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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悦浦与《美术家通讯》的不解之缘

2015-12-21 17:26:21   来源:胶东在线   【字号:

作者于80年代

  杨悦浦/文

  调进美协后即参与《美术家通讯》复刊

  问:你说的18年是怎么计算的?

  杨:我从1980年11月调进中国美术家协会研究室参与《美术家通讯》复刊起,到1998年11月退休,从始至终没有离开编辑工作岗位,算下来是18年。

  问:为何叫做复刊?

  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美术家协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和供美术界内部交流的《美术家通讯》均停刊。《美术》于1975年恢复出版发行,1979年中国美协恢复工作之后回归协会主办,《美术家通讯》在1980年底由中国美协研究室恢复编辑出版工作,1981年3月正式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期。

  复刊后的《美术家通讯》名字,是研究室主任池星让我写的美术字。

  问:文革前的情况如何?

  杨:有关1966年之前《美术家通讯》的出版情况我不很了解,只在1984年见到过几本1957、1958、1959年零散的《美术家通讯》,封面“美术家通讯”为毛笔题字,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出版社编”,每期都详细注明出版日期。16开,封面与内文均以普通报纸单色印刷。不定期,期号为总排序,这几本中,1957年1月3日的为第4期,1960年4月15日的为第24期,说明约一个半月一期。以一个印张16面为主,每期可容26000字上下,少则12面多则24面不等,没有图像资料。内容也是刊载协会的重要文件、通知,发布新会员名单,报道各地、各画种创作情况,一些会议的纪要等,也刊登外国画家来访后对中国美术的看法,内容简要翔实,文章简捷明了。从这几本建国初期的《美术家通讯》中,看到了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和质朴浓重的学术品位,对形成我的编辑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7年我协助潘絜兹组织全国中国画艺术讨论会期间,他告诉我,文革前他和吴甲丰曾编辑过这本刊物。

  问:复刊后有多少人参与过编辑工作?

  杨:先说归属,起始由研究室编辑。1983年研究室撤销后移入创作评论委员会中,正式建立《美术家通讯》编辑组,编制2人。1985年创作评论委员会改建为艺术委员会,编辑组移入艺术委员会秘书处。1994年编辑组归《美术》编辑部,在协会机关工作。

  参与编辑的人员:复刊后由池星和另一位负责人高焰担任主编,我和程礼瑛做编辑。1982年年底池星和高焰离休,程礼瑛调任人事工作,我患病休养,因此停刊半年。1983年5月我病愈恢复工作,编辑工作由我负责,协会内部调进韩精华。1985年协会内部调进张文斌。1986年韩、张调出美协,借调中央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张晓军做责任编辑。1987年我评上副高职称正式任命为《美术家通讯》主编,从外单位调进冯博一。编辑组一度借调郭彤等人临时帮助工作。协会曾要调我到《美术》编辑部工作,我因是学油画的,欠缺史论功底,坚辞未去。

  《美术家通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下文提到的年代均为上个世纪),已经得到了国家出版部门合法刊号CN11—2661,根据出版规定,杂志上须刊登主编、责编等名字。此前一直没有刊登过。

  问:出版了多少期?

  杨:自1981年复刊到1998年底,共出版180期,172册(其中8册为两期合刊)。

  问:各地有通讯类刊物吗?

  杨:1981年我曾统计有26个省、市、自治区美协分会和美术专业单位办了通讯性出版物。他们每期都给《美术家通讯》寄送,成为稿源之一。后来,有的停刊有的改版,未再统计。《美术家通讯》复刊后建立了通讯员制度,由各地分会推荐在理论与写作上有成就的评论家、画家担任,他们的参与提高了《美术家通讯》的质量。后各地稿源渠道形成,未再聘请。

  问:如何发行?

