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孩子的女人及其他

　　按：一周一度的“三辉周末”又来了。“周末”是三辉编辑部喝喝水聊聊天的地方，三辉编辑们轮流主持，想说什么说什么。本周主持人是三辉文稿编辑恰恰猫，今天她不说鬼，聊聊中国人的《时时刻刻》，聊聊生活中那些被流言定义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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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孩子的女人及其他

　　文/恰恰猫

　　来自/ 三辉编辑部

　　1

　　2002年，这位老师45岁上下。年轻时她应该很漂亮，现在冷峻的美仍留着：一双长腿，步子如风，又干脆；五官大方的脸微微绷着。她丈夫和她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他们很少一起上下班，他胖，有点外八字，戴着酒瓶底厚的眼镜。

　　有一天放学路上又碰上她，她在离我们的小队伍50米的地方走着。我们一齐望向她的背影，然后有人小声说起她所任教的年级和科目，又说她教起课来很严厉，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我们做恍然状，觉得这与她的外形倒是相符，算不上新鲜，只暗自庆幸没做她的学生。我们看见她左拐，往一幢楼去了，这同学忽然说，你们知道吗，她没有孩子。

　　一个惊叹号被丢进这群十一二岁的女学生中间。我们愣住了：她是不想生孩子，还是生不出孩子？不论是哪种，她都把我们卷入了一个谜题，这个谜题给我们那尚平板的社会认知打进一颗钉子。彼时，我们班和隔壁班的两个年轻女老师正怀孕，学生发现她们腹部隆起和走姿变笨时难掩兴奋；孩子还读幼儿园的老师常把孩子接到学校，让小孩在办公室打发三点钟之后的时光；同班女孩的父亲想要儿子，便在家外又建小家，也真的得到了儿子；我老家的村里，一个女人因生不出孩子而感到亏欠丈夫，主动离了婚，孤身生活——一个由男人和女人的组合及该组合的产物“孩子”构成的世界，仿佛自然有之、浑然天成。

　　现在，一个电子从这个结构稳固的金属中逸出，我远远看着这个电子，感到奇怪，又感到紧张。奇怪于她为什么要逸出，紧张于自己似乎隐约瞥见了一个事实：这个结构是可以逸出的。逸出这个权威结构的行为让她变得更冷峻、更神秘，她此刻成了横眉冷对世界的世外高人，不屑于红尘规戒。我和我的女同学们在她远去后又猜了一会儿，发现无从得到答案后，有人做了一个结论：她丈夫，一个好男人。我们立刻联想到目睹或听闻过的那些重男轻女、抛弃不孕妻子的事，于是表示了赞同。很平常的，我们在权威话语之下照本宣科，将生育的责任全归给了女人，而忘记了她那位胖胖的丈夫；我们全然忘记不生育也可能是他的决定，或者是他的“问题”。

　　2

　　2005年，她15岁左右。在校园里她算不上漂亮，但足够特别。她烫了卷发，染了色(好像是棕红色)，化了妆盖住自己的大片青春痘，给长睫毛刷上睫毛膏。她高而瘦，脸长长的，下巴又尖又窄，到了冬天，下巴就和长发一起埋在宽大的鲜艳围巾里——当其他大部分女学生仍在小心遵守“不烫染发，不化妆，不奇装异服，不早恋”的校规，只能穿校服，甚至不敢留披肩长发时，她常常在校门口坐上男朋友的摩托车。

　　很快，她就成了一个小小的话题，那种你叫不出来名字，但别人描述一些特征时，你能够反应出来是谁的“人物”。这样之后，逐渐的，你所知道的就不再只是她的外表，还有：她成绩很差，能进这所重点高中是靠关系外加六万块的择校费(一般择校费是一万块，据说成绩越差，需交纳的择校费越高)，而她之所以要以这么大的成本进来，是为了已考入此校的同级男友，但她如愿以偿入学后，男友却把她甩了——现在，她的新男友是位校外人士，技校生。

　　六万块的择校费听上去很离奇，恋爱故事听上去又很曲折，但这些对于一场流言的盛宴来说还不够，接下来：她在进学校前，为曾经的男友堕过胎。

　　流言是餐后果盘，是嚼嚼就可以吐了的口香糖，没人真正关心是真是假，但你看她的眼神已经有了变化：你感到流言无从查证，可你也感到将信将疑。堕胎是关于她的流言的高潮，自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出现新的传闻。它的确能让围观者嚼很久，所有人都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论着，讶异、鄙夷、厌恶，都有。

