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瑞：生命在承受

　　大海蔚蓝、海岸辽阔，阳光穿过山坡的果园滑向优美的海岬，这是地理的胶东半岛，并由此天堂胜景闻名于世，可谓诗意的栖居。这塊富饶的土地同样生长浪漫的情怀，古往文人墨客辈出，而王雷无疑是诗人中一位真正的吟者，正像本文作者所述，在当今胶东诗坛，在一片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声中，王雷却是一个异数，他坚守着现代主义或超现实主义写作，倡导内向诗学，当代著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像峻青、吴开晋、流沙河、冰夫、桑恒昌等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在半岛一隅，他以敏锐的感知和前沿的思考成为连接胶东诗歌与中国诗脉的桥梁。

　　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王雷以诗歌《黑龙飞进了山庄》成名诗坛，与苗得雨、阎一强被称为山东诗坛三杰，诗集《一个军人的旅歌》、《钟声集》正将付梓，在反右中夭折。平反归来后，笔耕不缀，著述颇丰，出版散文集《101个科学家》、《王雷散文集》、《在秋的眸子里》。

　　中短篇小说集《迷茫的湖》。诗论有《超时空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抗拒》等。

　　——论王雷的新诗创作

　　在新时期胶东诗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再现美好生活的时代赞歌，胶东诗人真诚地以主流意识形态壮怀激越自我情思，唱出时代“大我”的昂扬、乐观与积极向上。但王雷却是一个异数，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和深厚扎实的文化修养使他固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他以自我的生命体验细述历史、哲性独白，在半岛一隅，他以敏锐的感知和前沿的思考成为连接胶东诗歌与中国诗脉的桥梁。

　　一

　　首先，王雷反思历史的思想根基是人道主义精神。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连同平等、自由、博爱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只有在经历了“文革”的噩梦之后，人们才再度发现并维护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的合理性。朱光潜说：人道主义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却有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正是从这种人的“本位主义”出发，基于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心灵自由的渴求与对爱和同情心的呼唤，王雷在他的诗作中对一切压抑人性、残害生命、践踏尊严的错误的东西表现了决绝的、势不两立的抗争精神，同时，真正的诗人又都是完美主义者，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加强了这种抗争精神，但抗争精神和非人的遭遇相撞，产生的火花却是人不能做人的悲切、痛恨与愤懑，《牛车与我》写尽了这种难言的悲愤：

　　我和牛在不幸中结合

　　在苦难中同拖一辆罪车

　　我这中华民族的“犹太人”

　　在牲畜的户口簿上注了册

　　于是，一个两条腿的灵魂

　　成了一个四条腿的生命的同命者

　　所以，我每摇一下皮鞭子

　　同时抽打着自己的心窝

　　每当苦风疾雨陷了车

　　我就在车轮下垫上赤膊

　　脚印、蹄窝积水混

　　两颗心，全在那里面失落

　　胡适对诗曾有这样的分析：“故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段：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笔者不完全同意胡适的这种观点，而以为深入深出与深入浅出同是两种值得肯定的创作境界。这一段话正好用来阐明王雷《牛车与我》的独特之处。这首诗并没有阐释深奥的寓意，但它的价值就在于以写真的笔墨形象地描绘出被莎士比亚赞美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大写的人如何被践踏为低等的动物，如何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如何在痛苦中呻吟、反思，并且它来自作者切身的人生体验而带有淋漓的生活鲜度，因此，它是感人至深的，弥补了众多反思诗作抽象有余、形象不足的普遍缺陷。