  杨:《美术家通讯》是向中国美协会员赠阅性刊物,没有社会订阅。复刊后,在京会员由我们直接寄赠,分散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全国会员人数不多,就统一寄给各地美协代为分发。随着发展会员的人数陆续增加印数随之增加,各地协会代发出现困难,我征得领导同意并与各协会商定自1993年第2期始,由编辑组直接投寄给每一位中国美协会员。1981年印2000余册,到1998年印7000余册。

  问:资金如何解决?

  杨:主要是靠协会的经费支持,80年代美协一年约30万元“人头费”,出版《美术家通讯》再节省一年也需用1万元,华君武知道后曾批评花的太多了。90年代,协会经费依然紧张,而社会费用又在上涨,《美术家通讯》更为拮据,我只好向社会筹集资金补给。这份内刊得到了会员们的厚爱,一些会员提供作品给予支持,我至今对那些支持我们的会员和赞助者都怀有至诚的敬谢。

  华君武告诫:不能办成第二本《美术》杂志

  问:《美术家通讯》是什么性质的刊物?

  杨:说到性质,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复刊时有关《美术家通讯》的宗旨、编辑方向等,领导既未对我说起过,研究室也未专门讨论过。由于高焰文革前是《美术》杂志资深编辑,倾向于发表专业研究方面的文章和美术作品。池星是组织活动家,也能把握刊物的走向。我是新手,工作中很尊重他们的意见。

  一次我列席各部室负责人办公会时,听到华君武对研究室负责人说:“你们不能把《美术家通讯》办成第二本《美术》杂志。”这实际是对高焰主张的否定。高焰很率性,曾说过“把美协交给华君武和江有生我不放心。”所以她对华君武的话不买账。而主管研究室的书记处书记曾跟我说,“把研究室交给高焰我们也不放心。”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在复刊时没有为《美术家通讯》性质定位造成的。

  池星和高焰主编的两年是开创性的,视野开阔,选题丰富,栏目合理,出版后立即受到会员的欢迎,为后来的编辑工作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

  在1983年我接手之后,便想解决定位问题。我同意华君武“不要办成第二本《美术》杂志”的意见,不能影响《美术》的权威性,着重发挥《美术家通讯》的信息作用。可当时从采集、编写、审查、印刷、邮递到读者手上,再快也要两个月,新闻变成旧闻了。既然达不到信息功能,那就一定为历史留下可供查找的资料。于是我建议把《美术家通讯》暂定为“传达与记录当代美术重要讯息和资料”性刊物,汇报时也得到了认可。编杂志是有规律可循的工作,定位相对确立了,工作也会顺手。

  容量、栏目设置和约稿

  问:容量如何?

  杨:为了给会员一个稳定的信息通道,从1983年5月起定为月刊,16开、32面(当年实验时为16面),封面和内文用纸一样,封面套一色。每期可容纳4万字,控制在50个信息量,一年下来有600个,大致可以把重要的东西放进去。不发美术作品和活动照片,不能发表理论性文章。我们每月收到约20万字来稿,为了尽量多录用一些,必须浓缩。编辑中我会大杀大砍,谁的文章我都敢动手,1986年我给《美术》投稿时,主编邵大箴就在我的文稿上批示:“就像杨悦浦砍别人的文章那样砍他的文章。哈哈!”可见我这种“恶习”给人印象多深了。

  内容大致与文革前的相同。由于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及时了解和贯彻上级的文艺政策,发表上级部门和协会领导人的讲话多了起来。内刊内容很多却无须以栏目析分,所设置的《本刊专访》等栏目等主要是为了能够延展杂志与读者的融接度。

  一个杂志要想办得鲜活和有质量,必须加强约稿,否则刊物必定会丧失生命力。池星、高焰主编期间靠其能量和影响,约稿不是问题。他们离休之后,我才知道约稿是最艰难的事情。1983年编辑组两个人,我刚从科技口调进来,韩精华是工人编制的青年,我们在约稿上真是一筹莫展。记得我请“前辈”吴甲丰写稿,他不屑地说,我哪里顾得上。那段时间我天天为约稿发愁,每约到一篇就兴奋好几天,若没有约到就得再花费几倍的时间重新组织,这个艰难的郁闭状态至今难忘。

