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文化 > 读书 > 书摘 正文

“找乐”的不同层级及其沟通

2015-03-16 17:24:45   来源:新浪文化   【字号:

  琐语

  晴空一声鸽哨使我的心宁静,我不大敢细看后楼阳台上杂物堆积中的简陋鸽舍。我其实是因久已远于胡同文化才更想写这题目的。借了文学的材料去构筑胡同形象,其中有些或近于说梦。作家因薄雾微烟而大做其梦,研究者也不妨偶尔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这是鲁迅那篇著名的《秋夜》。我知道自己做的是最平庸最没有出息的梦,其中没有悲歌慷慨,血泪飞迸,一弯冷月下的铁马金戈;有的是浮荡在远树间的炊烟,灶下的火光,碗盏敲击中最平易庸常的人间情景。

  我何尝不知道这本小书会使读过我的文章的读者失望!他们由这里找不到细腻的情绪独特的感觉,却嗅到了厨房和市场的气味。我绝对无意于戏弄我的读者。消磨在厨房与市场上的不也是人生?即如吃,不必再重复说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吃是生存需求或“民以食为天”。吃甚至会是一种精神治疗。乔•卡•欧茨《奇境》写主人公当生命现出巨大空虚时的饕餮,真写得惊心动魄。全然不知其味的吃在这种时候竟像是一种拯救呢!汪曾祺评《棋王》,关于阿城写吃的一番议论或能使小说作者首肯的吧。他欣赏小说人物吃的虔诚,赞赏作者对于通常被忽略的人的基本生存的郑重态度。人生的庄严并非只能在殉道的场合的。

  这书又并非说梦。

  我在开封的胡同里度过童年,当年的玩伴是一些腌臜的孩子。我还记得市井顽童的粗俗游戏,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羞,倒是对那生活怀着永远的感激。人生际遇是奇妙的。有谁能想到,童年经历竟会在几十年后助成了一种沟通呢。我承认自己对于胡同特有的人间气味有持久的依恋。日落时分胡同口弥散升腾的金色光雾,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行人身影,邻里街坊间的琐语闲话,晚炊时满街流淌的饭香——在最深最无望的孤独中,我所渴望过的,正是这和煦亲切的人的世界。

  在这个并非乡土的大城里,我已前后生活了十五年,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乡人。外乡人的兴致对于探究一种陌生的地域文化也许恰恰是有利的?对于北京,我有外乡人时有的小小惊异与欣悦。这大城在我是常新的。我喜欢在僻静干净(比我早年住过的胡同干净得远了)的胡同里闲走,窥看门洞里的院落,并非为了对隐私的好奇,谛听四周琐细的人声和由远处流入的市声,揣想一种生活情景,一种人际聚合。

  毕竟不是远在北美探究中国,北京的胡同文化就在你所呼吸的打胡同流过的空气中。你零零碎碎地触碰着那个胡同里的北京,其形象也就在这零碎的感触中渐就成熟。终于在有一天,你想起它来犹如想起一个住在近旁的熟人。

  对于北京文化的兴趣,也仍然是由专业勾起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是“五四”一代人活动的时空条件。这条件中的有些方面却久被忽略了。我期待着由近代以来北京的文化变迁,北京学界的自身传统,去试着接近那一代人,说明为他们塑形的更具体的人文条件。我想,为了这个,包括北京胡同在内的北京的每一角隅都是值得细细搜索的。在上述可以堂皇言之的“缘起”之外,纯属个人的冲动,是探寻陌生,甚至寻求阻难,寻求对于思维能力、知识修养的挑战。北京、北京文化是这样的挑战。对此,我在刚刚开始进入本书课题时就已感觉到了。

  探究人置身其中的环境是认知的顽强目标。如“我在哪里”“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几乎不会有什么回答是最后的,也因此才像斯芬克斯之谜似的永远诱人。

  考虑到“我在哪里”这一问题的深奥性质,我在本书中,把关于人的研究兴趣大大收缩了,收缩为如此具体的“人与城”。即使这“人与城”又何尝能穷尽!以个人之力试图读解如北京这样巨大的文本必定会显得滑稽。我在本书中实际做到的,也许只是把本不能说清楚也不宜坐实的关系坐实,以简化、浅化,使认识任务看起来像是可以对付的。人们也许从来就是经由类似的浅化、简化,才使自己保有了行动的愿望的?

