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卓民：沟通中西文化的巨人

　　在中国，许多人称韦卓民为学术大家。在西方，不少人则称他是“伟大的中国学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就有“北赵南韦”之说，即以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而言，北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燕京大学的赵紫宸，南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则是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韦卓民。作为爱国基督徒，韦卓民不仅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且还有自己的神学思想。作为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学者，他在中外哲学史、逻辑学、教育学和宗教神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众多的建树。他先在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进修深造，师从霍金、霍布豪斯等学术大师，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曾三次应邀到欧洲讲学、访问，还被聘为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的主讲和客座教授；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又精通英、德、俄、希腊、拉丁等文字，对西方经典著作钻研甚深，被称为康德研究绕不过去的人物。作为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先后在文华大学、华中大学担任教员、教授、院长、副校长、校长48年，其中执掌校政22年，使华中大学由不为人知而变成一所有特色、有名气的教会大学。

　　学跨中西

　　韦卓民188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珠海市)，父亲韦鲁时是一位商人，母亲麦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韦卓民5岁时，父亲因“生意不前”而上汉口一堂兄的茶行当雇员，负责办理茶叶出口到沙俄的生意。从6岁起，韦卓民在本乡私塾习经书，聪颖的他能把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等经典大都背诵下来。1902年秋，韦卓民入澳门学习英语。1903年秋，他随父亲到武昌上学，读的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文华书院。正是这一年，文华书院成立了大学部，即“正馆”，此前的中学部谓之“备馆”。韦卓民初到文华时上的是备馆低年级，因成绩优秀，连跳几级，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六年的备馆功课。1904年，父亲在汉口中风病故，韦卓民开始半工半读。1907年，韦卓民升入正馆学习，仍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09年，文华书院改为文华大学，韦卓民成为文华大学的学生。1911年，韦卓民完成大学毕业论文《中国古籍中的上帝观和祭祖的研究》，并以最高荣誉生资格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旨在证明中国古籍中的上帝观接近于一神教，而祭祖是慎终追远，不是宗教。这篇洋洋万言的论文，先是刊登在本校的英文季刊《文华评论》上，后被《中国纪事报》转载，编辑部还在前言里特别声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这方面的文章。

　　大学毕业后，韦卓民被破格聘为文华大学一年级的数学教员和高中高年级的英语、数学教员。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文华大学备馆代理堂长(相当于中学校长)，并在大学部主讲形式逻辑、西洋哲学史等课程，同时由校长翟雅各和另两名英籍教授指导他兼修研究生课程。1915年，他以一篇用英文撰写的论文《孟子的政治思想》而获得硕士学位，论文同年由“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的上海广学会出版。论文不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使韦卓民在全国教会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1918年，在圣公会吴德施主教的帮助下，韦卓民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深造，师从著名哲学家霍金教授攻读西洋哲学史。三年的课程，韦卓民一年完成，并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20年，他又修满博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以致霍金评价说：“只要你一经认识韦博士，即令人难忘。在哈佛做研究生时，他的活力与敬业精神，使我感动。”因留学经费无着，他只得放弃学位，提前回国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

　　1924年，文华大学合并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成立华中大学，36岁的韦卓民被推选为副校长兼教务长，实际负责华中大学的内部事务。1927年学校停办，韦卓民从汉口经上海回广东时被国民党上海“清党”司令部以“共党嫌疑犯”逮捕，幸被接船人看见，保释出狱后由圣公会资助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在著名哲学家霍布豪斯的指导下专攻西洋哲学史和比较伦理学。同年，他被美国南方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韦卓民的学位论文《孔门伦理》通过答辩，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就在这一年，韦卓民被选为复校后的华中大学校长。

　　在求学的过程中，韦卓民对西方哲学特别是亚里斯多德、培根、黑格尔、康德都有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均有自己的阐释，且中西融合，见解独到，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即使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也不乏广泛的学术交流。1931年他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主讲中国儒家的伦理学，并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34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欧洲柏林大学讲学；1938年又应聘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45年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之聘作特别讲座，再被聘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此外，他还在欧美多个大学均有学术交流，被多个学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信奉基督

　　文华书院和之后的文华大学的学生，无论信教与否，学校规定必须参加宗教活动。即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想让他的孙子到文华书院学习英语，且愿付高额学费，只是不参加宗教仪式，书院也没有同意。