  1985年第四次美代会期间,美术理论界的代表单独集会,我觉得自己在协会搞内刊,便主动去帮忙,目的也是想“混个脸儿熟”好约稿。没想到那个我曾很熟悉的召集人对我嗤之以鼻,我才知道这个圈子没有点“资格”是不能靠近的。从那时候起,我始终远离那个圈子。

  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感谢李松涛先生,在困难的时刻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帮助,有这样一位热情诚挚的学者点拨让我有了信心。另外也很感谢阚凤岗同志,他是“老美协”,我在工作中出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他,他都是给予热情地关怀。

  问:你一定羡慕很强势的刊物?

  杨:那样的报刊,社会平台好,资源人脉丰厚,经费不发愁,受人仰重,说老实话,我做梦都希望有这样的状态,可是一个小小的内刊编辑,处处弱势,哪里敢有奢望。在最艰难的时候只得自我安慰:杂志办得直白,不见得没有色彩吧。静下心想,我们的资源也是独有的,《美术家通讯》是协会的、是会员的,必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诚意地学习池星和高焰把视野打开,从会员的需要一点一滴地努力去做,逐渐使杂志有了改观。后来吴甲丰竟主动推荐稿子,说明他认可了,让我欣喜异常。一次一个中年评论家问我:“听说评论家不在《美术家通讯》发表篇东西好像说不过去?”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

  做的比较好的是访谈,重点抓“本刊专访”、“会员专访”等栏目。我想,专访一个人或一个单位,等于抓住一个点就能够带动一片,一片人又可以继续放射出去,关注度就会延展开来。从1990年之后,我安排采访了协会系统——中国美协和各地美协的负责人,如秦征、阚凤岗、王琦、肖锋、丁仃、晁楣等;采访了美术院校、画院、美术馆、博物馆、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如靳尚谊、刘文西、刘大为、杨力舟、刘迅、刘春华、王明明、冯今松、董小明、王晋元、张治安等、刘勃舒、刘曦林、佟景韩、杨新、姜维朴、王克庆,等等;此外,把视野也延展到国外,利用对方来京时面访、书面采访、委托采访等方法,我们陆续采访过法国巴黎罗丹艺术博物馆雅克•维兰、俄罗斯美术理论家协会理事会主席亚•伊•莫罗佐夫、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等以及一些国外画家。如果不是出现一些不得已的情况,我会安排访问更多国家的艺术家和艺术单位的重要人物。在那些年中也专访了很多当代美术家,包括在国外的美术家。为了让会员及时了解当下的热点,我还专门为张晓军设立了《寻访札记》专栏,每期连载。2011年张晓军将《寻访札记》数十万字结集出版,其历史价值更加彰显出来。

  做的最不成功的是综述。我曾想每期有一篇综述,对一个方面创作动态做些分析荐介,而约这样的稿件很困难,也曾想以高稿酬来解决,无奈囊中羞涩。

  建立存档制度

  问:杂志还要存档吗?

  杨:是的。这是机关工作要求。从复刊第一期起就建立了《美术家通讯》的存档制度:每一期要保存:1、审查批示文件;2、定稿后的原稿;3、签字付印的三校校样(因为每一校次还有重要改动);4、10本成书。每期一个档案袋,写清期号、内容、日期等。我请示了领导,同意将《美术家通讯》档案存编辑组,便于工作查阅。到我退休一直坚持这样做,办公室里有两个文件柜装满了从第一期到我离开时的档案袋。

  面对上级的审查

  问:刊物还要进行审查?

