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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绍磊:要泡在生活的海里

2014-08-20 09:39:24   来源:胶东文学   【字号:

  听刘汉君谈业余文学创作

  我正式走上新闻采编岗位,进入的第一个部门,是烟台日报文教部,时已年近六旬的刘汉君是文教部主任,部门人员包括于书恒、孙洪威、姜爱敏、曹玉娟、曹汝德、杨浩,人员构成用个时髦的词,堪称梦幻组合。我十分幸运地,在刘汉君主任离休前最后的职业生涯中,进入这个团队,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完成了我的新闻启蒙。

  解放前,他才十来岁的时候,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跌宕起伏、精品迭出的新闻职业生涯,开始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他小说写得精彩,很多年前就有作品在西藏获奖……刘汉君主任从不提及自己的不凡经历,从大家日常聊天的只言片语中,我只了解了点浮光掠影,但仅仅这点浮光掠影,已足够我做出判断:这位老主任,堪称北大街54号不多见的传奇人物。

  受托写一篇关于刘汉君的印象记,我很忐忑,作为后学晚辈,对如今年届八旬的老主任,我缺乏更多了解,印象中无非是那段我刚刚迈入新闻行业的懵懂岁月中,他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但同时,我又有些兴奋,因为可以借机名正言顺地去打扰一下,让他给我讲讲他的传奇故事。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位老人家一定是一座富矿,一部大书,里面蕴藏的宝藏,书写的精彩,都是想象所无法企及的。

  我的兴奋碰了壁,老人家超级低调,不想标榜个人,只想谈谈文学,而且是以业余爱好者的姿态。即便如此,我也惊讶于我的发现。因为,为厘清他个人的文学创作路线图,阐明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和观点,他不得不给我讲了一些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遭际。身为一名职业追问者,我在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由得心怀窃喜。当然,更多的是感动,因为,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与文学热恋的老人。

  业余创作:在海边钓鱼也能尝鲜

  回望60年的写作之路,80岁的刘汉君说,他的小说写作是业余的,从来都是业余的。

  65年前,他参加工作,60年前,他开始业余学习写作,1956年,他开始发表文章。1959年,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昆仑散记》(两人集),1979年《青海三十年小说散文选》、1965年-1985年《西藏短篇小说》均有作品入选,1986年,《刘汉君短篇小说选》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虽有收获,但微不足道,说实在的,我经常地想,这个业余有业余的好处,没有压力,我能写出来我就写,写不出来拉倒,这就跟那些在海边钓鱼的一样,钓鱼的不是打渔的,打渔的他驾着船,既有风险,又很辛苦,虽然能打很多鱼,但是不容易,而钓鱼的人,第一可以自娱自乐,第二照样可以尝鲜。所以,业余有业余的好处,业余写作这条路,不应当被歧视,可以走得通。青年作者不要急于当专业作家,业余作者并不矮人一等。”

  他把坚持业余写作的自己,比喻成海边那些优哉游哉的垂钓者。垂钓者不想成为打渔的老板,只想着自娱自乐,钓条鱼尝尝鲜。在他看来,专业作家成绩显赫的不少,但是平平的也不少,有很多专业作家经常地重复自己,没有突破,所以肯定背负着不小的压力,而业余写作者就不存在这种担忧,完全可以轻装上阵。

  轻装上阵的刘汉君,果真时不时地就能够钓上一条大鱼,尝到很多专业写作者孜孜以求却未必能尝到的收获滋味。

  业余写作带给刘汉君的最大收获,是记者这个改变他后半生的职业。说起来,这与他的一篇名为《红花》的小说有关。1960年,刘汉君尚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党委工作,《红花》刊登于西藏日报,小说塑造的青藏公路上的女驾驶员形象,被当作“中间人物”的典型,刘汉君和《红花》又被西藏日报公开批判。身为一名年轻党员,刘汉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期间,有人为刘汉君和《红花》说了一句公道话,结果被下放农村劳动,但当时刘汉君所在单位的党委并没拿这篇小说当回事。就这么被批了大概半年,也没有什么权威人士来做结论,结果不了了之,最后什么事没有,但是从此刘汉君就出了名,走到街上人家都说,哎呀,那个就是小说《红花》的作者。1962年,西藏日报调他去当了文艺编辑,当了文艺编辑没几天,又叫他接触生活,当了记者。就这么着,一篇小说引发了一场大批判,歪打正着,让刘汉君走上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路。随后在西藏日报的十年记者生涯,将刘汉君推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为他的文学创作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养分。1978年8月《西藏文艺》刊发的刘汉君短篇小说《故土》,荣获西藏首届文学创作奖(1976年至1980年)一等奖,这篇小说的素材和灵感,就是他在一次例行采访中得来的。三十多年后,刘汉君的西藏生活富矿依然没有开采完毕,2009年,短篇小说《一个部落的消亡》获当年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一等奖,2010年,作品刊登于《西藏文学》,2011年,该刊又发表了他的小说《血缘》,引起读者关注。

  生活积累:我是泡在生活的海里

  虽说刘汉君自喻为海边悠哉的垂钓者,但这仅仅代表了他不求名利的写作姿态。相反,面对写作,他走的绝非轻松路线,他严守规则,谨小慎微,潜伏在生活的汪洋大海里,静待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尾鱼。

  “因为是业余写作,所以写得很少,一年平均写一篇吧,而且写作的时候也不是心血来潮想写就写,经常要考虑很长时间。”简约的表述,传递出刘汉君对写作一事的无限敬畏。在一个躁动不安的、飞扬跋扈的、利益至上的、速生速朽的时代,这样的简约、克制、谨慎、内敛,是越来越稀少的写作品格。