　　虽然文华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但不强迫学生入教。韦卓民在文华读书八年，一直没有加入教会，而且是时刻警惕的，因为他父亲叮嘱过他：“学他们的英文便好，千万不要吃洋教，卖掉了祖宗。”韦卓民读中学时，文华来了一位美国耶鲁大学硕士毕业的化学老师，此人为人和蔼，关心学生，使韦卓民深受感动，认为那位老师的举动就是“博爱为德”的基督精神。文华的英国校长翟雅各好像了解韦卓民的思想，不时让他在这方面加以研究，使他更接近教会。韦卓民真正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那是毕业留校任教一学期以后的事。他说：“礼拜的机械仪式和干枯的说教，诚然不能动人，但那些不文不白大都词句鄙俚的‘颂主圣’诗，配上好听的音乐，却能起些作用。每天随着众人唱歌，开始只是唱歌，继而听唱音乐，感到美感。久而久之，似乎那些教义有点意思，不像初听起来那么可笑，不知不觉地某些教义灌到我的心里来了。”

　　1946年，韦卓民应邀赴英国参加伦敦基督教大会促进会，担任开幕主讲。后又赴西敏寺、圣保罗大教堂等世界著名礼拜堂讲道。由于他在美国的讲学受到普遍赞誉，回国后即被推举为全国圣公会代表主席。

　　作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韦卓民不仅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且还有自己的神学思想。他认为，基督教应该中国化，应该产生本土化的教会和本土化的神学。基督教须尊重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逐渐形成“中国形式”。“当基督教或藉着耶稣基督的上帝神生活之在中国人和在中国，这种生活必将表现于中国家庭、中国社会、中国国家以及中国教会之中。当这种形式完全中国化，那必是土生土长的，以及它不得不是土生土长，假若它是任其自由表现。”他主张，基督教因时间、地点不同而不同，因人而异，“基督在我心中，而不是我在基督之中”。

　　躬耕校政

　　韦卓民担任华中大学校长长达22年。韦卓民说，之所以要他担任校长，是“因为英国教会传教士向来学术上看不起美国人，也看不起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如果美国教会要想同英国教会合作，就要找一个能在学术上沟通美英思想的人，如能找到一个在学术上能够压倒英国传教士的中国代理人，那就最理想不过了。我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又在著名的牛津、柏林、巴黎大学听过课，满足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对我的期望，也达到了英国传教士对华中大学校长资格的要求，对完成华中区教会大学合并有所帮助”。其实，华中大学从产生到发展，艰难曲折，困难重重，但韦卓民总是一如既往，从不灰心，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学校。他说：“我所经验的痛苦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清楚，我惟有咬紧牙关渡过，而绝不愿因我之痛苦使大家一同难受。”

　　募集资金是韦卓民担任校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华中大学的办学经费虽然有教会的支持，但严重不足，师生宿舍和仪器设备都要靠自己募集资金。为此，韦卓民1933年、1937年、1945年到美国都有募集的任务。1945年他还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共住一室。韦卓民回忆说：“这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学校原以为我会带家属来，给我配给一所教授正式住宅，计有两间大卧室，一大间膳厅连客厅，一间书房、浴室、厨房，一切设备俱全，我个人住不完。而那时纽约旅馆拥挤，收费昂贵。司徒雷登正在纽约，通过学校院长的介绍，我原在国内早已认识，我同意和我同住。当时，我忙，他也忙，夜间见面寒暄几句，从未深谈。”数月之后，司徒雷登就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大使，而韦卓民则继续在美国讲学和募捐。经过韦卓民的艰苦努力，美国雅礼会、复初会和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等团体陆续给华中大学资助了数十万美元。

　　每次出国讲学，他都带着为学校募款的任务。他利用募集的资金，为学校买地建楼，邀请名教授来校执教，可他自己的生活极其简朴。对学生和老师，他总是关爱有加。当时在华中大学生物系任教的吴醒夫回忆说：“学校在喜洲办学8年，直到抗战胜利，于1946年复原武汉。这段时期的办学经费都是韦校长用他的口‘讲出来’的，但他穿着有补丁的破西服，吃着粗茶淡饭，维持着这个大学。他募集来的钱，每一文都用在学校工作上。”

　　1947年，《华中通讯》有一篇介绍韦卓民的文章，说“学校行政，事无巨细，每必亲自到场，而每周授一年级逻辑与伦理学及二年级哲学，每班学生人数皆在一百五十人以上，从不无故缺席或迟到早退，此外尚经常举行宗教系统讲演，随时且关怀学生生活，无微不至，学生敬之如慈父，教职员尊之如家长。平日生活清苦，自奉菲薄，每日定时阅书，余暇从事著作”。韦卓民对工作的投入，可见一斑。