  杨:刊物涉及到意识形态,审查是必不可少的。开始是由协会书记处主管书记审查,1981年至1982由江有生审,1883至1985由彦涵审,彦涵不在协会上班,每期我要去他家送取。重要的文稿华君武也要审。1987年之后我任主编后,书记处决定由编辑组自查,出问题追究我的责任。

  审查对编辑组是一种“磨练”,不知道哪篇文章、哪件事、哪句话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就要反复地修改请示再修改,会耽搁出版时间。华君武审查陈丹青的稿件很能说明问题。1982年我偶然和在美国的陈丹青有了联系,就便请他撰稿介绍他在国外所认识的美术情况,陈丹青热情地给予支持,我们之间通过信件磋商,到1984年终于寄来了第一篇稿子。江有生审完后又报给华君武审,华君武对陈丹青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和词句有意见,说必须修改,否则不能发。我马上和陈丹青信函商量。修改内容令作者多少有些不理解,我也很为难,但若不修改就不能发表,一切将前功尽弃。经我诚恳地说明国内的新情况,他还是顾全了我的希望,同意做修改,稿子才得到批准。当时与美国的邮件来往一次近两个月,这么一折腾,到真正发表时,已经是半年之后了。我特地为陈丹青开辟了一个专栏:《寄自纽约——海外通信》。后来又陆续发了几篇,都是华君武审查过的。能够邀请陈丹青撰写文章很不容易,文章发表后也有了影响。可是烦琐的审查,让我和陈丹青都感到疲惫,栏目便停办了。

  经历多年的审查,也使我逐渐了解到主管层面的主旨,对我后来把握《美术家通讯》的底线很有益处。

  改版《美术家通讯》——筹办美术报

  问:很少有人知道80年代中国美协也在筹办一份“美术报”,听说是你在做这件事?

  杨:在1983年上半年中国美协书记处重新调整之后曾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要建美协的美术馆、会员活动中心、出版社、宾馆等,其中一项是把《美术家通讯》改版为美术报,也许是我在编通讯,筹办美术报工作就交给了我。

  1984年下半年我接受任务之后,经过半年多的奔波,把文联等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同意文件都办了下来,募集到了一点启动资金,联系好了印刷厂,商定了发行渠道,最困难的是获得了出版部门的同意,拿回了登记表,只要完善了协会对美术报的人事安排就能够办理出版证件,正式编辑出版发行了。那时,真是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感受到那么多部门对美协工作的热情支持。

  1985年初,向协会领导请示最后定夺的时候,华君武忽然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不能听命于某个人的!”这“某个人”是指1983年到任的书记处常务书记刘迅,开始华、刘合作得很好,后来出现了矛盾。本来,筹办美术报是共同的决定,我做起来后都随时请示,上级所做的一切指示都记录在案,熟记在心。1984年秋,刘迅忽然命我放下手中美代会一项筹备任务先去为美术报集资,他是常务书记,我不能违抗,就去办了。钱是筹集到了,但这次“听命于”刘迅的行为引起了事端。我要解释,华君武不听。我说,您不能不听,我也是按照您的指示做的,不存在听命于某一个人的问题。他说,我什么时候指示过?我说,我可以背您的指示,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10月26日在上海美术馆我陪您看全国美展时,您对我说,一,这事一定要办好。二,资金的确要自己筹集一些……他气愤地打断我的话:“别背了!”坐上车走了。事后,他从家中给我打电话,说他不够冷静,希望我不要介意。

  华君武态度的变化引起我的警觉,批评是表象,作为协会最高领导人一定有他的决策,于是,我请他重新明确:美术报办还是不办?可能考虑到避免引发新的矛盾,又怕伤及我的积极性,他的指示讲得比较婉转,可我体味其核心是不办了。想到自己不过是个底层编辑,与其无谓地耗费精力,不如专心把《美术家通讯》编好。另外也有担心,我连《美术家通讯》都没有编好,哪里还有能力去办报呀?于是,我就把所有批件和资料都交到书记处,资金退还,请另安排人进行。实际上,我不管也就没人管了,办报之事,不了了之。

  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中国美术报》创刊,主编刘骁纯让我为该报写稿,我不愿意。他问为什么?我开玩笑说,君武同志的批评致使我们的报纸停办,反过来他给你们当顾问,在我看来无异于将自己的孩子掐死把奶给人家的孩子吃,感情上接受不了。该报创办5年,我每期都看,却未置一文。

  尽管我在开玩笑,但内心赞成华君武的决策,一者,当时机关全力筹备第四次美代会,各部门不容分心;此外,美协有两个杂志已经“够用”也“够忙”了,全力保证《美术》扩大社会影响,又有《美术家通讯》沟通会内交流,协会工作很有声色,何必再办一份报纸?

