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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之:难忘的儿童时代

2016-01-11 10:32:02   来源:烟台散文   【字号:

  揍日本鬼子

  我的幼年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度过的。

  我爸爸少年时在烟台当纺织工人。上世纪30年代又到大连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虽然是店主,都称掌柜的,可家中生活很清苦。父亲的店铺在大连,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当时仍是野狼出没的山区旅顺。听母亲说,有一年冬天,大雪纷纷,野狼绝食了,夜间嚎叫着来我家推门,吓得全家老少一起顶着门,直到天亮。因交通不方便,爸爸不常回家,回家都是步行。妈妈带着一群孩子,住的很简陋,吃的更是粗茶淡饭。那时中国人吃饭只能配给高粱米和橡子面(是一种树上的坚果磨的面)。吃起来又苦又涩,很不好消化,致使大便很困难。我们都不愿意吃。可妈妈总是无奈地说:“孩子,不吃怎么办?粮食都被日本人控制了。”日本人在大连横行霸道,对中国人施行高压政策,欺压百姓。中国人都深深体会到亡国奴的滋味。所以我们对日本人都很仇恨。小孩看见日本宪兵就像看见恶狼似的,怕得要命,老百姓则敢怒不敢言。

  1937年春天,一天早晨,店门刚开,一个日本鬼子就对着店门小便。正逢我大哥带我出去,和他碰了个对面。大哥自小学习武术,性格刚正不阿,见他如此无理,非常气愤,二话没说,上去就把那家伙打倒在地。当那家伙爬起来气势汹汹地想反击时,又被大哥一脚踢得好远。那家伙无奈灰溜溜地跑了。店里的伙计们知道后,都感到很痛快,可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怕大祸临头。果然没出所料,第二天,日本宪兵就气势汹汹地找上家门抓走了大哥。除了鞭子打,还向口里灌凉水。向口里灌水是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惯用的一种最常用的惩罚手段。把大哥呛得死去活来。直到第三天,罚了款才放人。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日本鬼子仇恨的种子。我心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像大哥那样敢打日本鬼子。我恨日本鬼子,我敬佩我的大哥。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仍记忆犹新。现在日本仍然企图霸占我们的钓鱼岛,我们全中国人民决不能答应。

  跟妈妈回老家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在东北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更加疯狂地欺压百姓。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中国人难以生存。我们一家走投无路,无奈之下,妈妈带着我们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山东牟平林家口子村。这里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山塂薄地,主要作物是地瓜。人们世世代代除了种粮糊口,主食地瓜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以物换物。男人和孩子们夏天都不穿上衣,除了小脚妇女,男女老少夏天很少穿鞋子。男人冬天穿草鞋或用生猪皮自制的“绑”,里面装上草穿在脚上,用来取暖。这里的人们几乎过着原始的生活。很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奈闯了关东。爸爸当年也是闯关东去了大连。回老家的时候正是八九月份,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花草树木,四面都是山。我初时感到很新奇,甚至把田里的农作物也视为花草。待了一段时间后又觉得对这样的环境有些不习惯。村道崎岖不平,下雨后到处泥泞难行。与街上的小朋友说话口音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他们会爬树,光着屁股赤着脚,我好像不入群,感到有些隔阂和孤独。

  1941年前后,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经济封锁。爸爸的店铺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也返回老家,弃商为农。从此,我们一家就变成地道的农民。天长日久,我们也逐渐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环境和生活习惯。记得我们家在林家口子村北台上,是个四合院。大门朝南,院子不大,分南北院,中间隔了一道墙。院子里有一棵大苹果树。砖瓦房,有东屋、西屋、南屋和堂屋。西厢房是平顶的,屋顶可以晒粮食,夏天的晚上可以在上面乘凉。有人怀疑是八路的粮库,东山上的二鬼子也曾来检查过一次,没发现什么问题,也就无功而返了。后来听姐姐说是西村贺家庄一个汉奸捣的鬼。这个汉奸后来被八路军在夜里拉出去枪毙了,才算去了这个祸患。我的姥姥家在离昆嵛山九龙池不远的山脚下。那里山深林密,到处是青松翠柏,郁郁葱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由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一支游击队经常在这里活动。神出鬼没,宣传群众,发展革命武装。那时,我在姥姥家经常接触一些游击队员,知道他们是打小日本鬼子的,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内心敬佩和羡慕他们,暗暗下决心要当个像他们那样的游击队员。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的前身就是于得水领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曾参加过著名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是队长,是活跃在胶东抗日的一支生力军。