　　对于教会大学，韦卓民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他在办学过程中，坚持中西文化融合，坚持小规模、“重质不重量”。他认为，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中外师生在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能够“综合中西文化”。教会大学“必须吸收更多受过优良训练的有良好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以充实大学师资，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他们不仅必需介绍西方事务给学生，同时也必需教导他们这些对解决中国问题有什么帮助”。“外国教授应更加注意研究了解中国观念及制度，不要把这重要的研究延后，以免太迟。”“在学院课程中的中国科目，应占更大的比重——而且应该尽力做好。……应该鼓励教会大学的学生们以中国人的观点思想，以合于中国人的态度做事。”

　　由于韦卓民的身体力行、招贤纳士，加之华中同仁的团结协作，使得华中大学由不为人知而变成一所有特色、有名气的教会大学。1948年，胡适到华中大学演讲，韦卓民在主持演讲会时称胡适是蜡烛，照亮了年轻人；而胡适在演讲时则说，韦校长是蜡烛台，把蜡烛抬高了。胡适说的虽是玩笑话，倒也真实和形象。

　　潜心西学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前韦卓民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办学、宣讲基督教神学和在国外讲解中国传统文化来沟通中西文化，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主要是通过译介西方哲学来沟通中西文化的。

　　1951年，华中大学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改为公立，韦卓民任改制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改制委员会撤销，韦卓民不再担任学校行政职务，成了一名普通的逻辑学教师。尽管如他所说“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但他心态平静，乐得其所。他说：“摆脱行政工作是我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愿望，现在总算如愿以偿，可以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了，真是得其所哉！”

　　1958年，韦卓民被错划为“右派”，保留教授职务，降级、降薪，由教学2级降至6级。尽管如此，他还是制订了严格的翻译计划，除备课、讲课外，不分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坚持翻译5000字。在几年的时间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翻译有关康德的专著达十多部，撰写和翻译有关黑格尔的著作一百多万字。1961年，59万字的译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戴有“右派”的帽子，不能用真实姓名出版著作，韦卓民便取了个“绰然”的笔名。从此，韦卓民在商务印书馆的译著，全都署名“绰然”。

　　“文革”期间，韦卓民受到冲击，不仅政治上遭受歧视，而且还同其他老教授一起罚跪，多次被鞭打，甚至在“坐飞机”时右手的肩关节都被扭坏，以致拿不了筷子，只能用汤匙吃饭。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工作。他住在离学校本部十多里的老校区，每次到校上课，都要从华中村挤公共汽车到桂子山。有一次他在食堂买饭，有人见他的洋铁皮饭盒在车上挤瘪了，劝他换一个，他却说：“人都瘪得这样了，换饭盒干什么？”其境况可想而知，但他并不因此中断教学和研究工作。1969年寒冬，81岁的韦卓民被迫到乡下“改造”。有一天，他在塘边洗衣服时不慎掉入水中，衣服全都湿透了，被救上岸后，只休息了半天就又开始了他的思考和研究。

　　即便是在遭受屈辱痛苦的时候，韦卓民总是以平和的心态泰然处之，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和定力。在学术上，他并不舍本逐末，倾向西化，而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后回过头来研究传统国学——先秦哲学，对先秦诸子给予新的批判和解释。由于韦卓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又受到西方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对西方文化的评价和译介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翻译著作，能深入到词语本身的文化背景之中，试图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他认为，我们在译介西方文化时，“有些饱学之士，纵是动机纯善”，但把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观念“解说成太多的中国理想”，没有把握西方文化真正的意义和本来的面目，只是用中国文化的观念认同西方文化的观念，用中国名词来解释西方文化的观念。因此，他提出传入西方文化，必须要对中西文化有真切的理解，尽可能以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文字表达其文化思想，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精神本质。正因如此，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下卷时，就换请韦卓民翻译了。

　　1975年，87岁的韦卓民正式申请退休，他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呈报表》中写道：“老年精力日益减退，不能胜任上班工作，申请退休以免老马恋栈之嫌。”在“有无对工作的分配或组织照顾的意见”一栏中，他写道：“无意对工作的分配或组织照顾的意见，如蒙批准退休，仍愿意尽力之所及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做些欧洲哲学史和逻辑的编译工作，如果能让我与妻住在华中村，且愿意做点英语中青年教师进修的辅导工作，并不愿受退休金之外的报酬。”实际上，他退而未休。1976年春，韦卓民拄着拐杖从住地华中村来到桂子山，表示要把《黑格尔〈小逻辑〉评注》写完，可是没过几天，偶患感冒的他便悄然去世了。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他留下了大量的遗稿和笔记，《黑格尔〈小逻辑〉评注》已完成50余万字。

　　据现已收集到的资料，韦卓民的著译达一百多种，计七八百万字，其中，政治、哲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已出版的论著和译著中，《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哲学讲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原著选读》《亚里斯多德逻辑》《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至今仍为学界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