80年代中期采访美协会议,左为刘开渠

  面对特殊情况

  问:什么是特殊情况?

  杨:比如《美术家通讯》面临停刊的危险。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主管部门对报刊进行清查整顿,要求美协自查清理,没想到协会竟决定停办《美术家通讯》,还报了上去,我知道后,立即据理力争。经过上下左右一番拼命交涉,终于同意继续办下去,条件是注销刊号。为了活下去,我只好同意了。如果当时稍微松懈一点,《美术家通讯》也就没有了。停办对我不啻是一种解脱,但一想到池星高焰把一个很有基础的杂志传下来,在我手上葬送了,会永远愧对他们,愧对数千位会员。此事也促使我决心办出质量,增强刊物的存活能力。承蒙上天关顾,此后又给了我10年时间,可以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在一次会上,我见到文联一位领导人拿着我们的杂志说:我很爱看《美术家通讯》。我的心才踏实了一些。

  上级指示必须执行,这是原则,我不但服从,也学会了适应,心胸能够容下更多的东西,该说话的时候必须发声,应对各种意外。我知道自己有“个性”,但为了做好编辑工作,必须规避自己的不当情绪。我也知道需要提高政策水平,不犯“错误”,我请协会办公室为编辑组订阅了《人民日报》、《红旗》等7份全国性报刊,加上交换的一些报刊,上班后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看这些东西,从中体味各种社会报刊是如何把握政策的。

参加美术界会议。右为刘曦林、刘大为、陈瑞林

  面对误解和批评

  问:吴冠中曾在《美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说《美术家通讯》对他组织过批判,有这回事吗?

  杨:应当是误解吧。我是个“和事佬”,哪有“狗胆”去组织批判什么人。

  1983年我向安徽评论家周昭坎约稿,他撰写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近年美术研究的一些看法》发表在1983年第8期,文中说,“事实上,吴冠中同志《绘画的形式美》一文的提出,现在看来,吴文不无片面性,吴文对于指导创作所起的不良影响的一面,也不可否认。”这些话完全是一种学术观点,也是当时很多画家的共识。翻遍所有的《美术家通讯》,只有这6句话,70几个字,怎么叫“组织”批判?如果连这样的观点都不能发表,美术领域将如何进行美术批评?而《美术家通讯》有不少篇幅正面报道吴冠中的一些艺术活动,又如何解释?

  问:在2011年第五期的《艺术》杂志中,有篇文章提到《美术家通讯》转载钟韵批判美研所“西山会议”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杨:我看了。读者若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看了该文,一定以为《美术家通讯》曾是搞批判的“打手”,事实并非如此。“六四事件”之后,美术方面的确组织了一些批判,如“西山会议”、闻立鹏的《风雨兼程苦心求索的十年》等。1991年《美术家通讯》遵照指令发表的几篇批判、商榷性文章,完全是上级将稿件送来发表,不准做任何改动,编辑组要严格执行。在社会需要时发表批判、争鸣性的文章是常有的事,而《美术家通讯》不过是个信息性内刊,承担不起这么沉重的使命,在我的编辑工作中,不会主动做这种事的。

  要说明的是,批判闻立鹏的文章则是因我首先在《美术家通讯》发表了他的《风雨兼程苦心求索的十年》而引发的,没有把握好杂志面临的环境而给他添了麻烦,至今内疚。

在“西山会议”上发言,左为闻立鹏

  问:听说李琦要向法院起诉《美术家通讯》?