  与这样的写作相对应的,是生活给予刘汉君的厚爱。回首人生80年,从1949年2月,年仅15岁的刘汉君离家参加工作开始,他就踏上了一列飞速前行的火车,车窗外,风景变幻,精彩无限。“少小离家园,只因家贫寒,为了温和饱,干啥不挑拣,身在大家庭,眼界终放宽,好学求上进,端正人生观,选我进干校,分到高会班(高级会计班),选飞参了军,航校一学员,转业回地方,业务是骨干,入党进西藏,一去十六年,报纸发文章,领导上了眼,选我当秘书,勤恳不怠慢。……戈壁去开荒,一干大半年,修路与架桥,常在第一线……”这个顺口溜,刘汉君写了50多句,从他离家工作写起,一直写到他在西藏日报当记者期间,西藏搞极左,每个人都去上学习班的时候。这个顺口溜,如一个个蒙太奇镜头在闪回,浓缩了刘汉君的传奇人生经历:从在掖南县的生产推进社组织老百姓做军鞋支援前线,到被选到省里上高级会计班,到从省里“选飞”进入东北的空军部队,再从空军部队回到省里,到作为从各地抽调的干部进藏,到西藏叛乱,作为储备干部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待命,到进入西藏自治区工委组织部给常委领导当秘书,到因为一篇小说挨批,却一批成名,结果是戏剧性的,被当做人才调进西藏日报做文艺编辑,进而又以记者的职业身份,深入各行各业采访,用一支笔,写风云变幻,为时代作传。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文学,这样的经历,是上天赐予一位作家的最宝贵财富。所以,刘汉君有资格说,“我是泡在生活里的”,对那些批量制造的长篇小说,每年的出版数量动辄以三四千部计,却引不起社会的轰动,他的诊断是,“写的生活面窄,题材故事大部分都是作者身边的事,不是大家都关心的事”,对所谓的“写小说可以胡编滥造”的专家观点,刘汉君更是不敢苟同,“小说可以虚构,但不能胡编滥造”。所以,“泡在生活里的”他,对待自己创作的每一篇作品,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小心谨慎。所以,他说,“我写东西很拘谨,不是严谨,是拘谨,是害怕。”所以,刘汉君右手写新闻,左手写小说,那些在新闻作品中不能尽言的时代风云、人物命运和生活细节,在他的小说作品中重获生命,粉墨登场。读他的小说,如身临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如品尝原汁原味的醇厚佳酿,文坛习见的虚飘注水之风,吹不进他精心守护的这一方天地。

  读书明理:老了文章不值钱

  除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写作者还需要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这一点是刘汉君特别强调的。

  “有些事你自己思想赶不上趟不行,我现在在家里基本上天天写,什么都写,写对国际时事的感想,写评论,写读后感,写了我都放在家里,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锻炼思维能力,提高文字水平,防止老年痴呆。”

  刘汉君说,明朝有个刘伯温,开国元勋,不到六十岁就退休了,临退休前,他写了首自嘲诗:买头黄牛学耕田,结间茅屋伴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官为吏皆是梦,有酒有诗总神仙,世上万物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这里的“不值钱”不是嫌稿费低,刘汉君的理解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不受欢迎,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刘汉君说他每天写作不止,目的只是自我欣赏,锻炼思维,绝不是为了拿出去发表,因为人老了,难免老生常谈,“不值钱”。

  虽说刘汉君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脑力体操,但是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绝不满足于老生常谈,他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常年坚持读书,关注国家大事,因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底子太浅太薄。

  “我只上了小学,6年小学还上了8年,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间停顿了两年,断断续续地算是高小毕了业,因为家贫,上完小学我就离家参加了工作。”“只有小学毕业,不读书怎么能行?所以我什么书也读。”现在刘汉君经常读的书包括《老子》、《论语》、《吕氏春秋》、《梦溪笔谈》,再余者就是随便翻了,另外他还格外关注西藏的书,对西藏的历史情有独钟。古今中外的小说,他也读了不少,尤其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

  事实上,自谓“底子很浅”的刘汉君,一辈子没离开文字和理论,从领导秘书,到报社编辑记者,到党校马列理论教员,哪一样工作都需要有真水平。“要担任这些工作,没点文化能行吗?所以我是一个劲地读书,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为了提高认识,决不是为了装门面。”

  至于写作就更离不开读书,离不开思考。“写作的目的应当是文以载道。新闻工作现在提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这些年我经常讲新闻课,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两条基本要点,第一条是新闻的党性,就是新闻要为人民鼓与呼,要为社会主义鼓与呼。这条不能动摇。第二条是新闻的真实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可否定。新闻是这样,文学也大致如此,虽然文学可以虚构,但文学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现实。”

  读书不止的刘汉君,这些年一直在属于他的那片生活深海中深耕,除了每年写一篇西藏题材的小说外,正在整理中的个人回忆录也已经写了十五六万字,只是,他的回忆录也仅仅截取了1956年到1971年,那段他视为瑰宝的西藏岁月。“我的小说为什么给西藏呢?因为西藏我熟悉。回忆录我也只写了西藏时期,叫西藏记忆。”已在烟台工作生活了40多年的刘汉君,说起西藏,依然像说起自己最熟悉的亲人,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依然牵动着作家刘汉君最敏感的神经。他热恋一生的文学,与他心中永远的西藏,这二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有机会的时候,还希望能听他老人家再讲一讲。

编辑: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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