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悦浦与《美术家通讯》的不解之缘

　　杨悦浦/文

　　调进美协后即参与《美术家通讯》复刊

　　问：你说的18年是怎么计算的？

　　杨：我从1980年11月调进中国美术家协会研究室参与《美术家通讯》复刊起，到1998年11月退休，从始至终没有离开编辑工作岗位，算下来是18年。

　　问：为何叫做复刊?

　　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美术家协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和供美术界内部交流的《美术家通讯》均停刊。《美术》于1975年恢复出版发行，1979年中国美协恢复工作之后回归协会主办，《美术家通讯》在1980年底由中国美协研究室恢复编辑出版工作，1981年3月正式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期。

　　复刊后的《美术家通讯》名字，是研究室主任池星让我写的美术字。

　　问：文革前的情况如何？

　　杨：有关1966年之前《美术家通讯》的出版情况我不很了解，只在1984年见到过几本1957、1958、1959年零散的《美术家通讯》，封面“美术家通讯”为毛笔题字，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出版社编”，每期都详细注明出版日期。16开，封面与内文均以普通报纸单色印刷。不定期，期号为总排序，这几本中，1957年1月3日的为第4期，1960年4月15日的为第24期，说明约一个半月一期。以一个印张16面为主，每期可容26000字上下，少则12面多则24面不等，没有图像资料。内容也是刊载协会的重要文件、通知，发布新会员名单，报道各地、各画种创作情况，一些会议的纪要等，也刊登外国画家来访后对中国美术的看法，内容简要翔实，文章简捷明了。从这几本建国初期的《美术家通讯》中，看到了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和质朴浓重的学术品位，对形成我的编辑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7年我协助潘絜兹组织全国中国画艺术讨论会期间，他告诉我，文革前他和吴甲丰曾编辑过这本刊物。

　　问：复刊后有多少人参与过编辑工作？

　　杨：先说归属，起始由研究室编辑。1983年研究室撤销后移入创作评论委员会中，正式建立《美术家通讯》编辑组，编制2人。1985年创作评论委员会改建为艺术委员会，编辑组移入艺术委员会秘书处。1994年编辑组归《美术》编辑部，在协会机关工作。

　　参与编辑的人员：复刊后由池星和另一位负责人高焰担任主编，我和程礼瑛做编辑。1982年年底池星和高焰离休，程礼瑛调任人事工作，我患病休养，因此停刊半年。1983年5月我病愈恢复工作，编辑工作由我负责，协会内部调进韩精华。1985年协会内部调进张文斌。1986年韩、张调出美协，借调中央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张晓军做责任编辑。1987年我评上副高职称正式任命为《美术家通讯》主编，从外单位调进冯博一。编辑组一度借调郭彤等人临时帮助工作。协会曾要调我到《美术》编辑部工作，我因是学油画的，欠缺史论功底，坚辞未去。

　　《美术家通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下文提到的年代均为上个世纪)，已经得到了国家出版部门合法刊号CN11—2661，根据出版规定，杂志上须刊登主编、责编等名字。此前一直没有刊登过。

　　问：出版了多少期？

　　杨：自1981年复刊到1998年底，共出版180期，172册(其中8册为两期合刊)。

　　问：各地有通讯类刊物吗？

　　杨：1981年我曾统计有26个省、市、自治区美协分会和美术专业单位办了通讯性出版物。他们每期都给《美术家通讯》寄送，成为稿源之一。后来，有的停刊有的改版，未再统计。《美术家通讯》复刊后建立了通讯员制度，由各地分会推荐在理论与写作上有成就的评论家、画家担任，他们的参与提高了《美术家通讯》的质量。后各地稿源渠道形成，未再聘请。

　　问：如何发行？

　　杨：《美术家通讯》是向中国美协会员赠阅性刊物，没有社会订阅。复刊后，在京会员由我们直接寄赠，分散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全国会员人数不多，就统一寄给各地美协代为分发。随着发展会员的人数陆续增加印数随之增加，各地协会代发出现困难，我征得领导同意并与各协会商定自1993年第2期始，由编辑组直接投寄给每一位中国美协会员。1981年印2000余册，到1998年印7000余册。

