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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君:故土

2014-08-20 09:38:22   来源:胶东文学   【字号:

  我到达雅鲁藏布江朗卡渡口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渡口静悄悄的,岸边没有待渡的行人,渡船满载着人畜已行至江心,正奋力向对岸驶去。这一带的江面很宽,渡船往返一次至少得一个钟头。我只有耐心等侯下一趟渡船了。

  朗卡当年曾是拉萨通往山南地区的重要渡口,来往的商人香客,支差的农奴,马队牛帮,络绎不绝,均从这里过渡,它的过去是嘈杂而紧张的,如今倒恬静而清闲。自从在上游不远的地方修起了一座大桥后,除了渡口两岸附近的群众探亲访友,或者互到对岸耕作放牧外,是很少有外乡的行人从这里过江的。我则因为常常到江北的几个公社帮助工作,从这里过渡又是捷径,所以我从不绕路过桥。现在,趁等船的工夫,正好歇歇脚。

  我把头枕在交扣着的两手之间,放旷地仰卧在江边松软的沙滩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眺望着深远湛蓝的苍穹,贪婪地吸吮着春风从江边的桃花林里带来的阵阵清苦的芬芳气味。我感到舒畅和陶醉。松弛和倦怠使我难以自制,仿佛觉得自己的身子正裹着透明的蜃气慢慢升浮起来。

  朦胧中,传来一阵由远而近的沉重脚步声,我猛地惊醒了。只见江边站着一个高个子陌生老人。他一头苍苍自发,满脸络腮胡,肤色灰青,一身风尘。他上身穿一件齐及腿弯的土色粗呢料对襟褂子,上面只有两个扣。勉强把双襟连在一起。他象一般藏族人那样,当腰也扎着一条布带,怀里鼓鼓囊囊揣着什么东西。他腿上裹着一条上肥下窄的马裤,肮脏得辨不出原来的颜色。脚上那双失去光泽的黑色水靴,已经折裂。从他的打扮我敢断定,他绝不是本地人,定是远方的来客。我用警惕而略带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

  他急促促地走到江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捧起江水便喝,但他双手抖动得厉害,水从指缝里很快漏光了,于是,他伏下身子,对江痛饮起来。末了,他竟象天真的孩子一般把整个脑袋浸到水中扎了个猛子,这才满足地站立起来,带着满头晶莹的水珠,神色迷惘地朝周围巡视着。当他的目光同我相遇时,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大概直到这时他方才看到我。他求救似地走近我,弯下腰,托起双手,做了一个敬献哈达的姿式,吐吐舌头,谦卑地说:

  “本布拉!请问这里是朗卡渡口吗?”

  他的这种卑畏的神态,他对我这种恭维的称谓,使我想起了西藏历史的陈迹,感到很不舒服,引起了我对他的种种猜疑。

  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后,审慎地反问他:“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

  “不!江北布仁谿卡就是我的家。”

  布仁公社的人物我几乎都认识,即便叫不上名字,也是面熟的。而且如今也没有人用“谿卡”这个名词来称呼他们的公社。

  他看出我对他有怀疑,便主动解释道:“我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我不由一震,又重新认真地审视着他。最近有不少藏族同胞从国外纷纷归来。前些日子,上级通知县里,说一个名叫阿旺的人很早就从国外写信来,要求回原籍布仁定居,说不定最近会随归国的洪流突然到来,要我们及早做好安置工作。我正是为这事才到布仁去的。那么,面前的来客无疑是阿旺顿珠了。我十分有把握地叫道:“你是阿旺顿珠吧?我们早就盼您了!”

  他仿佛吃了一惊,愣怔住了,半晌,才沉重地摇摇头,

  “我叫扎西。”

  这就奇了,怎么突然来了个扎西?事先县里也根本没听说有这么个人要回乡。我更疑惑了,问他:

  “你到县里去过吗?”

