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博:我的民师父亲

　　我的父亲李世余，今年76岁，当了30年的民办教师，已退休多年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威严，很传统的一个人。他脾气特急，人特直，特能吃苦，由于职业习惯，还特喜欢训人。小时候，不怎么听话的我，在他手下当学生没少挨他“修理”。

　　父亲高小文化程度，却教了30年的学，这在今天是不可思异的事情。父亲本可以继续上初中的，可要翻越几道丘岭到离家十多里远的村庄上学，加之解放初期，社会治安不太好，爷爷放心不下这棵“独苗”，高低不让父亲去上初中。老师几次上门做我爷爷的工作，爷爷就是不同意，最后，老师无奈地说“可惜了，可惜了！”从此，父亲就缀学务农了。

　　父亲天性好学。农暇时三大爱好：读书、练字和看报。每当看到自己喜欢的书法字，父亲如获至宝，就用树枝在地上反复练习，晚上躺在床上还惦记着白天看到的字，就用手指在肚皮上划拉，常年不懈，居然练就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他的右手中指与常人不同，第一节是近乎呈直角的。那是他缀学后不久，在莒南县小官庄煤矿工作时，不慎被机器切掉中指第一节，他咬牙捡起那节指头，硬是把它按在了手指上，用纱布一包了事。后来，伤口居然也愈合了，只是中指第一节长成了直角，也算是奇迹了。没成想，这戏剧性地一拐，正好促成了父亲与书法的不解之缘——那一节断指正好扣在毛笔杆上，写起字来特稳当，可谓相得益彰。后来，东莲花汪村招一名代课老师，在校长李守明的推荐下，父亲就当上了一名挣工分的民办教师。村里教师少，他一个人包一个班级，从一年级一直到五年级，语文、数学、自然、常识、音乐等所有课程都是一个人教，一堂课接一堂课地连轴转。父亲每天带着一身总是拍打不净的粉笔灰尘，抱着厚厚的一摞作业本，疲惫地回到家中。晚上，匆匆扒上几口饭，接着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常常熬到深夜，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但父亲却乐此不疲。

　　父亲悟性极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师自通，篮球、乒乓球无所不能，虽谈不上样样精通，但也是有板有眼，很像那么回事。正因如此，他还义务兼着村小学所有班级的音乐和体育老师。为给学校添置体育器材，他托人从公社一家机械厂要了一根长长的锨把粗的钢管，用小钢锯截成三段，然后用几根木桩一架，在下面挖个沙坑，一幅单杠和一幅双杠就做成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学，这可是高大上的体育器材，稀罕着那。体育课上，父亲现场给孩子们表演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动作，单腿往单杠上一挂，居然像纺车一样旋转了一圈又一圈，引得孩子们一片惊呼。这两幅土得掉渣的单双杠从此成了孩子们向邻村孩子炫耀的资本：“俺庄学校里有单杠还有双杠，你们庄有吗？”往往让邻村孩子羡慕得不得了。每年“六一”节前夕，父亲都要为学校编排出一台热热闹闹的节目来，诸如三句半、天津快书、小合唱、儿童舞及花棍舞等等，所有节目都是他一人自编自导，包括乐器伴奏和道具制作，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参加学区汇演，他总能为学校捧回几个奖项来。即便是退休了，遇到学校排演节目时，父亲仍然是不要任何报酬的“特邀导演”，总是有求必应，乐于帮忙。

　　那时，父亲每个月才拿6元钱的工资，后来涨到24.4元。村里生产队每天给他记一个工分(一个工分3角钱)，一年360个工分雷打不动。父亲就靠这点微薄的收入供应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孩子吃穿上学。父亲是独子，赡养爷爷奶奶的义务自然全部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一家九口人，生活难免捉襟见肘。记忆中，父亲每天都起得很早，先到地里干上一阵子农活再到学校上课，常常带着一身高粱花子走上讲台。父亲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的，很少添件像样的新衣服，多亏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缝补过的衣服倒也熨帖大方。而每逢“六一”或者过年，父亲都让母亲千方百计地给姐姐和我缝一件新衣裳，弟弟妹妹就等着穿我们穿过的旧衣裳。平时，家里有了好吃的，父母都要我们先送给爷爷奶奶吃。有一年过中秋节，二弟把分到的半个果仁月饼只尝了一点点就藏在了兜里了。晚上睡觉，一张老式大床上，我和爷爷在一头，二弟和奶奶在一头，四个人盖一条被子。正睡着觉，二弟忽然想起了那小半块没舍得吃的月饼，于是摸了出来，喊着“奶奶快张口”，奶奶醒了问张口干什么，二弟说，你就张口就行了，奶奶哄他说，好了，张开了，然后，二弟就用小手使劲往奶奶口里塞那块月饼，奶奶感觉耳朵不对劲，急忙用手扣了出来，点上煤油灯一看，原来是一小块月饼！二弟竟然把奶奶的耳朵当成嘴了。奶奶的眼睛一下湿润了，她一把搂住二弟，一个劲地夸着“好孩子，好孝顺的孩子！”……在我们家，像二弟这样孝敬老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这一切都源于父亲良好的家风教育。

