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梅庐诗话

　　一般地说来，诗，隶属于“儒”的范畴之列。但其又是这一范畴之中，最易接近于“道”和“释”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天人合一”说，对于各文学和艺术形式而言，诗，是最易抵达这一境界的文化本体。因而，诗，是最有可能成为通往“道”和“释”的至高化境的桥梁与纽带。甚至更进一步说，诗即是“道”，亦无不可。

　　众所周知，皈依佛门并有所造化者，须先具“慧根”，而又后能“觉悟”，二者不可或缺。其实，学诗之道亦然，无慧根则难得觉悟，不觉悟则难以升华。由此而言，学诗与修道参禅何等相似！无怪乎古人有云：“学诗浑如学参禅，不悟真乘枉百年。”(明•都穆)

　　李太白童年就学时，一个秋日傍晚，私塾先生带他和学生们前去野游，只见农人正在山间放火烧山以备开垦。先生吟曰：“野火烧山后，人归火不归”，正苦思冥想后句而不可得时，李白脱口续吟道：“焰随红日去，烟逐暮云飞。”呜呼，人之诗心竟有如此之差异，难道我们还不承认诗之“天赋说”吗？

　　相传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即将成仙时，在其族叔韩愈面前奏笛一曲，顿时满庭花开，花朵上显紫色字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而八仙中的另一位仙人汉钟离在升仙之时亦口占一绝：“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往处连沧海，别时蓬莱第一峰。”哦，诗与“道”不仅可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那些本来虚无的故事传说，竟也因为有了某种诗意呈现，而愈加显得近乎真实！

　　我们知道，唐诗宋词乃中国文学之巅峰，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峰巅。实际上，其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度，也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倘若没有其先前千百年的文化及文学积淀，没有其本身所处的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是不可能成就这一切的。而相对而言，中国现代诗歌的起源与发展，迄今为止尚不足百年的时光，如果我们非要将二者相比较，则无异于将新生幼儿与早已功成名就的盖世英豪相提并论一样。实则不仅没有可比性，同时也没有相比较的必要。

　　中国现代诗歌的文学形式虽由西方“舶来”，但其一经与我国本土文化相结合，便迅速得以蔓延和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具有自身特色而为人所喜闻乐见的全新的文学样式，这足以说明这一文学形式适宜于我们这片土壤。我想，就像佛教也曾是“舶来品”一样，随着岁月的延续，其早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国现代诗歌也会如此呢？

　　或问：既然中国现代诗歌的形式是由西方“舶来”，那么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有不同之处否？答曰：有不同。因为在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之中，西方崇尚的核心价值为“形象”，即刻画和描写现实与自然；而我们崇尚的核心价值则为“意象”。所谓“意”，即精神境界，即类于道家学说中的“道”或佛家学说中的“禅”。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为“技进乎道”和“天人合一”。这便是中西方诗歌、或中西方艺术所追求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或又问，现代诗歌的学习过程中，如何才能会其“意”？答曰：“意”虽无形，但其承载于传统国学文化经典之中。与新诗最直接和相近的，首先应寓于传统诗词经典之中。当然，人间万象，茫茫宇宙，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也无论是我们已知或是未知，天地所有无不寓其“意”。所谓“道”无形，“大象无形”，但其仍可学、可思、可感、可悟。学诗之道亦然，很难想象，没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不知不明新诗之“意”和“功夫在诗外”的道理，而能够创作出多么优秀的现代诗歌来。

　　实际上，现代诗歌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文化传承和衍变的必然结果。其一切的产生与发展，就像社会发展的滚滚潮流一样，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我们除了顺应这一文学潮流和趋势、并为之付出应有努力的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其实，现代诗歌相比较于传统古典诗词，有着更加广阔和自由的诗意空间。首先是因为现代诗歌形式挣脱了古典诗歌的框架羁绊，而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表现空间；其次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令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宽阔视野等等。当然，也正因如此，倘若不能正确认识现代诗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现代诗歌的在场也最容易泥沙俱下和鱼目混珠，并引发泛滥而导致大量“伪诗歌”横行于世。这是不能不需要我们引以高度认识和警惕的。

　　当然，即便现代诗歌更容易泥沙俱下和鱼目混珠，并引发泛滥而导致大量“伪诗歌”横行于世，这本身倒也不会发生什么地陷天塌般可怕的大事。我想，即便大量的“伪诗歌”会在当代或各个时期的一段或多段时间内横行于世而引起“谬种流传”，但其终将被岁月和历史去伪存真地淘洗殆尽，终究是没有办法秽及后人的，因为只有真正优秀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光的淘选而最终得以流传。