  他坦率地说:“边防站的本布要陪我先到宗里,我说用不着,我认识路。可是走着走着越过了宗政府,不由自主地朝这边走来了。”

  我相信他的话,完全理解他急于回乡的迫切心情,并怀着由衷的欣慰转告他。“布仁公社有个叫阿旺顿珠的人也在国外,他最近也要回来的。”

  他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他永远不能回来了!”声音异常凄怆。

  我诧异了,忙问:“你怎么知道?”

  他沉默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小羊皮袋子。我们藏族人民叫它“唐古”,是揉糌粑用的。用它装满糌粑,揣在怀里,旅途上用是很方便的。我认为他饿了,想吃东西,谁知他用颤抖的手解开羊皮袋,把它摆在我面前,说:“这就是他最后交给我的唯一遗产!”

  原来是一包泥土!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奇异和珍贵所在,为什么说它是唯一遗产?他千里迢迢,珍藏在怀里,带回故乡,又是为了什么?

  我茫然不解,请求他把一切讲给我听。他想了想,便答应了——

  一

  我在国外谋得的最后一个职业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西里古里市难民收容所管理难民登记的拉兹先生,帮了我的忙。

  我们是老相识。二十年前,我初次流落到这里,没有生计,

  每隔一周到菩提医院卖一次血。有一天,我被抽走的血太多了,头晕得厉害,就势依靠在医院化验室的门外休歇。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慌慌张张跑到我跟前,样子焦急而可怜,他双手合十,先叫了一声:“那么悉对!”然后哇啦哇啦说了一通,我不懂他的话,却看出他在向我乞求什么。医生告诉我,说他夫人难产引起大流血,急需大量输血,医院里没有血库,一时找不到血型合适的卖血者,所以希望我能再卖掉一些血。我知道自己身上的血不多了,但为了救人,我还是答应了。抽完血,我完全昏迷了,是拉兹先生把我送到难民收容所,为我找了个栖身的地方。我一苏醒过来,他就再三向我表示感谢,说他的夫人为他生了个儿子,是我救了他们一家。拉兹先生没有忘记这段友情,我从外地失业后再次回到西里古里时,他便给找了这样一个蛮不错的差事。

  我被派到北部偏僻山区,在一处铁路公路交叉路口旁的一间孤独的木房里住了下来。职责是维护铁路运输的安全。白天,火车来了,就把公路路口的栏杆放下来;夜间,还需要在标杆上挂上一盏红灯,以阻止车辆行人横越铁路。火车开走,就升起栏杆,熄掉灯火。这活是毫不费力的。只是单调、刻板,白黑不得空儿。本来我们这个道口房是两个人,可夜间总是我一个人值班,我的工友达维尔是本地人,理应受到我的尊重,他的家就住在附近一个名叫加普尔的镇子上,他几乎每天都要回家去。他是个挺和气的人,我怎能跟他计较?这祥,我象被无形的绳索缠捆在这间木房里,一步也不能远离。但我还是很知足的。这同我过去干过的种种差事比起来,不知要强多少倍。在这个国家里,我什么苦事都干过,在潮湿的森林里伐过木;在陡峭的山崖上,用一根绳子吊在半空凿石修路;在东北阿萨姆防区当过兵,在繁荣的巴特那车站上做过搬运苦力;在炎热的西部、沙漠里给走私的商人当过背伕……饥饿、风险、辛酸、凌辱,我都忍受过来了。所以对现职我是很负责的。虽然夜间横越铁路的车辆行人是极少的,但每次列车经过时,我准时做好防护工作,从未出过任何差错。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工作了一年。

  在国外的同胞见我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没有生命危险而又比较安定的工作,是很羡慕的,正在过着流浪生活的乡亲甚至带着几分妒嫉的心情祝贺我走了好运。只有阿旺顿珠和他们不同。每逢我得意地用夸耀的口吻向他谈论起眼前的生活时,他总是沉默着,用伤感和惋惜的目光看着我,有时还流露出鄙薄的神色。‘

  他在附近的一个奶牛场里做工。每天清早,他就赶上一辆四个木轮的牛车从道口房前越过铁路,把车上的十二大桶鲜牛奶送到加普尔镇上去。中午返回时,在门前歇歇脚。他很少说话,眉头从未舒展过。我便劝他。

  “干嘛你老是闷闷不乐?我们能够活到今天就值得庆幸。你该象我一样,把过去一切统统忘掉。”

  他听后用善意的日吻嘲弄我:“你多象草原上的灰羽毛雀啊!”