  杨:因为我们转载了一篇批评他一些观点的文章,他向法院起诉了文章作者、首发刊物和转载的两家刊物,《美术家通讯》被列为第三被告。在我看来,转载的文章属学术讨论性质,无论李琦如何往政治上解释,我都不能和一位老艺术家因为学术问题对簿公堂,还没进入法律程序我就宣称尊重法院的任何判决。后来李琦的律师不同意列出那么多被告,开庭之前,他同意去除了第三、第四被告,《美术家通讯》免遭诉讼。

  1996年春天,文化部艺术司美术处处长刘国华郑重地约见我,说李琦向中宣部把《美术家通讯》告了,上级请他出面调查处理。原因是《美术家通讯》1996年第2期发表了《关于1995年行为装置活动的索引与备忘》,记载了31则有关1995年这方面的活动,其中有孔布等一组人5月在北京妙峰山以裸体方式进行了题为《九个洞》、《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艺术。李琦认为现代艺术应加以批判,《美术家通讯》不应发表这类东西。李琦把这篇文章的复印件附在告状信中。

  我看了李琦的告状信和复印件,发现我们的文章发表时为3面,他只复印后两面,而有我写的《编者按》的第一面并没有复印,于是我把完整的杂志给刘国华看。

  刘当场看了《编者按》:

  “《关于1995年行为装置活动的索引与备忘》只是一份资料。在美术活动中,装置、行为的活动已经是存在的事实,而且不少活动已为一些传媒所介绍。为了让会员有个直观的了解,我们请寻访札记的专栏评论家张晓军做一次梳理,并不做任何评论。虽然是做了介绍,但并不表示我刊及本文作者对此予以支持、赞同或反对,只是一份供会员了解事实的简单资料。为此,文中一些个别词句为让大家真实了解,也未删改。请勿转载和引用。如引用,请自己与进行装置、行为活动的参与者直接联系。未与我刊打招呼而引用此资料者,出现的所有问题,本刊不负任何责任。特作说明。”

  当时社会上都称谓“行为、装置”为“艺术”,而我一律改为“活动”,已是很谨慎了。

  刘国华看完之后认为“编者按”很全面,说把这份杂志拿回去给领导看吧。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领导看了,认为《美术家通讯》处理得当,没有问题。我又躲过一劫。

  我认为李琦这样做是对协会内刊的爱护,但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交涉或是批评,动辄就告状?事后我和李琦在协和医院卫干候诊室相遇,他特地走过来对我说:“老杨,我是秉公办事。”他以为我对他不满,其实没有,我说:“李琦同志,我理解。”

  问:听说范曾曾对《美术家通讯》有过批评?

  杨:算不上是批评吧,我只是听人转述他对《美术家通讯》有微词,因为的确有一件让范曾不满意的事情:1982年高焰责编的第4期中发表了钱海源《艺术的商品化和其危害》,文中批评“某画家”在有关方面“陪同下,‘突击’深入了几天的生活”的事情。发表钱文时我在住院治病,1983年我恢复工作后,收到了范曾反驳钱文的稿件要求发表,高焰已经离休,编发情况我不了解,何况钱文没有指名道姓,这种不对称的反驳未必适当,此时《美术》已经发表了范曾同样反驳钱文的文章,我就想放一放吧。当然我这样处理对范曾不公平,毕竟没有在《美术家通讯》中给他说话的机会。