　　父亲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我刚到六岁，就让父亲几乎是扯进学校上学的。上一年级，不在父亲教的班级，由于年龄小，老师也不怎么管教，过了一年的“好日子”。上二年级的时候，我极不情愿地被父亲转到了他的班级，从此，我就处在了“水深火热”中，因为我的贪玩和顽皮，小屁股上不知挨了父亲多少大巴掌(我在班里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有时，父亲在讲台上讲着课，我在下面交头接耳，正开心着呢，父亲的粉笔头就像一枚长了眼睛的导弹，“嗖”地飞到了我的头上，我立马坐端正了。有一次，父亲布置作业，用“一定”造句，同学们几乎千篇一律都写着“长大后，我们一定要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我就想与众不同，冥思苦想造了这么一个句：“长大后，我一定要当毛主席的接班人。”没成想，父亲在课堂上竟把我自鸣得意的作业当成了反面教材读给同学们听，还说刘少奇都没接上毛主席的班，你这不是异想天开么！结果引得哄堂大笑，让我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我平生第一个远大抱负就这样被父亲捏死在摇篮里了。

　　父亲的耿直在村里也是挂了号的。公家的钱他一分不贪，集体的便宜他一点不沾。相反，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父亲甚至还要掏自己的腰包给学生买课本和学习用具。每逢到公社开会，父亲都要用自己的钱给学生们买回一些小人书连环画册，什么《地雷战》、《地道战》、《草原英雄小姐妹》、《闪闪的红星》等等，常常引得学生们欢呼雀跃，争相传阅。那年，我姐姐高中刚毕业，没考上大学。村小学正好缺一个老师，姐姐各方面条件都合适，可已是校长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他是校领导，又是党员，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有以权谋私之嫌，影响不好。最后，让一个家庭比较困难的小伙当上了老师。那个小伙教了几年学就考上了师范学校，摇身一变，成了公办教师。姐姐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伤心地哭了。父亲开导姐姐说：“当农民有什么不好？只要勤快，照样可以有出息。”我不知父亲说的“出息”是指怎样的标准？我只知道的是，我的姐姐现在早已“出息”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村妇女了。

　　父亲教了30年的学，确切地说是29年零5个月。但就因为档案差了七个月，不满30年，只能按20年教龄算，不能评高级职称，终没转上公办教师。退休是父亲主动提出来的，因为，当时村里正规划街道建排房，我家要拆掉两套房子，再另建三套房子，都是自拆自建，再加上5亩责任田需要他耕种，爷爷奶奶年事已高需要他照顾，实在是分身乏术了。父亲不想误人子弟，三番五次找到乡教委，终于办妥了退休手续——按民办教师退休。父亲教书30载，桃李满乡邻，有人给父亲“支招”，让他找找关系通融一下，或许能按公办教师退休，但被父亲拒绝了，溜须阿谀拉关系找门子不是他的风格。现在，父亲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和他同期任教按公办教师退休的老师比，能相差近3000元。父亲不攀不比，一如既往种他的庄稼，一有空闲就练他的书法，拉他的二胡。

　　父亲练了一辈子书法，为乡亲们写了几十年的对联。70多岁的老人了，拿起若大的毛笔来手不抖，笔不颤，挥洒自如，他写的毛笔大楷苍劲有力，一撇一捺间尽见功底。每年一进腊月，他都买上二三百张红纸，在蜂窝煤炉一侧按放上一张大桌，把墨汁温热调匀，把那支硕大的毛笔泡软润透，然后铺平红纸，凝神聚气，开始一笔一画地刷写春联。家里每天坐满了等着“拿对子”的乡亲，父亲也就象征性地收点纸墨钱，有的干脆一文钱不收，他写春联不是为赚钱，而纯粹是为了找乐子。父亲的书法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我几次动员父亲加入书法家协会，他都以临沂是书圣故里，高手大家云集，他这两刷子拿不上桌面为由而推辞。我知道父亲的秉性和脾气，他不愿做的事谁拿他也没办法，于是就趁探家机会偷偷拿了他写的两幅对联，交给了临沂作协高振先生观评，高先生看了书法后感觉不错，就推荐给了临沂书法家协会。书协的一位领导看了作品后，评价说，“这个年龄段的人还能写出这样遒劲流畅的大楷来，真是不简单，作者书法功底了得。”当我把临沂书法家协会会员证递到父亲手里时，父亲眼里闪过一丝惊喜，拿证的手明显抖动了几下，他找出老花镜戴上，认真地看了又看，半天说了一句话：“还得练呀！”

　　青山在，人未老。第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真心对父亲说一声：父亲，您虽然是一名卑微的民办退休教师，但在子女心目中一点不削弱您的崇高。您正直如竹，奉献如蚕，气质如兰，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在极其艰苦的乡村环境里，您以及和您一样为中国乡村教育付出一腔心血和双倍汗水的几代民办教师，凭着那份惊人的坚守与苦盼，不计得失，默默耕耘在田间与讲台。民办教师“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倾心尽力为亿万农村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将现代文明之光播撒到无数个偏僻的角落……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在《天行者》中感慨道：“如果没有那些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的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他甚至将民办教师称作“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敬礼，我的民办教师父亲！

　　写于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