　　问：资金如何解决？

　　杨：主要是靠协会的经费支持，80年代美协一年约30万元“人头费”，出版《美术家通讯》再节省一年也需用1万元，华君武知道后曾批评花的太多了。90年代，协会经费依然紧张，而社会费用又在上涨，《美术家通讯》更为拮据，我只好向社会筹集资金补给。这份内刊得到了会员们的厚爱，一些会员提供作品给予支持，我至今对那些支持我们的会员和赞助者都怀有至诚的敬谢。

　　华君武告诫：不能办成第二本《美术》杂志

　　问：《美术家通讯》是什么性质的刊物？

　　杨：说到性质，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复刊时有关《美术家通讯》的宗旨、编辑方向等，领导既未对我说起过，研究室也未专门讨论过。由于高焰文革前是《美术》杂志资深编辑，倾向于发表专业研究方面的文章和美术作品。池星是组织活动家，也能把握刊物的走向。我是新手，工作中很尊重他们的意见。

　　一次我列席各部室负责人办公会时，听到华君武对研究室负责人说：“你们不能把《美术家通讯》办成第二本《美术》杂志。”这实际是对高焰主张的否定。高焰很率性，曾说过“把美协交给华君武和江有生我不放心。”所以她对华君武的话不买账。而主管研究室的书记处书记曾跟我说，“把研究室交给高焰我们也不放心。”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在复刊时没有为《美术家通讯》性质定位造成的。

　　池星和高焰主编的两年是开创性的，视野开阔，选题丰富，栏目合理，出版后立即受到会员的欢迎，为后来的编辑工作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

　　在1983年我接手之后，便想解决定位问题。我同意华君武“不要办成第二本《美术》杂志”的意见，不能影响《美术》的权威性，着重发挥《美术家通讯》的信息作用。可当时从采集、编写、审查、印刷、邮递到读者手上，再快也要两个月，新闻变成旧闻了。既然达不到信息功能，那就一定为历史留下可供查找的资料。于是我建议把《美术家通讯》暂定为“传达与记录当代美术重要讯息和资料”性刊物，汇报时也得到了认可。编杂志是有规律可循的工作，定位相对确立了，工作也会顺手。

　　容量、栏目设置和约稿

　　问：容量如何？

　　杨：为了给会员一个稳定的信息通道，从1983年5月起定为月刊，16开、32面(当年实验时为16面)，封面和内文用纸一样，封面套一色。每期可容纳4万字，控制在50个信息量，一年下来有600个，大致可以把重要的东西放进去。不发美术作品和活动照片，不能发表理论性文章。我们每月收到约20万字来稿，为了尽量多录用一些，必须浓缩。编辑中我会大杀大砍，谁的文章我都敢动手，1986年我给《美术》投稿时，主编邵大箴就在我的文稿上批示：“就像杨悦浦砍别人的文章那样砍他的文章。哈哈！”可见我这种“恶习”给人印象多深了。

　　内容大致与文革前的相同。由于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及时了解和贯彻上级的文艺政策，发表上级部门和协会领导人的讲话多了起来。内刊内容很多却无须以栏目析分，所设置的《本刊专访》等栏目等主要是为了能够延展杂志与读者的融接度。

　　一个杂志要想办得鲜活和有质量，必须加强约稿，否则刊物必定会丧失生命力。池星、高焰主编期间靠其能量和影响，约稿不是问题。他们离休之后，我才知道约稿是最艰难的事情。1983年编辑组两个人，我刚从科技口调进来，韩精华是工人编制的青年，我们在约稿上真是一筹莫展。记得我请“前辈”吴甲丰写稿，他不屑地说，我哪里顾得上。那段时间我天天为约稿发愁，每约到一篇就兴奋好几天，若没有约到就得再花费几倍的时间重新组织，这个艰难的郁闭状态至今难忘。