  幸而我在写作本书时并未打算完成什么,只希望以此开始一个过程。所有似是而非的描述,粗陋的见解,或许会因此而得到谅解。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显然与全书不谐:由那样具体的文化现象一下子跳入对于城市文学的宏观描述。这是又一个思考过程的起始。在寻索北京文化时,我禁不住时时对着远处城乡之交的那遥远的地平线出神,由胡同的梦径直走入更其悠长的关于乡村与城市的梦……

  郁达夫曾借小说描写他“五四”以后尤其“大革命”以后的心境演化,说一度激动过他的“悲哀的往事”,渐已“升华散净,凝成了极纯粹,极细致的气体了。表面上包裹在那里的,只有一层浑圆光滑,像包裹在乌鸡白凤丸之类的丸药外面的薄薄的蜡衣。这些往事,早已失去了发酵,沸腾,喷发,爆裂的热力了;所以表面上流露着的只是沉静,淡漠,和春冰在水面上似的绝对的无波”(《纸币的跳跃》,1930年7月)。人生或不必有重大曲折也会有这一番变迁的,只不过在我所属的一代人,由于历史原因,将转折期推迟了。十几、几十年河道壅塞未通后一阵狂躁的涌流,然后才归平缓。也许当涌流时即已模糊地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才有那一种不无夸张的悲壮感,像是在将生命奋力一掷的吧。

  我在这书稿中写进了变化着的自己,渐趋平静淡漠的心境,或多或少调整了的认识框架。其中有原本狭窄的文化、道德意识的扩展,也一定会有观念、情绪的老年化。也许正有必要弛缓一下神经也调节一下文字,发现自己原本存在着的小品心态、散文气质。我又疑心这不过是借口,逃避思维的紧张更逃避生存紧张的借口。儒表道里,我走的或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走过的老路?

  我常常游移着,不知该怎样谈论中国的知识分子。赞美哀矜与轻蔑瞬间变换,正如对于自己,自信自怜又轻蔑那样。中国脆弱的知识者,当人生之旅疲惫困顿时,本能地注视市井、田园。这似也应属于“母胎化”的倾向。社会动乱,文化仍在民间,是一种你我都熟悉的相当古老的信念。我的选题和注入其间的思索,是否也基于这古老的信念?我不禁有点惶悚不安了。

  激情迸发时任激情迸发,平静淡漠中写平静淡漠的文字,大约也只能如此的吧。生命有它自己的河道,选择的余地总是有限的——谁说这不又是一篇预先准备了的“答客诮”呢。

  我时有对于生活无所不在的支配力、改造力的忧惧,怕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自得其乐、无不满不平、持论公允稳健、“事理通达心气平和”、无可无不可的蔼然老者。我一向乐于亲近这样的老人,却逃避着类似的自我形象。

  沉醉在课题中,稍一脱出,总要紧张地审视自己。清醒是累人的,我仍然渴望清醒。即使平庸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愿正视这一过程。

  论说中游移不定,往复回旋,通常是一种貌似深刻的平庸。这本书或是对于我自己的平庸的一次集中披露。我不想滥用“中国特性”作为对于平庸的平庸辩解以增益其平庸,我只能指望这基于平庸的北京文化描述引出极为不同的描述,从而使研究得以更深地进入北京文化。这也是平庸所能有的那一点效用吧。

  我清晰地体验着发生在自己这里的衰老过程,觉察到生命由体内的流逝,甚至听到了生命流逝中那些细碎的声音。我还从来不曾写得这样匆忙过,像被催迫着。我也从来不曾写得这样孤独,几乎全然没有友朋间的对话,只有一片紧张中的自语。我因而不能不怀疑自己思考的价值。我不便自欺地宽慰自己,说我所说的是我自个儿想到和说出来的。我只能寄希望于事后的批评与校正,相信仍会像过去那样得到来自关心着我的前辈、同行和热情的青年们的消息。

  我等着。

  “找乐”的不同层级及其沟通

  前文中的说法不免混淆,比如把文化后果与成因混淆了,也把不同人赋予“找乐”的不同意义混淆了。我似乎过分着眼于“普通北京人”。即使当代京味小说所写,也有并非“普通”的北京人,和他们的近于无限度无节制的享乐。

  不必讳言,古城风雅在相当程度上,系于晚清贵族社会的习尚。北京人的闲逸,他们的享乐意识,他们的虽不奢侈却依然精致的生活艺术,直接或间接地源自清末以来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与旗人文化在市井中的漫漶。此类现象,衰世皆然,发生在清末的或非特例。但有清一代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清王朝覆灭前历史阵痛延续的长久,都足以使得享乐之风大炽,流风所被,广泛而又深远。

  写清代贵族的佚乐和享用的豪华,《红楼梦》的描写已达极致。同时代的笔记稗史,则为这巨著提供了大量注脚:“光、宣间,则一筵之费至二三十金,一戏之费至六七百金。……故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以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也。生计日促,日用日奢,京师、上海之生活程度,骎骎乎追踪伦敦、巴黎,而外强中干捉襟现肘之内幕,曾不能稍减其穷奢极欲之肉欲也。且万方一概,相皆成风,虽有贤者,不能自异,噫!”盛衰无常,富贵难再。这里不消说有典型的没落心态。“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纪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衔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官府衙门尚且如此,社会风习更可想见。“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玩日愒月,并成废弃,风尚之最恶者。”(《旧京琐记》第37页)

  贵族社会通常是引领文化风气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贵胄之家、豪门子弟耽于佚乐,不免风靡水流,演成普遍习尚。六部灯、厂甸、火神庙、白云观,节庆相续,庙会不断。“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同上)时人有诗曰:“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或许正是国势日衰,外敌凭陵的时候?