  草原上的灰羽毛雀是不知作巢的。它们寄居在地老鼠的洞穴里。可是到了冬天,它们就无处栖身了。地老鼠封闭了洞口,大雪盖地,想作巢也找不到地方。

  我知道他是在规劝我,让我想想今后的出路。可我才不去自寻苦恼呢!我不仅忘记了过去,更不愿去预卜渺茫的未来。我把每月所得的薪水,除去各种税捐,向流亡的噶厦进贡(这是在国外的每个西藏人为复兴西藏政教必尽的义务),把剩下来的卢比,统统送到酒馆去。我对他说:

  “过一天算一天!来,进屋喝一口!”

  他摇摇头,深深吁口气。我早就摸透了他的心思。他是在想家!我跟他不同,我早就把家抛弃了。有一次阿旺顿珠问我家里还有哪些人,我避而不答,把他的话扯开了。没有人会惦记我。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走下坡路了,就是死在异乡也算高寿了。而他,据说是有妻小的,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起他家乡的情况。他是个谨慎的人,心里的话不会一下子抖露出来的,那倒不一定怕我给他泄露出去,多半是国外的流亡生活使他养成了含而不露的性格。我们刚逃到国外时,有谁提起自己的家乡来,往往不明不白地就失踪了。如今,老爷们的监禁早已不灵了。我便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是想回去吗?”

  他不否认,但话却很费解,“高山的冰雪,融化了才能流到江河里,谁知道春天什么时候才能来。”他忧闷不乐地爬上牛车,轻轻拍了拍牛的臀部,走了。笨重的车辆在异乡山区的道路上缓慢地滚动。

  阿旺顿珠所说的“春天”的含意,我是在一个月以后才明白的。那天晌午,他赶着牛车从加普尔回来向我作了说明。

  他从外面轻轻地敲了敲道口房的窗户,作了个唤我出去的手势,达维尔在,他向来是不进我们这座木房的,他好象对谁都存有一种戒备心理。他紧抓住我的手,把嘴附到我耳边,悄声说:

  “来了,春天来了!”他很激动,声音有点哆嗦。

  我怔怔地望着他:“你说什么?”

  他把一只大手在胸前衣襟上擦了擦,小心翼翼地探进怀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我。原来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给他的复信。那上面的话是极其热情诚恳的,说祖国和西藏人民早就殷切盼望他和在国外的所有藏族同胞归来。并告诉他一个喜讯: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也很想念没有见过面的阿爸。

  我曾听说他离开家乡时,妻子刚要分娩,以后便音讯杳无了。现在,我当然替他高兴。同时,却又有一丝忧伤和痛苦,隐约地爬上我的心头。但我还是热情地祝贺他:

  “你终于得到了家乡的消息,而且家人还盼望你!”

  他却不说话,呆住了,眼角处眯着一丝憨笑。人们陶醉于某种幸福的向往中时,常常会有这样的神态。

  “这么说你真的要走了!”

  “母亲不嫌弃和记恨自己的儿子,难道儿子还能叫她痛苦吗?”他的话仿佛都经过深思熟虑,说得含蓄、深沉。

  我一时感到若有所失,胸口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抑着,有话说不出来。他察觉到我的神色突然变化,诚挚地问我:

  “你可愿意和我结伴?”

  “不!没有人欢迎我,家乡的人早把我忘记了!”