　　那是21世纪的初始，在这个30万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游的东部小城里，尽管性对青春期的男孩女孩来说已然不是禁忌，但上一辈人在公共语境中对性的羞耻、厌恶、禁绝态度像血脉一样，还未断绝。家庭中性教育极度缺失(尽管多数同学第一次见到避孕套都是在父母的抽屉里)，学校里本应进行的性教育也被一笔带过——初中的生理卫生课上，不满40岁的男老师不愿意念出课本上的文字(包含初潮、第二性征发育成熟等等)，代之以“第XX页从上面数第X行到第X行，划线”。一堂45分钟的划线课宣告了我们受教育阶段中仅有的性教育的完成，而除了书上沉默的文字，在现实的空气里，性是被假装不存在的东西，羞于谈起、不该谈起。

　　但它真实存在着。你从初中起就能看见那些情侣在操场的角落亲吻，大胆一些的在抚摸，你听得到那些满天飞的传闻，谁和谁上过床，谁在五年级就献出了第一次(而她的妈妈是妓女爸爸是地痞)，谁又和谁在护城河中央的小岛上“干那种事”(当着他们朋友的面)；到了高中，你看见教室里一个男孩把手伸进女朋友的领口，又听说年级第一名和男友在空无一人的宿舍做爱被抓了个正着；而你和其他许多女学生都会在高中遭遇咸猪手，在晚自习后杂乱而昏暗的自行车棚，在上楼梯时，在晚饭时人群拥挤的商店门口，你屁股上或者胸前挨了一下，你惊恐地四顾，却什么线索也没发现，什么也做不了。

　　在关于这些真实存在的谈论中，一种性别秩序隐隐浮现出来，它完美地体现于2006年，那位年级教导主任的一次广播大会。

　　当时可能已经入冬，但无论是热是凉，被禁止的恋爱总在夜幕下的操场上发生着，恋爱的男女避开校园里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躲在操场周围的树影中。这些男女像雨后从地洞里爬上树干寻求新生的蝉，即便选在黑夜里行动，也逃不过持手电筒来捉的教导主任。广播大会上，教导主任不点名批评昨夜抓获的一对男女，他显得愤恨的声音从教室前方的壁挂音箱中传来，作为一个管理者，这些抓不尽、攻不破的违纪现象让他咬牙切齿，他斥责这些男女不务正业、不干正事，似乎青春期的恋爱是一种犯罪。他的语词越来越激烈，直到我们听见他说：说句不好听的，你们这些搞对象的就是不要脸，尤其是女的，贱。

　　他吐出“贱”字时如此用力，令我今天回想起来犹在耳边。这就是那个性别秩序：假如说在残存着禁欲主义的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欲望受到暗暗的鼓励而女性的欲望被斥为放荡、不洁，那么，在一个禁欲的校园中，当欲望将两个人联结起来时，女孩比男孩要多承受一份额外的道德罪责，说一个女孩堕过胎是对她的道德人格的终极摧毁，她将比不洁还要不洁，比放荡还要放荡。堕过胎的身体成为道德有污并因而受了生理上的惩罚的象征，不是个悲剧，便是个丑闻——从初中开始，一些艳丽、交友甚广尤其是在班里有死对头的女孩最容易遭受堕胎的流言。

　　而到了推行禁欲的管理者那里，道德标准更加苛刻，仅仅是投入(可能导致性关系的)情感便意味着堕落、下贱，好像一个禁欲社会是否能够成功全凭女孩们，她们必须护住自身，而男孩，他们与成年男子一样是下半身动物，从一开始就没指望他们——或者说，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欲望负责。在关于堕胎的谈论中，主角永远都是女孩，谈论者让男孩轻轻松松地隐身了。

　　3

　　在不生孩子的女老师和堕过胎的女学生那里，女性要么是作为生育的负责者，要么是作为性道德的负责者。在合乎法律和伦理规范的关系中，阴道和子宫必须加以利用；而在违背某种规范的关系中，阴道和子宫必须闭锁。在数千年的权力关系中，阴道和子宫是女性的使用价值的象征，无论是出于生育目的还是出于性本身的目的，它是否被使用，都非女性可以决定的；假如女性做出违背权威意志的决定，那么她将变成“不自然”的，或者变成“贱”的。今日，关于性与性别的讨论越来越多，女性有了选择自由(尽管是有限的)，旧有的规范也在宽松或消失。但这个宽松或消失的过程并非直线渐进，它曲折，还可能迂回——

　　2017年，初夏。仍然在我们的小城，仍然在那所重点高中，校规不但没变，还变本加厉，校园里的摄像头比十几年前更多也更加高级。抓获恋爱男女更容易了，但恋爱男女的数量丝毫没有减少：他们仍然占满了晚自习后的操场角落，在黑暗中短暂地拥抱、接吻。例行的“抓纪律”仍然要有，于是在一次班会上，作为班主任的中年男老师重申“不准早恋，学习第一”，他温和敦厚，自认为谆谆善诱，将言说对象转向女孩们：你们有些女同学不要太单纯，恋爱这种事，对男同学没影响，分手之后他们照样找女朋友，第二个、第三个，但你们女同学呢，就不好再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