　　1985年第四次美代会期间，美术理论界的代表单独集会，我觉得自己在协会搞内刊，便主动去帮忙，目的也是想“混个脸儿熟”好约稿。没想到那个我曾很熟悉的召集人对我嗤之以鼻，我才知道这个圈子没有点“资格”是不能靠近的。从那时候起，我始终远离那个圈子。

　　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感谢李松涛先生，在困难的时刻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帮助，有这样一位热情诚挚的学者点拨让我有了信心。另外也很感谢阚凤岗同志，他是“老美协”，我在工作中出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他，他都是给予热情地关怀。

　　问：你一定羡慕很强势的刊物？

　　杨：那样的报刊，社会平台好，资源人脉丰厚，经费不发愁，受人仰重，说老实话，我做梦都希望有这样的状态，可是一个小小的内刊编辑，处处弱势，哪里敢有奢望。在最艰难的时候只得自我安慰：杂志办得直白，不见得没有色彩吧。静下心想，我们的资源也是独有的，《美术家通讯》是协会的、是会员的，必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诚意地学习池星和高焰把视野打开，从会员的需要一点一滴地努力去做，逐渐使杂志有了改观。后来吴甲丰竟主动推荐稿子，说明他认可了，让我欣喜异常。一次一个中年评论家问我：“听说评论家不在《美术家通讯》发表篇东西好像说不过去？”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

　　做的比较好的是访谈，重点抓“本刊专访”、“会员专访”等栏目。我想，专访一个人或一个单位，等于抓住一个点就能够带动一片，一片人又可以继续放射出去，关注度就会延展开来。从1990年之后，我安排采访了协会系统——中国美协和各地美协的负责人，如秦征、阚凤岗、王琦、肖锋、丁仃、晁楣等；采访了美术院校、画院、美术馆、博物馆、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如靳尚谊、刘文西、刘大为、杨力舟、刘迅、刘春华、王明明、冯今松、董小明、王晋元、张治安等、刘勃舒、刘曦林、佟景韩、杨新、姜维朴、王克庆，等等；此外，把视野也延展到国外，利用对方来京时面访、书面采访、委托采访等方法，我们陆续采访过法国巴黎罗丹艺术博物馆雅克•维兰、俄罗斯美术理论家协会理事会主席亚•伊•莫罗佐夫、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等以及一些国外画家。如果不是出现一些不得已的情况，我会安排访问更多国家的艺术家和艺术单位的重要人物。在那些年中也专访了很多当代美术家，包括在国外的美术家。为了让会员及时了解当下的热点，我还专门为张晓军设立了《寻访札记》专栏，每期连载。2011年张晓军将《寻访札记》数十万字结集出版，其历史价值更加彰显出来。

　　做的最不成功的是综述。我曾想每期有一篇综述，对一个方面创作动态做些分析荐介，而约这样的稿件很困难，也曾想以高稿酬来解决，无奈囊中羞涩。

　　建立存档制度

　　问：杂志还要存档吗？

　　杨：是的。这是机关工作要求。从复刊第一期起就建立了《美术家通讯》的存档制度：每一期要保存：1、审查批示文件；2、定稿后的原稿；3、签字付印的三校校样(因为每一校次还有重要改动)；4、10本成书。每期一个档案袋，写清期号、内容、日期等。我请示了领导，同意将《美术家通讯》档案存编辑组，便于工作查阅。到我退休一直坚持这样做，办公室里有两个文件柜装满了从第一期到我离开时的档案袋。

　　面对上级的审查

　　问：刊物还要进行审查？

　　杨：刊物涉及到意识形态，审查是必不可少的。开始是由协会书记处主管书记审查，1981年至1982由江有生审，1883至1985由彦涵审，彦涵不在协会上班，每期我要去他家送取。重要的文稿华君武也要审。1987年之后我任主编后，书记处决定由编辑组自查，出问题追究我的责任。