  我态度果决,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他便爬上了牛车。

  他走了,但他带来的消息却把郁积在我心底已经十年的痛苦记忆翻搅了上来。

  我也有过家,它在远离拉萨的一个穷山沟里。我也有一个非常疼爱我的阿妈。在我刚刚出世的时候,阿爸到遥远的异乡去支差,再也没有回来。阿妈把我当成她的命根子,什么事都依着我,养成了我任性、好胜的性格。可千起活来,谁都认为我是很出色的,连管家也不敢轻意挑剔,多半是慑服于我的气力。有一次两头公牛犯了群,抵起角来,这对畜牲,简直发了疯,牛角抵断了,鲜血直流,还互不相让。人们吓得躲在远处威胁它们,咒骂它们,什么用也没有。我瞅了个空儿,朝那头斗胜的公牛一步窜上去,一把拽住了高高竖着的牛尾巴,猛地向后一拽,这畜牲没有防备,向后倒退了好几步。从此没人敢于藐视我的力量。管家当众夸奖我,说我是藏族中的英雄。

  土猪年春天,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我们这个本来死寂一般的山沟,没有长腿的瑶言随风传播,夜里,狗的狂吠使人不得安宁。一天清晨,管家把全村的人都召集起来,传谕活佛的旨意,说拉萨达赖佛爷正在受难,每个虔诚的教徒,都该拿起武器,去消灭那些不信教的红汉人。他捧着一碗青稞酒,恭敬地端到我面前,激昂地说:“你是草原上的雄鹰,藏族的骄傲!愿你喝了这碗酒,能象护法金刚一样毫不留情地去惩罚那些恶人!”我一仰脖子,就干了碗,毫不犹豫地拿起枪,随卫教军去了。然而还没等我们到达拉萨,一批批藏兵溃退下来。老爷下令向国外撤退。阿妈知道后,说啥也不让我走。我哪里肯听!我在杂乱的人流中漫无目的地向前奔走了几十里,想停下来歇歇,忽然有人扯住我的衣襟。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阿妈!她一直在跟踪追逐我。她几乎是在哀求我:“孩子,你不能走啊,难道你就不想一想你阿爸的命运!”我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倔强地说:“佛爷都走了,我能留下吗?再说解放军来了,能饶过我吗!”

  阿妈仍不撒手。这时管家从背后赶了上来,一见面先惊呼了一声:“我们的英雄怎么落后了?为什么还不快走!”可是阿妈拖住我不放,管家挑唆地说:“你的勇敢呢!”我咬咬牙,把心一横,粗暴地推开了阿妈,不想用力过重,阿妈仰面摔倒了。阿妈惊愕了,接着悲哀地叫道:“你好狠心!你别再回这个家!”我把脖子一扭,发誓说:“不回就不回!这个家我不要了!”可是等我走出很远以后,我听到阿妈还在绝望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这件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我带着对阿妈的深切的愧疚把它藏在心底。我不愿让人知道我是一个不知伦理、动手把阿妈推倒在地的人。阿旺顿珠曾多次询问我的身世和经历,问我离家时的情景,我总是回避着,或者用别的话搪塞过去。今天,他为什么要说:“母亲不嫌弃和记恨自已的儿子”这句话?难道他知道了我的过去,或许是听到了阿妈的消息?这个阿旺顿珠心眼是够精细的,他什么都可能知道。那为什么他又不明说?

  我感到烦躁和忧闷,打开一瓶劣等威士忌,对着瓶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后,才把刚才的事压下去。只有酒可以使我消愁,使我麻木。

  三

  我很想知道阿旺顿珠何时动身,却又佯装与己无关的样子,不愿主动询问他,我担心如果他执意要我同行,我是不是会动摇。然而他不再向我提起回国的事,好象因为我不同行。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打算。每次牛车从道口旁经过的时候,他向我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多话一句也不说,把我闷得够呛。

  那天,他忽然从牛车上跳下来,兴冲冲地朝我走来。我心里格登一下,他大概是来通知我动身的日期!谁知他先问我:

  “你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

  我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他用手指轻轻点着我的鼻尖,象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样,用戏谑的口吻责备道:“活了半辈子,你什么都忘了。”

  是的,我已经没有记忆了。什么也不关心,也不想关心。明天和今天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没有差异,没有兴趣,当然也就没有记忆。、

  他见我仍糊涂着,便庄重地宣布:“明天,明天是我们藏族的土羊年元旦!”