  即使普遍风习,具体行为也因人而异。贵族有贵族的玩法,平民有平民的玩法。提红子、黄雀的,与提画眉、点颏儿的不同,喝二两烧刀子就一碟豆腐干的,想必不会是“熬鹰”的正经玩主。《少管家前传》开篇道:“北京城里,有这么句俗语儿: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接下来就说这不过是“二三流宅第的格局作派。要说那些够得上爵品的府门头儿、大宅门口儿么,可就另透着一番气度了”。《烟壶》写主人公未见得出色,其中一节写九爷的挥金如土,那种亦天真亦专制的行为姿态却备极生动。越在没落中越要发挥其豪兴,决不肯稍稍失了贵族气派。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定大爷的豪爽阔绰虽不免于夸张,描摹破落旗人贵族的沉湎于玩乐,却另有复杂的意味。如写大姐家经济早入窘境,大姐公公“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在革命声起,贵族断了生计之前,经济困境是无伤雅兴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搜集来的”。

  又沉痛又怜惜,老舍何尝真的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在封建时代,除民间外,艺术通常是由统治者中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老舍早在《四世同堂》中,就半是谴责半是怜惜地写到禀赋优异的旗人“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旗人好玩,会玩。北京像是特为他们备下的一个巨型游乐场。他们不但穷尽了已有的种种游乐,也穷尽了当时人的有关想象。关于旗人对享乐的投入和创造热情,《红楼梦》的描写几无以复加,而且你得承认那种才秉与享乐倾向在造就《红楼梦》的作者上发挥过的功用。

  匮乏经济下被旗人贵族发挥到极致的消费型文化、享乐艺术,其豪华奢靡处,与“匮乏”适成反照,其平易俗常性质,又像是对于匮乏的由审美方面的补偿。至于胡同里更为世俗的生活艺术,则几乎是胡同生活中的仅有光、色,这光色使贫乏庸常较易于忍受。到得贵族为历史所剥夺,仅余了“文化”,那种“艺术”更成为痣疣一样的外在标记。优异禀赋,艺术素养,反而深刻化了悲剧性。至于因一代贵族的沦落而有人的再造,同时使其文化民间化(如《四世同堂》中小文夫妇的终于卖艺),个人悲剧由历史文化的发展取得补偿,从大处看,更难言幸与不幸。“大清国”或许是“玩”掉的,“玩”本身却非即罪恶。何况有对历史承担不同责任的旗人,和其赋予生活艺术的不同意义。或者可以说清末贵族的奢靡有罪于历史,却不无功于文化?

  尽管有诸种层级,找乐仍然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富平等感的场合。“世界上最能泯灭阶级界线的游戏,大约就是下棋。”(苏叔阳:《圆明园闲话》)找乐大多类此。广告牌下聊大天的,小酒馆里对酌的,泡在同一间茶馆里的,近于平等。在专制社会,这更是难得的一点“平等”。由此才有悠然、闲逸,有暂时的松弛舒张。北京人的特有风度,那种散淡暇豫,是要有余闲也要有一点平等感才足以造成的,生活也要这样才更艺术化。

  这也自然地沟通着雅俗,使不同层级上依赖不同经济背景的“找乐”,在使生活艺术化的一点上相遇并彼此理解欣赏。在北京人,这不消说与价值相对论无关,而另有背景。上文已提到晚清宫廷艺术的流落民间,旗人贵族的没落所助成的北京市民趣味的雅化——虽然与民初以来艺术平民化的潮流不同源,却也不无微弱的呼应。在中国,俗雅之间,本无中世纪欧洲那样的深沟高垒。俗化、雅化的过程始终在进行。这也属于文化运动的正常秩序。匮乏经济既不足以维持云端上的艺术,以创造文化为己任的文人亦得以时时与民间、俗人互通声息。至于当代作家,却不能说未受启示于新的文化眼光(其中含有对大众文化的新的价值估量)。“传统”在这里,也与新的文化现实、文化经验遇合了。

  “世俗化”本是清末贵族文化的基本流向,“以俗为雅”更有禀赋优异的旗人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姿态。普通北京市民,“住在万岁爷的一亩三分地上”,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烟壶》),濡染既久,无师自通,便于以俗雅间的调和作成自身风度。这风度也在“生活的艺术”中呈现得最为集中。领略俗中的雅趣,则更有京味小说作者的修养、识见——你看,有这诸种条件的辏集,酿出“京味”这种风格不是极其自然的?

  (本文节选自《北京:城与人》)

编辑:周军
相关新闻

网友评论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您的昵称: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胶东在线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 文化热线:0535-6785685 国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712007001

网站简介   |   标识说明  |   广告服务  |   联系方式  |   法律声明

Copyright@ JiaoDong.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胶东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