　　抗争精神同时意味着不死的信念与永恒的追求，在《我之裸·后记》中，王雷说：“我的诗句句都在瞪着泪眼守护生命，捧着梦幻渴望未来。”梦幻不等于虚幻，它来自对历史脉搏的把握和自我信念的确认，因此，王雷的悲苦之诗又从字里行间挤压出一种气贯长虹、厚重绵长的力量，像鲁迅《秋夜》中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的枝干，这样的诗篇有《生命的极光——致峻青》、《受难者的母亲——给妻》、《生灵》等。《生命的极光——致峻青》表面看来是在写作家峻青的精神历程，实则同时传达出的是诗人自己对完美生命的向往与理解。在诗人的天幕下，只有自我的独立、思考与勇敢才是蕴藏生命的光与热的原体，有了这个原体，人才能成为不败的英雄，才能无视现实的悲惨，才能永不放弃自己的追求，才能在铁窗的暗缝里收集扭曲的光束，只有这样，人类历史才能“站起来一个血红的新纪元”。《受难者的母亲——给妻》更是一曲千古绝唱，它以酣畅淋漓的笔墨铺诉出一位女性的平凡与伟大，也挥洒无羁地刻画出一位自由之子的不屈的灵魂。在诗中，“妻”与“我”都是为自由与真理活着的遗民，“在万马齐喑的天宇”，他们要建立的是一座人性的丰碑，尽管肉体与精神“象躺在场园上的麦稞/任连枷贪婪地鞭笞”，但那不安分的电闪的幽灵时刻准备着为春的到来而发芽。这发芽的新生力量似晨钟暮鼓，撞击着善良人们的心灵，形成阵阵回音，不绝于耳；这抗争的倔强的力量似沸腾的岩浆，澎湃着陷入迷途的旅者的热情，使之勇往直前。

　　考察王雷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化渊源，我们就不由地联想到胶东这块热土上齐鲁文化的根基，联想到儒家的仁爱思想。儒家大师的陈诉告诉我们：儒家思想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精神，它既追求社会的完美和谐，也追求个体的自我完善，既包含积极入世的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的现实精神，又包含超越现实的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求，从这些基本精神观念出发，可以说，儒家思想就具有朴素的人道主义的光辉。在儒家思想浸润深厚的胶东大地成长起来的文人自然会具有人道主义的因子，只是如何表现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雷从人道主义出发反思历史是以深厚的区域文化为积淀的。

　　人道主义的另一翼是对个性的追求，即周作人所说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或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它们讲的就是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性格、气质、爱好与理想，正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因此，对自我的个性追求是使人成为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但长期以来，在集体主义的巨大阴影下，个性主义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失去了它应有的光彩，尤其在胶东诗坛上，诗人习惯以“大我”的情怀发出时代的声音，而王雷显然是一个例外。在他多阴的眉宇间，他确立的目标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他“来这世界之前/就宣布要当一个诗人”(《幻灭》)，他渴望像克尔凯戈尔一样用“这个人”作为自己的墓志铭，至少他要张扬属于自己的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在《自画像》中，王雷用诗刻画了罗丹的《思想者》的形象，他以“无根的焦虑/沉滞的困惑/异端的探索/辉煌的痛苦”进行灵魂的建构与创造，而这位建构与创造者不盲听盲信，他的头颅是坚硬的花岗岩，非一般器物不能凿穿，但其内核又是不稳定的岩浆，他要在生命的成长与变化中寻找自己的信念与真理；《冬天的树》为灵魂赋予形体，让独立、冷峻、受难不屈的自我成为冬天的树，以“嶙嶙骨节”支撑毫不歪垂的头颅，塑造的也是傲然挺立的独异的个体形象。

　　影响王雷个性主义精神形成的因素有很多，但常常被评论家忽略的是诗人的自我性格气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和王雷老师的直接交往，笔者发现他是一位表面沉静、内心热烈的诗人，他可以回避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但一旦发言，他从不言不由衷、从不人云亦云，他真诚、坦白，他见解独特并敢于坚持独特。他在某领导的办公室里据理力争，他在公开的大会上针砭时弊，他当面还击出卖正义与良知的同事。在他身上，分明透着铮铮铁骨的豪侠之气，这不由地让人想到这是“齐气”穿透历史的回音。所谓“齐气”，指的是疏狂任放、不拘礼法、任侠好义、同情弱小、正直不屈、淡于荣利的性格气质。在胶东文化历史的形成中，这种特殊的地方气质具有重大的影响。