  “噢,进入土羊年了!”我情不自禁地叹吁道。

  “你把酒准备好,明天等我送牛奶回来,陪你喝一碗。”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痛快。他一定是对土羊年的到来寄予极大的期望。我们藏族都说:羊是善良和吉祥的象征,羊年预兆着吉利。但我的坎坷遭遇使我对这个信念早已淡漠了,消失了,对我来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圣的值得迷信的东西了。然而阿旺顿珠的情绪感染了我,对羊年的到来我似乎也有所触动。它总是我们藏族自己的节日,在异乡的土地上能同自己的同胞敞怀对饮庆祝它,一定是令人激动的,说不定阿旺顿珠还会有什么新的消息向我透露。

  我拜托达维尔到镇上去代买点象样的食品。他说我的钱不够,只给我买回来两筒罐头。一是清蒸豌豆,一是盐味土豆。幸好我买下一罐当地酿造的米酒。这是给阿旺顿珠特意预备的,他不会喝酒,浓烈的烧酒对他是不适宜的。达维尔听说明天是我们藏族的新年,阿旺顿珠又要来作客,他说为了不妨碍我们,明天他不来上班,临走的时候他特意把他私人的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留下,说可以收听新德里的广播。

  夜深了。由帮迪姆开往西里古里盼客车刚刚隆隆过去,我就升起路口上的栏杆,熄灭信号灯。异乡的夜是这么黑,周围不见灯火,没有声响,印度洋吹来的热风,被喜马拉雅山阻挡回来,变成一股涡流,从高空压了下来,潮湿而闷人。接着便下起蒙蒙细雨。黎明前,只有一次货车通过这里,我可以趁机休息一会。我随即返回道口房,古老的挂钟正指向午夜零点。就是说开始进入土羊年了。

  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庄严地迎接这个时刻的到来了。我们藏族人过年时,美好的祝愿多于神圣的仪式。每家都要用糌粑调和上酥油捏成佛塔式的供品,把一束柬染成五颜六色的青稞麦穗插在周围,以此祝祷丰收。一家人团聚一起,围着火塘吃一顿名叫“古都”的年饭。这是用糌粑、蔬菜和面团混合熬成的土巴,面团里包着肉块,还有白色的石头、木炭、盐巴、羊毛等九种物品,用它来预卜你在未来一年中的命运。每逢我被白色的石块磕得牙痛赶忙吐出时,阿妈却要祝贺我,说我的心会越来越纯洁,象水晶那样透明;吃到木炭时,阿妈会厌恶地略带惊慌的神色说:“快吐出来,它会把你的心染黑的。”

  回忆使我无限惆怅,每件往事总是和阿妈联系一起,使我感到一种难言的伤痛。为了打断思路,我拧开了收音机。先听到的是象喇嘛念经一般缠绵而单调的音乐,接着又是女人的带着挑逗性的歌声。说实在的,我听烦了,并不喜欢。我把音调拨向另一边。收音机突然响起了六弦琴弹奏的激昂而优雅的朗玛舞曲声。我的心一下子被它吸引住了。节日里我也曾有过短暂的欢乐,就在这样的舞曲伴奏下,在家乡的林卡量同自己心爱的姑娘紧紧扯着手,尽情地跳起舞来,直到深夜。回到家里,阿妈还没睡下,显然是在等我,她饰不住内心的欢喜,笑着问我;“孩子,我什么时候可以向乡亲们宣布到咱们家来喝喜酒昵?"我骄傲地说:“那就等秋收的时候吧!”然而还没有开始春耕,我就离开了家。从此,我便失去了一切。

  烦死!为什么总要想起往事!我生气地关上了收音柳。本来我想和阿旺顿珠一起共饮贺新年的喜洒,但新年却为我带来了痛苦的回忆,僮我的心不能平复。我把喜酒变愁酒,自己先独饮起来。然后一头倒下,眯起了眼睛,可总睡不着。夜雨渐渐下太了,听到响声了。为什么我脸上也有点湿润?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流泪昵?