  当儿童团长

  7岁那年,我上了本村小学。学校非常简陋,设在本村林氏家庙里。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两个年级复式教学,共计30几名学生。教师是一位私塾老先生,人们都称他老老师。是邻村窑口人,也姓林。上课时老师领读课文,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反复重复直到下课。到我二年级时学校由村办转为政府办。政府派来了校长,学校正规多了,学生也多了,有了正规的课本,有了算术课,也有了儿童团组织。

  我们的小山村每逢正月里闹新春,父辈们年轻时都能演传统小调。我上小学时,村里有个小剧团,民兵大多是剧团的积极分子。剧团的道具很简单,就是几把二胡和锣鼓。小学老师自编节目,如小放牛、花子拾金等抗日歌剧。记得我与一位女同学顾善英演小放牛。我演牧童手拿鞭子在舞台上边舞边唱,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牧童开言道,大姐你细听,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在华中,抗日救国立下大功,全世界都闻名……”一次,我们的小剧团在村民兵的带领下去养马岛演出。不巧与国民党孙进先部相遇,在民兵的带领下,我们趁夜色机智转移才得以脱险。

  过了不太长的时间,我不但学会了这里的说话口音,好像又较土生土长的小朋友们更显得活跃些。因此,老师们都喜欢我,所以很快就参加了儿童团。记得学校校长本来姓曲,为了掩护自己改为姓林,叫林喜。年龄在30多岁,高高的个儿,总是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待学生很和蔼。除了日常上课以外,还经常给我们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教我们唱歌。他组织大一点的学生学军事操练,每人自备一根长木棍当枪,课余时间学步伐、学刺杀。有时星期六下午把学生拉到山里搞演习,分对立两方,我是一方的队长,由于演习成绩好,不久我就当了儿童团长。

  由于我常住姥姥家,跟姥姥村住的两个小八路经常接触,知道他们的一些事。回家后,我给同学们讲小八路的故事,大家很爱听。后来我们几个比较好的同学就照我说的模仿小八路的形象,腰上扎上皮带,有时别上一个小木枪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操练,自觉很神气。

  我们这些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也经常参加当地民兵的一些活动。有时民兵派我们站岗放哨,有时派我们送信。有一次,我们三个儿童团员奉命到十里以外的小山村去送次日开会的通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吃过晚饭,我们三个小伙伴碰头后,便带上通知出发了。途中隔着一座大山,我们默默地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一阵阵的大风吹动着树叶,听着那可怕声音,我们心里确实有些恐惧,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吓得哭了起来。我就鼓励他说:“我们三个人一起你怕什么?要是姥姥村的那个小八路呀,他一个人就敢来。八路军可勇敢啦,你不是也想当八路军吗?想当八路军就要学习八路军。要是我们完不成任务,以后怎么当儿童团呀?”就这样我们手拉着手,互相鼓励,鼓起勇气继续前进。终于,我们翻过大山,将通知送达了目的地,又赶在天亮之前返回。路上,我们高兴地唱起儿童团之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员……”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民兵队长的表扬。小山村夜里经常开会,小学校长是主讲人。讲抗日形势:八路军百团大战,太平洋小日本打了败仗,“东条英鸡”快死了,小日本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等……每次会前,民兵、妇救会、儿童团、啦啦队互相喊口号。我是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喊口号:“妇救会唱一个。”那边喊:“儿童团唱一个。”这边又喊:“民兵队唱一个。”儿童团这边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嘹亮的革命歌声此起彼伏。