　　审查对编辑组是一种“磨练”，不知道哪篇文章、哪件事、哪句话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就要反复地修改请示再修改，会耽搁出版时间。华君武审查陈丹青的稿件很能说明问题。1982年我偶然和在美国的陈丹青有了联系，就便请他撰稿介绍他在国外所认识的美术情况，陈丹青热情地给予支持，我们之间通过信件磋商，到1984年终于寄来了第一篇稿子。江有生审完后又报给华君武审，华君武对陈丹青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和词句有意见，说必须修改，否则不能发。我马上和陈丹青信函商量。修改内容令作者多少有些不理解，我也很为难，但若不修改就不能发表，一切将前功尽弃。经我诚恳地说明国内的新情况，他还是顾全了我的希望，同意做修改，稿子才得到批准。当时与美国的邮件来往一次近两个月，这么一折腾，到真正发表时，已经是半年之后了。我特地为陈丹青开辟了一个专栏：《寄自纽约——海外通信》。后来又陆续发了几篇，都是华君武审查过的。能够邀请陈丹青撰写文章很不容易，文章发表后也有了影响。可是烦琐的审查，让我和陈丹青都感到疲惫，栏目便停办了。

　　经历多年的审查，也使我逐渐了解到主管层面的主旨，对我后来把握《美术家通讯》的底线很有益处。

　　改版《美术家通讯》——筹办美术报

　　问：很少有人知道80年代中国美协也在筹办一份“美术报”，听说是你在做这件事？

　　杨：在1983年上半年中国美协书记处重新调整之后曾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要建美协的美术馆、会员活动中心、出版社、宾馆等，其中一项是把《美术家通讯》改版为美术报，也许是我在编通讯，筹办美术报工作就交给了我。

　　1984年下半年我接受任务之后，经过半年多的奔波，把文联等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同意文件都办了下来，募集到了一点启动资金，联系好了印刷厂，商定了发行渠道，最困难的是获得了出版部门的同意，拿回了登记表，只要完善了协会对美术报的人事安排就能够办理出版证件，正式编辑出版发行了。那时，真是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感受到那么多部门对美协工作的热情支持。

　　1985年初，向协会领导请示最后定夺的时候，华君武忽然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不能听命于某个人的！”这“某个人”是指1983年到任的书记处常务书记刘迅，开始华、刘合作得很好，后来出现了矛盾。本来，筹办美术报是共同的决定，我做起来后都随时请示，上级所做的一切指示都记录在案，熟记在心。1984年秋，刘迅忽然命我放下手中美代会一项筹备任务先去为美术报集资，他是常务书记，我不能违抗，就去办了。钱是筹集到了，但这次“听命于”刘迅的行为引起了事端。我要解释，华君武不听。我说，您不能不听，我也是按照您的指示做的，不存在听命于某一个人的问题。他说，我什么时候指示过？我说，我可以背您的指示，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10月26日在上海美术馆我陪您看全国美展时，您对我说，一，这事一定要办好。二，资金的确要自己筹集一些……他气愤地打断我的话：“别背了！”坐上车走了。事后，他从家中给我打电话，说他不够冷静，希望我不要介意。

　　华君武态度的变化引起我的警觉，批评是表象，作为协会最高领导人一定有他的决策，于是，我请他重新明确：美术报办还是不办？可能考虑到避免引发新的矛盾，又怕伤及我的积极性，他的指示讲得比较婉转，可我体味其核心是不办了。想到自己不过是个底层编辑，与其无谓地耗费精力，不如专心把《美术家通讯》编好。另外也有担心，我连《美术家通讯》都没有编好，哪里还有能力去办报呀？于是，我就把所有批件和资料都交到书记处，资金退还，请另安排人进行。实际上，我不管也就没人管了，办报之事，不了了之。