  四

  “呜——”一声长啸,突然把我惊醒。糟了,黎明前的擐后一次列车开过来了,已经耽误了放栏杆、挂红灯的时间。

  我赶忙跑出道口房,听到火车发出一种刺耳的怪声,那是强行刹车的车轮与铁轨磨擦时发出的。我不明白火车为什么要突然临时停车,一定是火车出了什么严重故障吧?只见押运车长从最后一节车厢跳下来,提着信号灯惊慌地朝我这里跑来,一见面就严厉地质问我:

  “你是道日工吗?”

  我茫然呆立着,点点头。

  “为什么不提前放下栏杆,发出阻止横越铁路的信号!”

  我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我失职了。但我并没有感到十分不安。心想只要没有影响火车安全通行,是没有关系的,再说夜间下雨,是不会有车辆行人在天亮前横越铁路的。但我仍然知错地向车长表示:“下次我一定改过”。

  车长火了,“晚了!”他扯着我的手从车厢底下钻到铁溜的另一侧,打着手电一照,对我说:“你看吧!”

  啊!多么可怕的惨景!一头大犍牛被火车拦腰撞碎了,留下一堆血肉模糊的残躯,四轮牛车翻在路旁的水沟里,车轮不知飞向何处,洁白的奶浆正在从铁桶里向外流淌。我认出这是阿旺顿珠赶得那辆大车。我的头嗡的一声,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我的朋友在哪?我凄厉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在马车底下,我找到了阿旺顿珠。他负了重伤。他的双腿被压断了,但他见车长站在面前,挣扎着还要站起来,指着我,无力地说:“不要怪他,是我没有看清路口的标志,抢行过铁路的,与他没关系。”

  车长未表态。他看了看现场,大概认为事故不大,人还活着,火车更没受损失,便向车头方向晃了晃手中的信号灯,跳上火车,随车而去。

  我轻轻地扶起阿旺顿珠,怀着痛苦的愧疚说:“朋友,我对不起你,我怎么竟会忘记放栏杆、挂红灯呢?使你遇上了这样的灾难!”

  他反倒宽慰我:“这件事怨我,我不该提前出发,我想能够早去早回,‘咱们一起过年,好好谈谈,谁想到下雨,路滑,牛车走得又慢,没有能够躲过火车。”他的态度是那样诚恳,平和,更使我感到不安和难过。我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抵偿我犯下的过错,分担他的苦痛。我想把他背进道口房里,再到周围村庄里雇人把他抬进医院。

  可是他拒绝了,“别声张了。快,把牛的尸体埋掉,把这里清扫干净,不要被人看出痕迹来。”

  我懂得他的意思,是想把这次事故掩盖过去,不要让达维尔知道。

  我按照他的吩咐做完了一切。看去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天亮后,我设法雇了一辆牛车,把阿旺顿珠暂时送回奶牛场,因为他执意不去医院,说养几天伤就会好的。事情并没了结。早饭后,达维尔骑着他的轻便摩托车回来了。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了。他一反常态,向我发了一通火,骂我偷懒,渎职。他说,出了这样的事故他的饭碗也难保住。这些话我能够体谅,也能够忍受。可是他又暴跳着说:“我这才明白,你让我回家去住,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睡懒觉,可以不负责任?你们这些藏族难民,没人监督是不行的!”我听着这话,一股热血直向上涌,头脑一阵胀痛,冤屈和侮辱使我不能再忍受。我看错了人,原来我的这位朋友从来就没有把我当作和他一样的人。我太轻信别人了,我活了半辈子,竞不识善恶好坏。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发泄我内心的悔恨,我上前去给了他一拳。