  我心爱的自造小手枪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造小手枪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43年秋,日本鬼子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经过我们村时宿营。我们村的东山上有伪军二鬼子的碉堡,这一带属于敌占区,但村里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农、青、妇、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晚上,八路军部队经常在这里活动。听说鬼子要“扫荡”,早就实行了“空舍清野”(就是把粮食和大牲畜都藏在山洞里)。青年和妇女都转移到山里隐藏起来,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日本鬼子来了既找不到人又搜刮不到粮食,很恼火。后来找到了小学校长,“叽里乌拉”了半天,校长也听不懂,只是摇头。鬼子手握指挥刀,一步一步逼近了校长。校长无奈,只得把他带到我们家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年轻时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做买卖,懂点日语。在爸爸的多方周旋下才免去了一场灾难。那天中午,一个鬼子军官在我家吃饭,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椅子上。我在一边两眼盯着这把手枪,羡慕得不得了,心想我要是有这样一把手枪就好了。我情不自禁地想伸手去拿,被爸爸发现了。他瞪大双眼,怒视着我,示意我到里屋去。进屋后爸爸把我狠狠训斥一顿,说:“你不但拿不成,还会给全村惹来大祸。”

  捞不着摸真抢,从此以后我就整天琢磨着自己造枪。有一天,我到姥姥家,找到八路叔叔去看他的枪。可是,他的枪太大啦,是装在木盒子里的那种匣子枪,便扫兴而回。后来,我又见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八路叔叔,腰里别着小手枪,我伸手顽皮地去摸。八路叔叔先是予以制止,然后把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让我玩他的手枪。他高兴地问我:“小鬼,喜欢吗?”我说:“喜欢!”他又说:“等你长大了当八路军会有枪的。”我高兴极了,拿着手枪,摆弄来摆弄去,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真是爱不释手。回家后,我凭着记忆,根据八路叔叔那支枪的结构准备材料。首先准备子弹壳、弹簧、铅块、木头和工具等。然后整天刀割锉磨,日夜赶制。经过一段时间,待自制小手枪有了雏型以后,又找民兵队长要造地雷用的炸药,然后用黄土做模具,化铅造弹头。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加工修改,我心爱的小手枪终于做成啦!小手枪可以打五六米远。我整天自豪地把它别在腰上,美得不得了,别的小朋友都很羡慕。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小手枪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怀念我的那支自造小手枪。

  掩护地下交通员1943年的冬天,我的家乡牟平县连续下大雪,昆嵛山一片白茫茫。一天,姥姥村的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冒着大雪来到我家找我姐姐。一天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听见大门外有敲门的声音。妈妈和姐姐立刻提高了警惕,一面让那位交通员平心静气地继续吃饭,一面要我赶紧把交通员的小布包和手榴弹藏到大院内的雪堆里。我虽然不知道那位交通员和我姐姐的具体任务,但我感觉到他们是在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于是,我放下饭碗,赶紧跑到院子里,将那个小布包(那时没有背包,所有的材料都是用一块方布包起来捆在腰里)和手榴弹埋在苹果树下的雪堆里。因为雪在继续下着,一小会儿便盖住了痕迹。这时姐姐不慌不忙地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谁呀?”打开大门,不出所料,迎面进来了四个提着长枪的伪军。我们都称他们为二鬼子。这四个家伙瞪着滴溜溜的贼眼在院子里扫视了一番,又到东屋和西厢房的平台上转来转去,没发现异常,领头的二鬼子和另一个交头嘀咕了几句,就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姐姐加入了共产党,是地下党员。她说这准是村里的汉奸给东山据点里的二鬼子报的信。从此以后,再有姥姥家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来我家,姐姐就让我到门外佯装玩,去放哨,并嘱咐我:“一旦有情况,就敲东临伯伯家的门,连敲三下为信号。”那时,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保护党的地下交通员。

