一位极为普通的女儿,你的这位女儿却在她的儿子心中树立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而她的儿子也将以此为楷模,在文学之路上继续奋斗下去。阿门。”(本文发表于《昆嵛》2014年第01期)

编辑:赵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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