  1987年11月我以艺委会秘书处职责参与组织召开全国中国画艺术讨论会,事前讨论代表名单时,想借这个机会表示一下我这个《美术家通讯》主编对范曾的歉意,就建议邀请他出席,会议领导小组接受了我的意见。范曾到会。在安排大会发言时,我又建议请他发言,领导小组再次接受了我的意见。范曾应允了。发言之前我就想,他会借机说说《美术家通讯》的。他的大会发言主要讨论中国画艺术市场问题,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讲得很有道理。范曾发言很有风采,他说,“我们应当为不断提高中国画的国际市场价格而奋斗。……另一方面,我提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升华到奉献意识。南开东方艺术系大楼(当时他筹建的单位)便是我这种思想的产物,我是以自己展览的全部收入奉献。”(《美术家通讯》1987年11、12合刊)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说道,他的这种奉献“全国各大报刊概莫能外地进行了报道,唯独《美术》和《美术家通讯》保持着庄严的沉默。”会场哄然大笑。(这段话我没有刊登)我倒是很感谢他以儒雅的词汇表达不满,给《美术家通讯》留了面子。

  面对随时出现的新事物

  问:作为内刊《美术家通讯》在1993年购买了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艺术博览会摊位,是出于什么考虑?

  杨:这只是刊物应对社会出现新事物的工作性安排。其他亦如,90年代初出现了圆明园画家村现象后,张晓军以记者名义最先在那里调查和访问,1992年7月号《美术家通讯》中做了全面报道。为了深入了解我也去过那里。又如,现在电脑美术发展为动漫形成了很大的产业,但在90年代初还是“新生事物”,1992年底我们了解到要举办国内首次电脑美术进修班,就在1993年第1期头版发表了《电脑美术正大步走来》的记者专题报道,概要介绍国内外电脑美术的发展情况。当社会出现热点成为新闻捕捉对象的时候,媒体必然以极大热情去关注,这类热点在我知道后,都是立即安排组稿发表,有的或许是当年美术刊物最早报道的,《美术家通讯》尽量做到在第一时间为会员传达足够的信息。

  8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形态艺术市场”逐渐发育起来,当时多数画家还不够明了,只有少数敏感的画家、评论家和市场从业者参与了进去。

  中国美协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重视市场经济对发展美术事业的作用了,《美术家通讯》就协会的一些安排都陆续反映过。1988年后《美术家通讯》发表国内讨论市场方面文章多了起来,不久又发表了一些介绍国外关于艺术市场现状的文章。自1991年第6期开始,就专门设立了“艺术市场研究”专栏,以容纳操作、情况介绍、讨论等方面的稿件,为此,我特地写了“编后语”,提到:“艺术品进入市场是必然的。中国艺术家都在关心自己的作品如何进入市场已经是现实,它也直接影响着创作发展。为了能更好地促使大家在市场问题上的思考,我们主张让有关介绍市场情况的文章中公布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这可能会对本人或某些方面引起副作用,也可能会对刊物、经营方面引起一些麻烦,但为了形成我国艺术市场正常的合理的机制,这一步必须要迈出去。”

  我写这个按语,也缘于一次与刘迅的交涉。那年香港拍卖会中成交了一批内地油画家作品,听说刘迅那里有成交价位资料,就去讨索复印件,拟用在一篇文章中。刘迅对于国内油画家在香港投拍、价位又比一些名家高,很不满意。一听说我们要发表,不但不给,反而指责说“你们不要再给油画界添乱了!”

  问:刘迅不是自己也在做生意了吗?

  杨:是的,他从中国美协调出后把酒店项目带走,专做北京国际艺苑假日饭店董事长了。但他毕竟不是纯粹商人,还是个油画家,这句情绪化的语言很说明对现代艺术市场的不理解。“编后语”等于是对当时疑虑的一种回应吧。

  我要的资料从另外渠道找到后还是发表了。无论是谁不理解或反对都无济于事了,那两年现代艺术市场发展瞬息万变,很快出现了大量的画廊,1992年拍卖会面市、1993年中国艺术博览会开始在广州举行,这些我都安排跟踪报道。由于举办博览会因其涉及画家参与面大,便以《美术家通讯》编辑组的名义购买了展位,组织作品,派年轻编辑到广州现场,通过销售作品、调查研究、访问画家、访问市场运作者等,全方位地参与市场研究,在杂志上客观地介绍,让会员及早知道这种新事物所呈现的脉络。当时能够拿出诺大篇幅“直播”,在各种报刊中是绝无仅有的。

  工作方法不对会给编辑工作造成困难

  问:为什么1989年只出了三期《美术家通讯》?对于月刊出版来说,是严重失职吧?