　　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中国美术报》创刊，主编刘骁纯让我为该报写稿，我不愿意。他问为什么？我开玩笑说，君武同志的批评致使我们的报纸停办，反过来他给你们当顾问，在我看来无异于将自己的孩子掐死把奶给人家的孩子吃，感情上接受不了。该报创办5年，我每期都看，却未置一文。

　　尽管我在开玩笑，但内心赞成华君武的决策，一者，当时机关全力筹备第四次美代会，各部门不容分心；此外，美协有两个杂志已经“够用”也“够忙”了，全力保证《美术》扩大社会影响，又有《美术家通讯》沟通会内交流，协会工作很有声色，何必再办一份报纸？

　　面对特殊情况

　　问：什么是特殊情况？

　　杨：比如《美术家通讯》面临停刊的危险。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主管部门对报刊进行清查整顿，要求美协自查清理，没想到协会竟决定停办《美术家通讯》，还报了上去，我知道后，立即据理力争。经过上下左右一番拼命交涉，终于同意继续办下去，条件是注销刊号。为了活下去，我只好同意了。如果当时稍微松懈一点，《美术家通讯》也就没有了。停办对我不啻是一种解脱，但一想到池星高焰把一个很有基础的杂志传下来，在我手上葬送了，会永远愧对他们，愧对数千位会员。此事也促使我决心办出质量，增强刊物的存活能力。承蒙上天关顾，此后又给了我10年时间，可以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在一次会上，我见到文联一位领导人拿着我们的杂志说：我很爱看《美术家通讯》。我的心才踏实了一些。

　　上级指示必须执行，这是原则，我不但服从，也学会了适应，心胸能够容下更多的东西，该说话的时候必须发声，应对各种意外。我知道自己有“个性”，但为了做好编辑工作，必须规避自己的不当情绪。我也知道需要提高政策水平，不犯“错误”，我请协会办公室为编辑组订阅了《人民日报》、《红旗》等7份全国性报刊，加上交换的一些报刊，上班后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看这些东西，从中体味各种社会报刊是如何把握政策的。

　　面对误解和批评

　　问：吴冠中曾在《美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说《美术家通讯》对他组织过批判，有这回事吗？

　　杨：应当是误解吧。我是个“和事佬”，哪有“狗胆”去组织批判什么人。

　　1983年我向安徽评论家周昭坎约稿，他撰写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近年美术研究的一些看法》发表在1983年第8期，文中说，“事实上，吴冠中同志《绘画的形式美》一文的提出，现在看来，吴文不无片面性，吴文对于指导创作所起的不良影响的一面，也不可否认。”这些话完全是一种学术观点，也是当时很多画家的共识。翻遍所有的《美术家通讯》，只有这6句话，70几个字，怎么叫“组织”批判？如果连这样的观点都不能发表，美术领域将如何进行美术批评？而《美术家通讯》有不少篇幅正面报道吴冠中的一些艺术活动，又如何解释？

　　问：在2011年第五期的《艺术》杂志中，有篇文章提到《美术家通讯》转载钟韵批判美研所“西山会议”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杨：我看了。读者若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看了该文，一定以为《美术家通讯》曾是搞批判的“打手”，事实并非如此。“六四事件”之后，美术方面的确组织了一些批判，如“西山会议”、闻立鹏的《风雨兼程苦心求索的十年》等。1991年《美术家通讯》遵照指令发表的几篇批判、商榷性文章，完全是上级将稿件送来发表，不准做任何改动，编辑组要严格执行。在社会需要时发表批判、争鸣性的文章是常有的事，而《美术家通讯》不过是个信息性内刊，承担不起这么沉重的使命，在我的编辑工作中，不会主动做这种事的。