  联络伙伴去当八路

  1944年秋,日本鬼子“大扫荡”。我村东山上炮楼里的二鬼子也经常出来骚扰欺压百姓,因此激起了周边各村人民的抗日怒火。在一次本村民兵配合八路军游击队攻打东山上的鬼子碉堡失利以后,几个参加攻打碉堡的民兵秘密地离开了家乡,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即产生了当八路的念头。于是,我与伯伯家堂弟秘密地策划如何去找游击队。经过多次商量,决定我先去姥姥村探听一下消息。当知道了八路游击队(县独立大队)的行踪以后,便进一步做了走的准备。首先是把我们两人的队伍扩大到四人,那两人也是我们儿童团员中最积极的,其中一个高我们两年级,他已经辍学了,早有当八路的念头。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放学后也经常在一起搂草拾柴。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立即行动。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本子一支钢笔。记得我的钢笔是在我家西院的大杏树下捡的。那时的八路军战士大多没有文化,所以要有钢笔和本子,要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文化。一天凌晨,村庄还在沉睡中,我们四个人便偷偷地离开了家,经过近半天的路程,跑到离家几十里路远的屯圈村,找到了县大队队部。一位年轻的战士接待了我们,听我们说明了来意后,那位战士就回到屋里去报告。不一会儿,一个背着盒子枪的年长者从屋里出来,我们心里猜他可能是个首长。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对我们进行了问话和目测,幽默地说:“先留下两个大的,你们两个小的(指我和堂弟)背不起枪来,回去长长再说吧。”我们四个人一听,顿时都哭了。那首长又劝我们说:“哭鼻子还能当八路打鬼子呀?”我们央求了一阵子,还是不行。我和堂弟无奈,只好告别了两个同伴回家了。第二天,那两个同伴的家长找到我,问他们的儿子哪去了?我不敢透露实情,只好违心地说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同伴是独生子,爸爸早已去世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后来直到区政府送来了军属证才真相大白。他们两家门上也都挂上了“军属光荣”的牌子,享受军属待遇。他们家的地由村里派劳力给他们代耕。后来才知道那两位同伴一位当了司号兵,一位当了通讯兵。我非常羡慕他们。就这样,我暂时放下了当八路的梦。

  夜奔解放区上学

  1944年深秋,爸爸与本家堂哥密谋送我到解放区上学。记得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本家的堂哥带着我和一个同学秘密地向南山里行进。堂哥是个经营绣花生意的。我们都知道他见多识广,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临离家时,爸爸把我送到村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外要有吃苦的精神,好自为之,农村的孩子成长得慢,跟你哥远走高飞吧,走吧!”

  我离开爸爸时好像没有多少不高兴,跟爸爸打了个招呼,就转身跟堂哥走了。走了将近一晚上,待天蒙蒙亮时,到了一个大山川里的村庄。这个村有些大瓦房,这就是东海中学的所在地——于家铺。这是一所培养知识青年、输送革命干部的八路中学。经过我哥的一番介绍,我俩就留下编入了学员队。那时学校实行军事编制,称中队、小队,我被编在二中队一小队。从此开始了军队式的集体生活。