　　我常想，许多个世纪之后，人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所遗留下的现代诗歌，是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繁杂纷纭、鱼龙混杂的。我相信到那时还能传世的现代诗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经典之作。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唐诗宋词一样，也许它们原本也并非完全就是今天这个样子，而曾经也像我们现在的现代诗歌一样繁杂纷纭、鱼龙混杂。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满目珠玑般的唐诗宋词，只不过是经过了岁月和历史的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而已。

　　中国现代诗歌自其诞生伊始，就产生了各个流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壮观景象。当然，各个流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期间也在不断发生着合流与分化。现代诗歌中的各个流派，就像武林中的各个门派一样，我们是不可能简单地区分哪一门派的武功优劣和高低的。因为每一个武林门派之中，都会产生顶尖的高手。对于各个诗歌流派来说，亦然。

　　任何夸大或蔑视诗人和诗歌力量的观点，都是片面和不可取的。诗歌虽没有经天纬地之法力，但也绝非庸碌无用之小技。就像如烟往事中的楚国，虽不曾因为拥有屈原和他的楚辞而避免其国家灭亡的命运，但屈原和他的楚辞能够成为不朽的千古绝唱，楚怀王和他的王国却早已在岁月的长河中灰飞烟灭。纵然诗歌不能改变世界，但也绝“不会徒劳无功地吟唱” (聂鲁达语)。

　　诗歌的力量有时是强大的。因为有的时候诗歌不但可以像投枪和匕首，具有直指社会黑暗和人生困苦的力量，更可以令我们的诗境和神思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诗歌的力量又常常是薄弱的，她往往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甚至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或一桩显然有失公平的微小事件。

　　在尘世，没有诗歌，人们照样不耽误衣食住行，照样可以生存下去。但是，一个缺失诗人和诗歌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对我个人而言，没有诗歌，我活着仅是生存；而有了诗歌，我活着才是生活。因为有了诗歌，我所遭受的那些困苦和磨难，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因为有了诗歌，我的今生不仅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我也因此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又云：“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今人有云：文章的写作过程，如同将粮食加工成食品；而诗歌的写作过程，则如同将粮食酿造成美酒。又曾有云：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由此可见：为诗之道，非庸常之技也。也正因如此，为诗之人不可不察，亦不可不慎。

　　评判现代诗歌的标准应该是：思想为重，技巧为轻；内涵为重，表象为轻；意境意象为重，直白说教为轻；天然平淡为重，华丽妖艳为轻。就像我们为人处世一样，相比之下，内在修养为重，面貌形态为轻；真情质朴为重，修饰装扮为轻；人格品德为重，功名利禄为轻；抱朴守拙为重，锋芒毕露为轻；宁静淡泊为重，飞扬浮躁为轻……庄子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既雕即琢，复归于璞，善夫！”

　　诗歌不是用来粉饰太平的物件，而是“战斗的号角”和“生活的牧歌”(艾青语)，是直抵自然、岁月、时代和人性命脉的利器。也是感悟、表达和评判人生和人世间悲欢离合的艺术手段。其可以是利刃，也可以是经书。但就像并不是所有的毛笔字都是书法作品一样，那些肤浅的夸夸其谈、不关痛痒的人云亦云等等，无论其以怎样的形式披着诗歌的外衣出场，终究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那些思想浅薄、娇柔做作的“为赋新诗强说愁”，只能徒遭人们的厌恶和唾弃！

　　越是一个道德沦丧、人性缺失的时代，诗歌越应肩负起自身应有的责任。哪怕诗歌的力量如此薄弱，在滚滚涌动的社会浊流面前，无疑于螳臂当车，是那么不堪一击。但诗歌永远应似早春之萌芽或暗夜之星光，有了她的存在，人类就会有所梦想和期盼。如果说诗歌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社会现状，但她最起码应有所追问、揭示和批判！

　　现代诗歌有假冒伪劣否？答曰：然。因为说到底，现代诗歌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之中，如果这是一个假冒伪劣无处不在的时代，现代诗歌也不可能超越红尘的五行三界而独善其身。但那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无论带着多么华丽的面具，登上了多么招摇的舞台，其最终只能蒙人一时，却不可能蒙人一世！