  结果,糟透了。我不仅被开除,还因那一拳被判处一个月的苦役。刑满后,我便失业了。我再去找拉兹先生帮忙,却得知拉兹先生早在去年就去世了。难民收容所也有好心的人,他们要我去恳求拉兹先生的儿子—一印吉安·拉兹,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只要有他签字,难民收容所是可以安排工作的。我满怀希望,找到了印吉安。拉兹先生的家。但我被佣人拦在大门外。我向缠着满头白布的老佣人说明了一切,特别提醒他转告他的主人:二十年前,在菩提医院,印吉安·拉兹先生诞生的时候,一个藏族人曾为他尽过力,这个人现在有困难,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过了很久,从楼房走出一个衣着整洁的青年,一看就知道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很客气地向我合手致意,微笑着说:“您说的事,先父经曾告诉过我。不过,那已经付过报酬了。我想您不至于再提出什么要求吧!至于你的职业,”他耸耸肩,摊开双手做个无能为力的姿势。我想进一步说明情况,他却转身走了。我听到他对自己的佣人嘟囔了一句:“这些藏族难民,简直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STONE。”

  最后一个词他用的英语,我也听懂了,真想冲进去象对待达维尔那样给他一击,但我还是把这口气强咽下去,把握着的拳松开了。

  面前的路都断绝了。难道就这样倒毙在弃乡的土地上吗?怎么办?应该去找阿旺顿珠商量,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不知他的伤是否痊愈?

  五

  我来到奶牛场时,一个工人告诉我,阿旺顿珠被解雇了,工资全都扣除也抵偿不了那头牛和一辆大车的损失。幸亏附近一位贫苦的农民可怜他,暂时让他在那里养伤。他住在一间茅草棚子里。一个多月不见,他完全脱了相,脸色惨自得怕人,眼窝已经陷塌下去,他的腿完全不能行动。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咯血。他似乎怕我发现,忙用手背把嘴角的血迹抹掉,先关切地问我:

  “找到事做了?”

  我摇摇头。他又问。

  “有什么打算?”

  我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你愿意和‘我结伴回去吗?”

  我含糊地回答。“等你的病好了再说吧!”这时,如果我拒绝他的要求,简直是对他的沉重打击,我于心不忍。

  我暂时在附近的农村帮人做零活糊口。那天正在稻田里插秧,一个农民张皇地告诉我。“先生,你的同伴不好了!”等我跑回草棚时,阿旺顿珠刚从昏迷中醒来,见了我,强打起精神,但声音却是无力的。

  “朋友,我恐怕不行了,真对不起你,不能同你结伴了。”

  “我背,也背你回去。我不知道自已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妇去的,便这样脱口而出。

  他脸上泛起一个苦涩的笑容,“用不着了,你一个人走吧!”他喘息了一阵,带着一种忏悔的悲哀,深沉地说:“我从小在雅鲁藏布江里摇船,摆渡来往的行人。二十年前,我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错事。在国外的同胞中,许多人是乘坐我摇的船过江来的。可我却不能把他们再引渡回去。”

  他疲倦地合上了眼睛,陷入了沉思。我面前出现了当年在朗卡渡口过江时的混乱情景。在一片恐怖的嘈杂声中,在本布的厉声催逼下,藏兵、卫教军、喇嘛纷纷往渡船上涌。

  一只牛皮船因载人太多,把船底捅破了,江水立刻象喷泉一样突突冒进来,一船人很快沉到江里,却没有人去抢救。我乘坐的是一条独木舟,它可以一次载运五匹马十几个人。船头上雕刻着一个仰天长啸的马头,那样子威风极了。撑船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却异常持重老练,有一副严肃冷漠的面孔,对谁也不说话,只是有节拍地摇他的橹。现在,我才知道,这人就是当年的阿旺顿珠。