  那时上课没有课本,大多是学习政治,什么总路线、总政策、新民主主义论等。老师讲学生听,没有正规的课堂,好天在树林里,冷天在庙宇里。也没有课桌,学生坐着个小板凳,在腿上记笔记。笔记本都是古书翻过来用。课前课后都要唱一支革命歌曲。饭前也要唱歌,然后队长一声“开饭!”大家就齐呼啦地跑去打饭、吃饭了。那时的伙食很简单,主食天天吃玉米饼子,菜大多是白菜萝卜汤。这样的伙食我却觉得有滋有味。有一年的冬天,学生食物中毒,呕吐不止,上级来检查,发现菜里有砒霜,说是坏人投了毒。于是,连夜给学生灌药汤排毒。我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裤子上,可只有一条裤子怎么办?热血青年怕什么!次日一早,到河边用冰凉的河水洗了一下拧干又穿上了。我穿着冰凉的裤子,跑回来若无其事地和大家一起跑早操。当时我穿的草鞋外面包了一层生猪皮,天一冷皮子就变硬了,跑起来不跟脚,有时掉队。幸亏那时我年龄小,自己也不在乎。这样的生活从农村来的不感到怎么艰苦。可是有一个从城市来的青年却受不了,偷着开小差跑了。愉快的学校集体生活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学了不少知识,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使我很快成长、成熟起来。然而,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学校被迫停办,人员疏散,大一点的同学都参军参政了,我们年龄小的同学被动员回家等待复学。至此,我的中学生活结束了。

  回乡当农民

  东海中学疏散,我回家等待复学期间,全身心地投入了农业劳动。春种秋收,从耕耘、播种到收割,农闲时学编制,样样农活都干了,成了一个正式的农民。

  第一次土改后,家里剩下了16亩山地和一头可爱的小毛驴。当时我年仅14岁,长得瘦小,体力很弱,春耕时用的犁耙要用肩扛到地里,这是我感到最吃力的活,可是必须顽强地把它扛到地里。耕地时一头小毛驴拉犁很吃力,我不忍心让它汗流浃背,于是我便成了它肩并肩的帮手。最艰苦的农活要算是烈日下蹲在滚烫的土地上爬行疏禾苗。那种艰辛,使我真正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收获的季节,是农民最开心的日子,也是最忙碌的时候。我们那个地邻把玉米秆抛弃在地里不管了,我们家为了节俭,把收获的庄稼秆捆成捆,用头顶着捆绳,弯着腰扛回家。我的头上因此勒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本家的一位伯伯(老农民)对我爸爸妈妈赞扬说:“这孩子能吃苦耐劳,真像林家的后代。”从春耕秋收直到冬藏,冬季还要到山里搂草,农民的日子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可是吃的是地瓜、粗粮、咸菜,穿的是破衣烂衫,夏天赤脚,冬天穿猪皮绑。这样的农民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农民的艰辛,可是,也培养了我吃苦耐劳、自立更生、坚韧不拔的品格。

  这年的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胶东。我军民到处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口袋计不是吹,蒋军插翅也难飞”。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连接大陆,国民党军钻进胶东这个大口袋,我大军在胶东西部扎住这个口袋,国民党军就是长上翅膀也飞不了。这个口号当时对国民党军威慑力很大。口袋战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没放一枪,就见当时刚刚进入威海的国民党部队仓皇逃窜了。

  人民政府为了备战,发动群众抢运海滩食盐。我村的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各尽所能,人挑肩抗到北海岸山北头村海滩抢运食盐。我赶着我家的小毛驴走在运盐队伍的前面,中午时分忽然听到空中由远而近的轰鸣声。带队的民兵队长大喊:“不好了,飞机来了!快疏散!”刹那间,只见飞机向下俯冲,人们一片混乱,弃掉工具东奔西跑。我机智地蹬了小毛驴一脚大喊一声:“快跑!”小毛驴向远方跑去了。我立刻钻进路边地瓜地里堆积的地瓜蔓里。片刻飞机飞向远方,轰鸣声消失了。大家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抢运食盐的任务。

  一年多的农民生活使我收益匪浅。我参加革命后几十年,始终艰苦从业,勤俭持家,从不浪费。令我骄傲的是,无论我的女儿们,还是孙子、孙女们,都继承了这种精神,从不浪费一分钱,一粒米。我也教育子女,刻苦好学,不甘落后,为了实现理想不懈追求。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农村的条件、农民的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跟城市比较还相差甚远。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现在党中央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免除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带领全民奔小康,我的家乡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每年都能回家乡看看,农村正逐步走向城镇化,城乡的差别在逐步缩小,为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编辑: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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