　　要说明的是，批判闻立鹏的文章则是因我首先在《美术家通讯》发表了他的《风雨兼程苦心求索的十年》而引发的，没有把握好杂志面临的环境而给他添了麻烦，至今内疚。

　　问：听说李琦要向法院起诉《美术家通讯》？

　　杨：因为我们转载了一篇批评他一些观点的文章，他向法院起诉了文章作者、首发刊物和转载的两家刊物，《美术家通讯》被列为第三被告。在我看来，转载的文章属学术讨论性质，无论李琦如何往政治上解释，我都不能和一位老艺术家因为学术问题对簿公堂，还没进入法律程序我就宣称尊重法院的任何判决。后来李琦的律师不同意列出那么多被告，开庭之前，他同意去除了第三、第四被告，《美术家通讯》免遭诉讼。

　　1996年春天，文化部艺术司美术处处长刘国华郑重地约见我，说李琦向中宣部把《美术家通讯》告了，上级请他出面调查处理。原因是《美术家通讯》1996年第2期发表了《关于1995年行为装置活动的索引与备忘》，记载了31则有关1995年这方面的活动，其中有孔布等一组人5月在北京妙峰山以裸体方式进行了题为《九个洞》、《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艺术。李琦认为现代艺术应加以批判，《美术家通讯》不应发表这类东西。李琦把这篇文章的复印件附在告状信中。

　　我看了李琦的告状信和复印件，发现我们的文章发表时为3面，他只复印后两面，而有我写的《编者按》的第一面并没有复印，于是我把完整的杂志给刘国华看。

　　刘当场看了《编者按》：

　　“《关于1995年行为装置活动的索引与备忘》只是一份资料。在美术活动中，装置、行为的活动已经是存在的事实，而且不少活动已为一些传媒所介绍。为了让会员有个直观的了解，我们请寻访札记的专栏评论家张晓军做一次梳理，并不做任何评论。虽然是做了介绍，但并不表示我刊及本文作者对此予以支持、赞同或反对，只是一份供会员了解事实的简单资料。为此，文中一些个别词句为让大家真实了解，也未删改。请勿转载和引用。如引用，请自己与进行装置、行为活动的参与者直接联系。未与我刊打招呼而引用此资料者，出现的所有问题，本刊不负任何责任。特作说明。”

　　当时社会上都称谓“行为、装置”为“艺术”，而我一律改为“活动”，已是很谨慎了。

　　刘国华看完之后认为“编者按”很全面，说把这份杂志拿回去给领导看吧。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领导看了，认为《美术家通讯》处理得当，没有问题。我又躲过一劫。

　　我认为李琦这样做是对协会内刊的爱护，但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交涉或是批评，动辄就告状？事后我和李琦在协和医院卫干候诊室相遇，他特地走过来对我说：“老杨，我是秉公办事。”他以为我对他不满，其实没有，我说：“李琦同志，我理解。”

　　问：听说范曾曾对《美术家通讯》有过批评？

　　杨：算不上是批评吧，我只是听人转述他对《美术家通讯》有微词，因为的确有一件让范曾不满意的事情：1982年高焰责编的第4期中发表了钱海源《艺术的商品化和其危害》，文中批评“某画家”在有关方面“陪同下，‘突击’深入了几天的生活”的事情。发表钱文时我在住院治病，1983年我恢复工作后，收到了范曾反驳钱文的稿件要求发表，高焰已经离休，编发情况我不了解，何况钱文没有指名道姓，这种不对称的反驳未必适当，此时《美术》已经发表了范曾同样反驳钱文的文章，我就想放一放吧。当然我这样处理对范曾不公平，毕竟没有在《美术家通讯》中给他说话的机会。