　　但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这是高邈的人类理想，是人类历史将来可能画出的轨迹，说到底，它是诗性的。我们常常可以在历史的后面感受到诗的憧憬，同时，在诗的后面体验到历史的悲凉，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两难处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面对这种永恒的矛盾，诗人是无奈与悲苦的，因此，王雷给自己的总结是：“我的一生是苦海的一道余波，溅不出欢欣和蜜意，而灵性又始终在苦涩中燃烧。”这里的“苦海”与“苦涩”并不单就其经历而言，虽然说从1957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到1979年正式平反，王雷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他的诗却不是为个人的经历而歌哭，他始终没有因历史的谬误而感叹命运的不公，他从不抱怨外在的待遇，他需要的是心灵的富饶而不是物质的丰收，他渴求的是心与心的撞击与灵与灵的共鸣，只有他才会认真地说出这样“童真”的话：“不公平的是我从不被人理解”[7]。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中，人们感到不公平的只有自己的社会地位、物质享受、名誉与光环，只有他关注爱、温暖与自由，只有他要叩问生命的真谛，只有他才能意识到“我从来/就没属于过自己”(《幻灭》)，因此，他注定是孤独的、绝望的与虚无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生命体验，“真正的生命体验总是具有一种深刻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王雷的孤独、绝望与虚无又是超越时代的，是对人类的本质意义探问的一种结果。

　　因此，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的是一些灰暗的意象，如瞑目的太阳、陋瘠的伤船、不修边幅的废池、冬天的树、冷寂的短命杜鹃、雪地上的孤坟、全身丧服的鸦群、枯竭的河、清幽的墓居、送葬的行列、土墟上的锈钉、哭丧着脸的蝙蝠、废墟上的日出、井边死蝶，尽管这些意象不都是表达暗无天日的意绪，甚至有些是以顽强的生命意志与坚韧的个性选择传达死而后生、从绝望毅然走向希望的心理历程，但无疑，这些远离繁华、绚丽、完满，以残缺、孤寂、被世俗所弃为特征的生命意象整体上涂抹出来的是诗人浓重的忧伤与孤独，是诗人在现实与梦想、生存环境与生命渴求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无所依傍的精神状态。另外，王雷还有一些诗以回忆自己真实的成长经历来传达深长或瞬间的生命体验，如《一个孩子离开家园》、《学旅艰辛》、《老街》、《出走》、《母校》等，这些诗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抒发流浪的凄清、前途的暗淡、理想的失落、生命的沉重、时光的流逝等悲凉的情感。王雷还有一些诗以抽象的玄思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人类历史的思考，如《昨天今天明天》、《生灵》、《流光》、《隐晦与朦胧》、《无处告别》、《荒漠》等，其中《荒漠》最具有代表性。诗的第一节表现的是人的诞生，他把坠地的呱呱的哭嚎之声解释为个体已经感觉到自己的陷落，似乎暗示我们人的出生就是一场悲剧，就是走入陷阱的开始。这股悲凉的凄苦之情奠定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诗的第二节以出生后的惊惧回顾子宫中的温怜与恬适，表达了对生命的原初状态——不染尘嚣的向往。第三、四节写追求的失败，小小生命要拥抱太阳，但他的小手只是划了几道空弧，灵魂的天宇中出现的只是一片青色大漠，表达了生命的无所依傍与无处寄托，虚无的意念也开始飘散。第五节写生命面对混乱与复杂的困惑、失措。诗的第六、七、八节是对人类历史灾难的反思，诗人想告诉人们：回归自然、复原人的本真面目，才是人应该走的道路。第九、十节把个人放在漫长的历史中进行观照，得出的结论是悲剧性的：“生命只完成了/自己那个短促的荒芜/而世界，这广纳的空间/连影子也来不及印留”，对比世界的博大、历史的漫长，人是渺小的、短暂的、无奈的、被动的；对比我们对生命的神圣与敬畏，重复的无聊与结局的荒芜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人成了小丑。面对这种人生总结，除了虚无，我们还有什么？诗的最后一节发出的是探寻一个无极的绿蓝的生之渴望，迸发出充满绿色阳光的希望，但诗的前几节反复加强的绝望情绪与虚无意识成为遮盖太阳的乌云，使希望的表达只是成为一种姿态，而不是结果。