  杨:是的,这一年的编辑工作最糟糕,完全是我没有尽到责任,当时就做了检讨,幸好上级很宽容,没有追究我。这一点可以说明,看起来是我们编辑们在努力,倘若没有协会上上下下对它的呵护,《美术家通讯》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

  问题出在我身上。从1985年秋季之后协会安排我做了一些兼职工作,如接手艺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会、具体参与组织一些全国性大展的组织工作等。当时协会编制少,全局性工作繁忙的时候各部门协调工作、兼职做事是必然的。随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是国家职工起码的纪律,我也不能例外。我的缺点是兼职工作一旦投入精力过多,编辑工作就受到了影响,导致1988年和1989年的《美术家通讯》出版不正常。也曾抱怨过,觉得协会培养出一个编辑不容易,不应当让我去做其他事务性工作。在自我检讨时,认识到还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1989年10月在杂志上便写了“启事”,向会员致歉,做出保证。此后,协会交给任何工作我都会安排好,从1990年之后均按月正常出版了。

  不过这些编辑之外的工作,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众多的画家和评论家,缓解了《美术家通讯》组稿困难,联络了很多媒体,延展了《美术家通讯》的社会存在,让我心存感激。

  《美术家通讯》使我从一个科普工作者成长为一个编辑

  问:你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编辑,确立了什么思想吗?

  杨:与那些大报刊比,我做的这点事微不足道。何谈思想?

  做了编辑之后,知道了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作家的作品是在众多编辑的手上认真严谨反复地处理过,但社会只知道成名的作家,而不知道那些付出辛苦的编辑们。所以,我在从事这个工作后必须要确立的一个信念,就是“责任”。告诫自己,在会员读者面前我没有资格与人家平起平坐,一定要随时随地地学习。

  办杂志也像种地,事先不知道是否会丰收,总得勤奋耕耘。我相信只要劳动付出了,就一定有所得,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要耕耘一定要付出“血汗”,“血”是自己的资源,要珍惜,所以方法很重要。“汗”是劳动付出的自然现象,所以不要惜力。

  问:什么是合格的主编?

  杨: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当编辑。我除了认真工作,最重要的是不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为组稿原则。刊物像一个擂台,当嗷嗷叫的赛手们跳上台来的时候,主编和编辑要做的是把获胜者的手给举起来,就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把最优秀的“选手”请上来。

  问:看来你对《美术家通讯》很有感情。

  杨:的确。《美术家通讯》成就了我。

  刚到美协的时候,我是个外行,所知甚少,迟钝,保守,循规蹈矩,但很想改变自己。我不喜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话,要求自己一定要把事情做完整,努力把事情做得好一点。在编辑工作中我渐渐对美术评论产生了些兴趣,在尝试的过程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价值,应当说我没有愧对这块“热土”。当然,我也注意着身份,在协会内要努力做称职的编辑,在社会上争取做合格的艺评人,二者不可错位。

  我常想,如果不是在中国美协,如果不是在编辑《美术家通讯》,我不会有现在这个状态。我的一切是中国美协和《美术家通讯》给的,获得了职称,颁给政府特殊津贴,在美协很多比我更应当得到津贴的人却没有机会,继蔡若虹、华君武之后给了我,我自当继续努力。说的更直接一些,没有这个岗位我或许吃不上饭,我必须爱它,每逢听到有人骂中国美协和《美术家通讯》的时候,心里很难过,总觉得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应当受到谴责。可我尽心了。与这个刊物相比,个人渺小之极,没有这个自知就不可能坚持18年。18年中《美术》杂志换了四届主编,而我却为《美术家通讯》干到了退休。

  我不是很幸运吗?

90年代中期,数学家杨乐赠送他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真正的学人都重视有品位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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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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