　　1987年11月我以艺委会秘书处职责参与组织召开全国中国画艺术讨论会，事前讨论代表名单时，想借这个机会表示一下我这个《美术家通讯》主编对范曾的歉意，就建议邀请他出席，会议领导小组接受了我的意见。范曾到会。在安排大会发言时，我又建议请他发言，领导小组再次接受了我的意见。范曾应允了。发言之前我就想，他会借机说说《美术家通讯》的。他的大会发言主要讨论中国画艺术市场问题，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讲得很有道理。范曾发言很有风采，他说，“我们应当为不断提高中国画的国际市场价格而奋斗。……另一方面，我提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升华到奉献意识。南开东方艺术系大楼(当时他筹建的单位)便是我这种思想的产物，我是以自己展览的全部收入奉献。”(《美术家通讯》1987年11、12合刊)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说道，他的这种奉献“全国各大报刊概莫能外地进行了报道，唯独《美术》和《美术家通讯》保持着庄严的沉默。”会场哄然大笑。(这段话我没有刊登)我倒是很感谢他以儒雅的词汇表达不满，给《美术家通讯》留了面子。

　　面对随时出现的新事物

　　问：作为内刊《美术家通讯》在1993年购买了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艺术博览会摊位，是出于什么考虑？

　　杨：这只是刊物应对社会出现新事物的工作性安排。其他亦如，90年代初出现了圆明园画家村现象后，张晓军以记者名义最先在那里调查和访问，1992年7月号《美术家通讯》中做了全面报道。为了深入了解我也去过那里。又如，现在电脑美术发展为动漫形成了很大的产业，但在90年代初还是“新生事物”，1992年底我们了解到要举办国内首次电脑美术进修班，就在1993年第1期头版发表了《电脑美术正大步走来》的记者专题报道，概要介绍国内外电脑美术的发展情况。当社会出现热点成为新闻捕捉对象的时候，媒体必然以极大热情去关注，这类热点在我知道后，都是立即安排组稿发表，有的或许是当年美术刊物最早报道的，《美术家通讯》尽量做到在第一时间为会员传达足够的信息。

　　8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形态艺术市场”逐渐发育起来，当时多数画家还不够明了，只有少数敏感的画家、评论家和市场从业者参与了进去。

　　中国美协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重视市场经济对发展美术事业的作用了，《美术家通讯》就协会的一些安排都陆续反映过。1988年后《美术家通讯》发表国内讨论市场方面文章多了起来，不久又发表了一些介绍国外关于艺术市场现状的文章。自1991年第6期开始，就专门设立了“艺术市场研究”专栏，以容纳操作、情况介绍、讨论等方面的稿件，为此，我特地写了“编后语”，提到：“艺术品进入市场是必然的。中国艺术家都在关心自己的作品如何进入市场已经是现实，它也直接影响着创作发展。为了能更好地促使大家在市场问题上的思考，我们主张让有关介绍市场情况的文章中公布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这可能会对本人或某些方面引起副作用，也可能会对刊物、经营方面引起一些麻烦，但为了形成我国艺术市场正常的合理的机制，这一步必须要迈出去。”

　　我写这个按语，也缘于一次与刘迅的交涉。那年香港拍卖会中成交了一批内地油画家作品，听说刘迅那里有成交价位资料，就去讨索复印件，拟用在一篇文章中。刘迅对于国内油画家在香港投拍、价位又比一些名家高，很不满意。一听说我们要发表，不但不给，反而指责说“你们不要再给油画界添乱了！”

　　问：刘迅不是自己也在做生意了吗？

　　杨：是的，他从中国美协调出后把酒店项目带走，专做北京国际艺苑假日饭店董事长了。但他毕竟不是纯粹商人，还是个油画家，这句情绪化的语言很说明对现代艺术市场的不理解。“编后语”等于是对当时疑虑的一种回应吧。

　　我要的资料从另外渠道找到后还是发表了。无论是谁不理解或反对都无济于事了，那两年现代艺术市场发展瞬息万变，很快出现了大量的画廊，1992年拍卖会面市、1993年中国艺术博览会开始在广州举行，这些我都安排跟踪报道。由于举办博览会因其涉及画家参与面大，便以《美术家通讯》编辑组的名义购买了展位，组织作品，派年轻编辑到广州现场，通过销售作品、调查研究、访问画家、访问市场运作者等，全方位地参与市场研究，在杂志上客观地介绍，让会员及早知道这种新事物所呈现的脉络。当时能够拿出诺大篇幅“直播”，在各种报刊中是绝无仅有的。