　　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也许注定不能实现，但我们可以不断地接近它，人类的理想本性指示着人们不能放弃理想，而要以生命的柔韧作出不间断的探索。王雷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一个途径，那就是回归自然、驰骋自由。在诗人的理解中，回归自然就是“裸”，“裸”，是一种智性，戴不得面具，受不了装潢”，意即以事物的本来面目展现自己，不为任何原因、任何目的虚伪、作假。在这种人生观之下，诗人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接受自然的精灵——山雨的沐浴，让灵魂“精光如初”，为此，“我在叶片的岁月上/攫住一种晶莹的思绪/为抗拒掠走雨的赐予/我栖息在一棵大树上”。(《山雨》)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诗人还渴望回到人类的荒蛮时期，他以想象展开了自己的理想：“我失去人世的记忆/俯首暗笑望见自己/正生出浑身长毛”(《暗笑》)。《土炕》把泥土作为世界、人类的本源，“任风云怎样变幻/这块方都是一个/金灿灿的土天堂”。以“裸”的体性审视他人，他由衷地赞美牧羊女，因为她“受哺/香风甘露”、是青山绿水的女儿，她的美就在于“大自然的微笑/定型在她的眉宇”，她的美就在于“从她灵魂洋溢出的/潮石润土和湿绿的香息”以及“先天母性的神圣”；他鄙视和可怜酒吧里的女老板和陪舞女，就因为她们被欲望与无知所吞噬，失去了自己的肉体、灵魂与个性。

　　从王雷对自由个性与本真人性的追求中，我们能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迹，但王雷似乎并非有意地浸染道家思想，而是通过爷爷的影响融汇了道家的精神情操。爷爷本是一位出生于晚清时期、成人之前深受传统文化与礼教浸淫的文人，“可谓儒学非浅，诗文章法游刃有余。然他厌恶科举，追求个性解放。”爷爷把自己的情志交给了阔大静穆的自然，他一面作山水画，一面醉心于古琴，而爷爷的知音就是大自然，在爷爷的琴声中，“我听到的是宇宙之声，另一个星球的灵韵，绝非尘世之诉。”因此，王雷认为“爷爷是典型的道家。”

　　有关爷爷对王雷的精神熏陶，王雷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世纪·流水·悲风——爷爷与古琴》。在这篇文章中，王雷比较详细地记叙了爷爷在他精神气质的塑造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爷爷渗透到王雷童年心灵之中的精魂就是古琴之声，就是“那种完全超凡脱俗的音质”，就是道家的回归自然、追索自由。这种强大的精神气质使王雷蔑视现实、超越世俗，以自我生命的健康与丰富确立自己的价值，因此，他才能走出苦难的“右派”生涯，他才能在归来后的繁华似锦中“把独安与孤默视做生命的晚节”，他才能创作以上的诗篇，呼唤朴实本真的人性、表达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陶醉。

　　二

　　沈德潜在赞誉杜甫《发秦州》、《发同谷县》两组山水诗时道：“自秦川至成都诸诗，奥险清削，雄奇荒幻，无所不备。”笔者无意以杜甫来抬高王雷，只是以为“奥险清削，雄奇荒幻”确实适于概括王雷的诗歌气象。其“奥险清削，雄奇荒幻”的艺术风貌除了精神气质上所传达出的悲剧性追求、博大坚韧的意志、孤僻冷寂的个性为前文所论述，另外也体现为立意不群的艺术表现手法。

　　从整体上来看，王雷的诗歌呈现为现代主义的风格面貌，他不是以写实的笔墨或直抒胸臆的抒情来传达自己的体验与深思，而是借助繁复的意象营构诗意的篇章，即使有些诗作看起来是直写其景、直述其情，但往往是具有表层与深层的多重意蕴或者意在言外，因此，明晰与朦胧张合成丰厚、艰深的美学内蕴，令人在每一次的品味中都有新的收获。这一点使王雷在胶东诗坛显得独异而超拔。(胶东诗歌的基本风格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也有为数不多的诗人实践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但又常常流于晦涩，像青果一枚。)

