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与烟台张裕

　　烟台的“张裕”现在已是国人家喻户晓的名牌——中国近代民族酿酒企业的鼻祖，“世界葡萄葡萄酒城”的中国唯一、中国葡萄酒市场“三分天下”的“老大”。但如果说“张裕”的起源和当年的“火烧圆明园”有什么瓜葛，恐怕很多人会是“丈二和尚”呢。

　　那“张裕”的创始人是广东大埔的张弼士，早年闯荡南洋三十多年，鼎盛时期资本达8000万荷兰盾，号称“南洋第一富翁”，他怎么会和遥远的中国内地北方港口城市烟台发生联系并最终因为烟台的“张裕”而名载史册呢？

　　现在公认的观点是：中国真正的“洋务运动”其实是在发生“火烧圆明园”事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张弼士的“烟台张裕”是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的产物。如果说从这一点来说“火烧圆明园”与“烟台张裕”有关系还算勉强的话，那么下面的史实会告诉你：第二次鸦片战争确实是“烟台张裕”发家的滥觞。

　　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始兴盛起来，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洋务派人物一时间鼓噪于大江南北。远在南洋的张弼士却也早动了“实业兴邦的”念头。但在那个“红顶商人”走红的年代，“南洋第一富翁”却并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到中国内地的洋务活动中去。机缘凑巧，1890年清朝驻英公使龚照渊瑗考察欧美回国途中拜访了张，张的一番“实业救国”的慷慨陈辞打动了龚，旋即张被清廷任命为大清国驻马来槟城首任领事，后又升迁为驻新加坡总领事。

　　正是有了这样的身份，张弼士才能萌生后来的“到烟台去造葡萄酒”的想法：而这想法，却真是因为英法联军在烟台的一个小事而起——

　　1891年，张弼士接受友人邀请到法国领事馆参加酒会。素有“葡萄酒王国”美称的法国自然不乏美酒，张弼士不禁连声赞美。法国领事却告诉张弼士，“在你们中国的内地烟台一带，也可以酿造出葡萄美酒！”原来清咸丰年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国联军海上进犯天津北京曾经路过烟台，史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为了换文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曾经第三次武装北上进京：“1860年6月8日，法军占烟台，8月英法联军陷天津，10月，联军火烧圆明园……”

　　占领烟台期间，因为等待与英军联合北上，法国士兵们在烟台呆得颇有些不耐烦。而这时候正是烟台漫山遍野的野葡萄成熟的季节。嗜酒如命的法军士兵当即采摘大量野葡萄，用随身携带的小型制酒机榨汁、发酵，最终酿造出了别有风味的“烟台野葡萄酒”。这种酒给当年在烟台的法国士兵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真想当年留在烟台创立一个葡萄酒公司，可惜后来战事迅速平息了，我只好回到了法国。但是烟台那个地方的土质、光照、降雨、气温等等，都和我们法国的可涅克、波尔多、香槟等像极了：在烟台酿造葡萄美酒一定会成功的！”以一个军官身份到过烟台的法国领事意犹未尽地告诉张弼士。

　　正是法国领事的这番话，让张弼士明白了自己今后到国内“实业救国”的目标：转过年来，张弼士就和当时在烟台任“登莱青胶兵备道尹”兼“大清东海关”监督的“洋务运动”的急先锋盛宣怀有了联系并当即在烟台购得百亩荒山引进了来自奥匈帝国的葡萄苗，开始了“张裕”的兴盛之路！

　　说实话，在那个风云诡辩的年代里，也真难为了张弼士：他既能用了30万两白银把当年的“老佛爷”慈禧太后进奉得“龙颜大喜”，与光绪屡次见面面陈“实业救国”之良策，也能暗地里通过胡汉民资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直接促成当年的黄花岗之举，甚至让儿子直接参加了同盟会——这也是后来孙中山到烟台时能光临“张裕”亲笔题词“品重醴泉”并带动袁世凯、黎元洪、孔祥熙、宋子文、张学良等“党国要人”为“张裕”纷纷题词的原因之一。再想想当年“张裕”开业的胜景就更能掂量出张弼士这个“红顶商人”的份量：他能让当朝重臣李鸿章亲批“张裕”的“开办准照”并宣布“凡奉天、直隶、东三省15年内不得仿造……”！他能只奉300两白银的“润笔费”便让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更同时兼做帝师的翁同和为“张裕”题写门匾！他能把当时在烟台做奥匈帝国驻烟领事的拔保聘到“张裕”做酒师！ “张裕”在烟台的诞生确实有偶然因素，但作为中国近现代民族酿酒工业的鼻祖的诞生，它又确实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