　　一个诗人的作品，不可能逃脱其本身所处社会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局限。这就如同我们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的道理一样。即便那些看上去虚无缥缈、遥及天外的空想和浪漫，也不可能颠覆这一基本法则。最起码不能颠覆诗歌与诗人生存背景血肉相连、密切相关的基本规律。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说，欲解其诗，必应知其人，而欲知其人，则必论诗人所处的时代。

　　诗歌不是一门玄而又玄的哲学，也不是任人嬉戏的文字游戏，而是通过特殊的文字语言，表现人类对大千世界的认识的一种艺术方法，是人类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通过这种艺术表达，其质地可触可感，其形象有声有色，其意蕴包罗万象，其境界通达天地。

　　那些空洞的说教和毫无真情实感的分行文字，是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的。诗歌要想打动别人，首先必须要打动自己。很难想象，那些毫无新意、味同嚼蜡的分行文字能够去感染他人而引人共鸣。这种文字除了耗人时光、劳人精力、令人望而生厌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常言道：文如其人。诗歌反映了诗人本身的思想高度和内心世界，一个诗人的作品与其所处的社会层次、人生境遇、学识修养、人格品质等等密切相关。诗歌从来只有优劣高下之分，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真正的诗歌，不会因为出自王侯将相之手而变得多么光彩照人；也不会因为出自凡夫寒儒之笔而因此不名一文。

　　在我看来，王国维先生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说，应仅限于诗歌的写作手法，而不限于诗歌的内在表现和本质思想。“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但就本质意义上说，真正的诗歌创作中，即便是“以物观物”，亦不可能不“著我之色彩”。

　　“无中生有”，乃诗歌之大境界。这也等同于王国维先生的“造境”说。实际上，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真正剥离开来的“写境”与“造境”是无法单独存在的，其二者必定是水乳交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里我所说“无中生有”，并非所谓的空穴来风，而仅系源于自然和生活的无限生发或神游八极而已。

　　王国维先生有“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以及“境界有大小，(但)不以是而分优劣”之论，信焉。另外，作为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一叶知秋”不可不论。这里所说的“一叶知秋”，即见微知著、以小寓大，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亦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和“一滴水可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者也。

　　为诗之道即如为人，不可形容猥琐，亦不可道貌岸然；不可鼠头虫脑，亦不可飞扬跋扈；不可浅薄寡淡，亦不可晦涩懵懂；不可噤若寒蝉，亦不可夸夸其谈；不可空洞无物，亦不可漫无边际；不可苍白无力，亦不可故作高深；不可庸俗难耐，更不可虚伪欺世……

　　诗歌写作之于我，除了具有独特的文学和文化承载意义之外，我获得更多的是因此步入了无限辽阔的诗意空间和更加丰富多彩的诗意人生。倘若从诗歌本质意义上说，在我的诗歌中，我已非我，但非我亦我。而如果一定要从“道”的意义上说，我除了以我之见来表现和评判人世的沧桑冷暖之外，还可以令自己的灵魂与诗歌中所有的意象相合相融，并通过这一融合的“法门”，超越自己渺小的肉身和有限的生命时光，而由“小我”走向“大我”，从此步入一种非同寻常、并生生不息的全新境界。

　　对我个人而言，虽然我写下了诸多分行的文字，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因为在我看来，茫茫红尘之中，真正的诗人就如同圣人贤达和得道真人那么稀缺难觅，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胸襟、胆识、才学和人生境界，对芸芸众生而言，就像海市蜃楼那样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我曾经说过：“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是时光匆匆的步履，是我们遥望的海市蜃楼，是横空而过的太阳的车马，不可能轻易地被我们挽留、罗列和书写。而我每每孜孜以求地写着，只不过是为了走的离诗歌更近些罢了。”许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走过匆匆时光，走过千山万水。我庆幸自己自少小的年岁就皈依在诗神的殿堂之下，并成为她忠实的信徒。哪怕今生的现实和遭逢，并不尽如我意，我却依然感谢诗歌相伴的今生。如今，多少年的时光又悄然而逝，诗歌，依然如同一绺圣洁的光芒，日夜照耀在我的心坎上。诗歌，不仅让我今生的灵魂有所皈依，不再畏惧人世的艰险和困苦，也让这颗平凡的心灵获得了无限的慰藉和救赎。在红尘，诗歌是我的粮食与黄金，也是我的寺庙和经文！

　　2014年6月于望梅庐(原载诗集《红尘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