　　既然王雷是以表现自我之情思为创作母题的，那么，想象就成了他诗歌创作必不可少的艺术神功，他的众多诗篇就是用想象架构而成，而他的想象又是那样诡异莫测，如《隐晦与朦胧》的第二节，诗的开篇是写一只红鸟“跌进天陲郁紫的惶绪/预兆落一场赤雨”，在这场赤雨的浇淋之下，诗人将袅袅的炊烟想象为血肉的灵魂，于是，“炊烟断了魂痉挛中/曲扭出声声嚎啕”。“痉挛”一词既陌生又贴切地绘出炊烟的外在形态，而“声声嚎啕”似空穴来风，喊出了灵魂的痛楚与挣扎。这首诗的第四节又突如其来地幻化出这样的景象：“平静的秋湖伸出一只/黑手一下把明月捏死”，第十四节又有这样的荒诞：“此刻多么兴奋/发现被送葬的人/出现在送葬的行列里”。类似踏雪无痕的想象也经常出现在其他诗作中，如《标点》中，“我面朝字画惊视良久/径直走向前去标点/速然飞去大惑之中/只捕捉到一支嗡嗡声”，标点会速然飞去，真是匪夷所思。南怀瑾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中认为“至如文章奇丽，词藻清新，瑶苑琳台，霞迷云拥，其为想象难闻者，则为道家文学之特质”，此说可谓确也。《庄子》、《列子》等道家著作皆以想象丰富著称，如鲲化为鹏、井底之蛙、黄帝张乐等；道教神出鬼没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道观里绚丽斑斓的神像壁画，神秘热闹的斋醮仪式，广为流传的羽化飞升、镇妖驱魔、人神相恋故事，特别是“存想见神”的内省修行方式，凡此种种，都说明道家的文化是极富有想象的神功，且想象的特色是奇诡迷幻、变化莫测的，因此，笔者认为王雷的想象艺术深得道家之精髓。

　　对于诗歌艺术，比喻是必不可少的修辞手法，朱自清在《新诗的进步》中按照本体和喻体的远近疏密关系，创造性地把比喻区分为“近取譬”和“远取譬”两种。所谓“近取譬”，即本体和喻体是相近的事物或现象，如徐志摩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和郑愁予的“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都是以花比美人，本体与喻体相似性极多，又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比喻关系。而“远取譬”中本体与喻体的关系从表面看起来是毫无相似之处，以这样迥然不同的事物或现象建立起来的比喻，会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呢？钱钟书曾经深刻地指出：“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在王雷的诗篇中，多是“远取譬”的比喻，如下面几例：“每个向往都是一个多足的/蜈蚣艰辛地举步在/时空无着的学途”(《学旅艰辛》)，“一只蝙蝠挂在茎上/哭丧的脸像个小老头”(《记忆》)，“而爱/一发情就是一把流沙/从抚摸的指缝/伴随快感瞬然溜掉”(《沙葬——戏死》)，“我仍是个/心怀冀幻的长梦”(《夹在书里的草叶》)，“悒郁/象一只蟾蜍蛰居天井，无力地/仰望井口一片空洞的天帆”(《往无记忆》)，向往与蜈蚣、蝙蝠与老头、爱情与流沙、自我与长梦、悒郁与蟾蜍，这些本体和喻体既是“异质”的，也是“远距”的，但通过诗人感觉、体验的发酵，确实挖掘出了彼此精神上的相似之处，使比喻关系确立，并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内容，成为鲜活的直觉天地，把读者逼进一个浑融的奇妙世界。