　　工作方法不对会给编辑工作造成困难

　　问：为什么1989年只出了三期《美术家通讯》？对于月刊出版来说，是严重失职吧？

　　杨：是的，这一年的编辑工作最糟糕，完全是我没有尽到责任，当时就做了检讨，幸好上级很宽容，没有追究我。这一点可以说明，看起来是我们编辑们在努力，倘若没有协会上上下下对它的呵护，《美术家通讯》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

　　问题出在我身上。从1985年秋季之后协会安排我做了一些兼职工作，如接手艺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会、具体参与组织一些全国性大展的组织工作等。当时协会编制少，全局性工作繁忙的时候各部门协调工作、兼职做事是必然的。随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是国家职工起码的纪律，我也不能例外。我的缺点是兼职工作一旦投入精力过多，编辑工作就受到了影响，导致1988年和1989年的《美术家通讯》出版不正常。也曾抱怨过，觉得协会培养出一个编辑不容易，不应当让我去做其他事务性工作。在自我检讨时，认识到还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1989年10月在杂志上便写了“启事”，向会员致歉，做出保证。此后，协会交给任何工作我都会安排好，从1990年之后均按月正常出版了。

　　不过这些编辑之外的工作，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众多的画家和评论家，缓解了《美术家通讯》组稿困难，联络了很多媒体，延展了《美术家通讯》的社会存在，让我心存感激。

　　《美术家通讯》使我从一个科普工作者成长为一个编辑

　　问：你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编辑，确立了什么思想吗？

　　杨：与那些大报刊比，我做的这点事微不足道。何谈思想？

　　做了编辑之后，知道了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作家的作品是在众多编辑的手上认真严谨反复地处理过，但社会只知道成名的作家，而不知道那些付出辛苦的编辑们。所以，我在从事这个工作后必须要确立的一个信念，就是“责任”。告诫自己，在会员读者面前我没有资格与人家平起平坐，一定要随时随地地学习。

　　办杂志也像种地，事先不知道是否会丰收，总得勤奋耕耘。我相信只要劳动付出了，就一定有所得，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要耕耘一定要付出“血汗”，“血”是自己的资源，要珍惜，所以方法很重要。“汗”是劳动付出的自然现象，所以不要惜力。

　　问：什么是合格的主编？

　　杨：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当编辑。我除了认真工作，最重要的是不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为组稿原则。刊物像一个擂台，当嗷嗷叫的赛手们跳上台来的时候，主编和编辑要做的是把获胜者的手给举起来，就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把最优秀的“选手”请上来。

　　问：看来你对《美术家通讯》很有感情。

　　杨：的确。《美术家通讯》成就了我。

　　刚到美协的时候，我是个外行，所知甚少，迟钝，保守，循规蹈矩，但很想改变自己。我不喜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话，要求自己一定要把事情做完整，努力把事情做得好一点。在编辑工作中我渐渐对美术评论产生了些兴趣，在尝试的过程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价值，应当说我没有愧对这块“热土”。当然，我也注意着身份，在协会内要努力做称职的编辑，在社会上争取做合格的艺评人，二者不可错位。

　　我常想，如果不是在中国美协，如果不是在编辑《美术家通讯》，我不会有现在这个状态。我的一切是中国美协和《美术家通讯》给的，获得了职称，颁给政府特殊津贴，在美协很多比我更应当得到津贴的人却没有机会，继蔡若虹、华君武之后给了我，我自当继续努力。说的更直接一些，没有这个岗位我或许吃不上饭，我必须爱它，每逢听到有人骂中国美协和《美术家通讯》的时候，心里很难过，总觉得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应当受到谴责。可我尽心了。与这个刊物相比，个人渺小之极，没有这个自知就不可能坚持18年。18年中《美术》杂志换了四届主编，而我却为《美术家通讯》干到了退休。

　　我不是很幸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