  停了一会,他的声音却更加悲切了,“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一个母亲的嘱托。”他急于要把心中的话都告诉我,竟然侃侃如流说下去:“当我摇着船返回江北岸时,一个中年女人匆忙迎上来,问我可曾见到她的儿子?她哀求我。‘行行好,如果有个名叫扎西的小伙子要过江到国外去,你千万不要摆渡他;没有船,他是飞不过江去的。’我不认识那个扎西,也没有什么妙法能阻拦她的儿子。但为了不使她伤心,我还是满口答应了。可是站在旁边的一个老爷听到她的话,插言了。‘你这女人真有本领,追到雅鲁藏布江边来了。你的儿子早过江走了,说不定已经到达噶伦堡。’他是监视和指挥过江的,所以什么事都知道。女人失望了,仿佛她已经料到,并没有过分震惊,便从怀里掏出一个唐古,交给了我:‘请你费心打听一下,有去噶伦堡的,把它捎给我的扎西,这是他故乡的泥土,叫他不要忘了故土啊!’”

  “当我最后一次把要过江的人们送至南岸时,那个监视指挥过江的老爷对我冷冷地说:‘你还想回江北去吗?是不是想把解放军也摆渡过来,追赶我们!’他给藏兵下令,把江边的石头搬到我的船上,把船压沉了。就这样,我揣着那个母亲交给我的故乡的泥土,流浪到国外来了。”

  一阵急促的干咳,使他说不下去了。他用无神的眼睛瞅了瞅我,遗憾地说:“我们藏族,取你这个吉祥的名字的人太多了,我曾问过无数个扎西,他们都说不认识那个母亲。”

  他摸索着,从枕下拿出一个唐古,郑重地交给我,“如果你能回去,见到那个母亲的话,就交还给她,就说,二十年来,我失掉了一切,只有故乡的……泥土……我没有舍弃……”

  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我把故乡的泥土贴在胸口,叫了一声“阿妈!”便扑到阿旺顿珠身上。

  我从他的遗物中还发现,他早在半年前就办妥了离境手续。为了结伴,为了拯救无数个扎西,才有意滞留下来,是我的犹豫和动摇延误了他的归期,造成了这场不幸。

  ……当渡船从江北岸返来接渡我们的时候,我的旅伴——这位远方归来的乡亲,争先登上了渡船。这是一艘机动船,驾船的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我认识他,但并不能说是了解,我只知道他也叫扎西。有一次他似乎告诉过我,说他从小失去了阿妈;她是因思念阿爸忧郁成疾去世的。是一个从外乡流浪到布仁的老奶奶把他拉扯成人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的旅伴却急切地向我打听,跟他同名的这个青年的阿爸是谁?它那位抚养他的老奶奶是否健在?我不能给他满意的回答,所以他急忙登上渡船要亲自问一问驾船的人。

  刘汉君,男,1935年1月(甲戌年冬月二十八日)生于掖县一贫农家庭。高级记者,作协山东分会会员。1949年2月参加革命,1953年在空军航校学习,1956年5月入党,同年进藏。先后在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青藏公路局党委、西藏交通党委任机要秘书,1961年起在西藏交通报、西藏日报任编辑记者。调回内地后,在烟台五七干校、党校任理论教员、教研室副主任、烟台日报采通部主任、二版主编、文教部主任。1995年1月离休。1956年开始发表文学与新闻作品。已出版的专著:《昆仑散记》(二人集)、《刘汉君短篇小说选》、《框框文学与新闻乱弹》、《你想当记者吗》。除此,《西藏20年短篇小说选》、《青海30年小说散文选》中均有作品入选。通讯《平叛后的拉萨》等入选中国当代记者丛书。《小言论怎样讲大道理》定为新闻研究生辅助教材。小说《故土》获1976-1980年西藏首届文学奖一等奖,《一个部落的消亡》获中国作家2009年创作会一等奖。杂文多次获华东六省市报刊奖。

 

 

编辑: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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