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变异与乡土文学

　　农村在变化，虽然变化的方向各异、说法也不一，但是它在变化着、整合着，在崛起和没落。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土改的撕裂、“文革”的反叛、改革的阵痛、城镇化的剥离后，几千年农耕文化形成的农村经济政治道德体系几乎崩溃。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金钱至上论”的“滋润”，中国传统农村的道德伦理基础已荡然无存。文学意义上的乡土，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形态，也是一种文化象征与文化信念的具体存在。然而现在就像陈丹青老师所说的，“中国的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在中国的城市文明还没找到“北”的情况下，中国的新农村文化也无所建立和依附。

　　乡村，那个有着自己的文化脉络和信仰的中华文明摇篮，那个在沈从文和鲁迅笔下灵动得有些愚昧的乡村，在刘绍棠笔下浪漫的乡村，没有了。乡村，在丧失了自己的文明之后，只好选择做城市文化的“马仔”，而城市文明却是营养不良、矫揉造作的。于是，乡村充满了戾气和浮躁，残存的道德意识在这种文化冲击下，全线崩溃。那些试图把笔触真挚地伸进乡村的作家，要不就臆想，要不就写这所谓的“文化冲突”。

　　如果说这也是文化的话，那这种“文化”的交锋浅薄而乏力。在初始的新鲜过后，以写冲突为题材，并企图在其中写出“厚重”、“深度”的小说，大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卫者，眼光和脚步都放在了“钱”上。人心、人生、人性，都单薄得像一张人民币。文学作品纠结来纠结去，获得的只有那丁点儿冲突的快感。试问，一棵根茎腐烂、花心都长满了细菌的果树，能长出什么好果子？

　　这也是为什么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小说《长河》一出世就让人惊喜的原因。她的文化故里宁夏西海固，因为偏远，还完整地保留着那种深沉的独特的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文学的深厚是需要现实的滋养的，这就叫“底气”。本来这种底气应该遍布中国，现在我们只能在遥远的西海固看到。

　　滋养中国乡土文学的土地已经在大面积流失，中国的乡土文学变得不乡不城，大部分作家没有像马金莲那样的地域优势，只有把笔触伸得更远一些，伸到上世纪70年代、50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即便他们有俯瞰优势，也写不过那些当代作家，因为体验和真诚，观察和思考，永远比臆想有硬度、有质量。

　　在《小说选刊》第11期上刊发了写乡土的小说《细雨唤醒狮子》。作者刘荣书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人，他写农村写得比较好。乡村少年那种对于异乡的向往，若没有亲身体会，是很难写出来的。小说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苦难中有温暖、有希望，很能打动人。比较可惜的是，不知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小说中不时冒出的生硬的魔幻主义写法，让小说变得有些怪异，破坏了整体感，不仅让小说失去了真诚，也让作者笔下的乡村失去了真诚。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作者对自己的现实主义写法变得不自信，但是小说有一个细节，很让人深思。小说中的“父亲”和“母亲”把改变家庭环境的希望寄托在女儿的婚姻上，因为媒婆介绍的亲家是“公社武装部的干部”。男方“是个跛子”，而自己的女儿长得修长漂亮，但“父亲”和“母亲”经过自我安慰后，依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哀。当这种依靠威权的“希望”成了常态，成了唯一的希望，这个“希望”就变成了一个族群的悲哀。也许作者没有意识到，农耕文化道德体系的破坏，这就是一个很小、很结实的明证。失去的，已经无法弥补。在这个怪异的年代，我们的作家，只能去现实或者是意识的边角，寻找文学的乳汁。期待好的乡土文学，因为那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有价值的、需要拯救的一部分。可是，失去了土地的滋养，我们的乡土文学也在变得不城不乡，变得营养不良。乡土文学是把根朝后深扎，还是从当代社会继续吸取“二元化”营养？众作家各持己见。不过，我奉劝那些没有在现实乡村中生活过的作家，不要写“乡土文学”了，即便文学是虚构的，也需要体验。虚构的东西如果没有真实的“乡土文化”基因，就会很“虚”，很难看。

　　(原发《新华书目报》希墨翻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