　　另外，在诗歌创作中，王雷对于色彩有着特别的爱好，他的诗作不仅多数都有设色丰富、色彩浓烈的特点，而且在色彩运用上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色彩不但是描摹实景或者幻境的借用手段，而且往往直接成为某种事态、境界、情感的象征和存在物。在《大海颂》的序诗中，王雷就这样对大海述说：“你使用了多少青与蓝/将流体浩淼的自我/染得如此苍郁而深奥/以至盘古以来，人类/都无法真正看透你”。在《海序·三》中，他完全从色彩的角度刻绘大海的精魂：“原色是蓝，却常绿/浓重而深奥的色素/蛊惑无限的荷尔蒙/你绿，绿得感情深沉/你蓝，蓝出了不朽的生命/你以独特语言的海涵/和声色，日夜感化宇宙/而爽秋雨过，无尽的/魔法奇幻，晶纯了晴空/终也胜不过，你那/至高无上的蓝魂。”蓝色本是大海的自然色，但它同时能带给人强烈的心灵感受，诗中就着意表现它的开阔、雄浑、深邃，借此运载大海的灵性。因此，从这种角度描摹色彩就使色彩具有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另外，王雷写太阳的离去，也以色彩勾勒，“光天青青，正疲惫地离去/倒在灰暗的大墙下了，几乎/完全看不清她那/金体银额的明丽的轮廓”，“但蔚蓝而古老的影子/被鞭笞得遍体墨紫/抖颤着，在一川/幽冥的沼泽中消尽/留下一大滩惊心动魄的殷红”(《夕冥》)；王雷写自己的心灵，也以色彩着笔，“我心室的原色/红黄蓝，终也不褪/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彩潮/浮现于苍白的/波浪的发梢，又在/天庭的褐色皱谷里冲荡”(《心灵之外的世界》)。这些色彩的运用，说明诗人极富于以有形写无形、以有色写无色的活跃幻想，而在这种色彩想象之下产生的意象便往往同时具有沉静与跳跃的特性，为诗作涂上一层奇幻的色泽。

　　诗歌是语言中的语言，诗歌不在语言中独领风骚就无法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比高低，而任何文体的语言都是因承载内容的不同而各有千秋。在王雷诗中，一些反思政治、反思文化，社会含量比较浓密的诗篇，其语言是平白、朴素的，如这样的句子：“在这世界上，我也算有个家/可是，这个家要注定到处流落/车辕上，饮牛的破铁桶/是我家烧炊的‘朝天锅’/铺在车头上的稻草/是我夜宿的炕窝窝……我年年载运财物千万车/可是罪债依旧偿不完，还不过”(《牛车与我》)。这些句中的词语都是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甚至是口语的，语气呈现为说话的口吻，这就必然带来整首诗语言的平易、亲切与真诚，从而在感情上更加打动人心。但表面的素淡并不一定意味着语言的单薄，成功的语言往往是辞浅而义深、言近而旨远。透过如上的诗句，熟知当代文学运动史的人们难道不会想到那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王雷诗中更多的是以个体生命的追索来探问人类的终极意义的诗篇。与这种紧张的生命之思相对应，其语言如满弓之弦，精练而浓缩；又如荒郊胜地，奇异而深奥。整个诗集《我之裸》的语言基本上都呈现出如上的特点，这是否会限制其诗作的普及和流传呢？笔者以为，普及与流传不是每一位诗人与诗作的必有之义，诗歌艺术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它是否完整、通脱地表现出诗人独异的情思，诗人不能舍弃自我而另寻成功的秘诀。并且，从文学接受的心理来说，烂熟的语言能使读者在“经验期待视野”的顺向相应中轻松自如，但同时会因期待指向的畅通无阻而兴味索然；而适度的陌生化的语言能使读者在逆向受挫中感应神经为之一振而兴趣顿增，产生更充沛的阅读快感。在这两点上，王雷多数诗歌语言的怪涩是值得肯定的。另外，王雷在诗歌语言方面有一定的开创性。孙玉石说：“文学语言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帮助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来束缚表现。经过时代的创用过程，它会由新鲜走进老境。于是，文学与诗的语言需要输进新的血液”。新的血液如何造就确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容易拔地而起，但其中必需的是设计者——诗人的艺术自觉、勇气与自信，他既要意识到摆脱陈旧语言的必须，又敢于依从自己独有的特殊感觉去寻找、乃至创造呈现自我现实的新鲜的语言。 “你映宵照宇的心境”，“潮心湿意的恸泣声”，“火冠光体的美人”，“金体银额的明丽的轮廓”，“反雕逆塑暴风雪”，“潮石润土和湿绿的香息”。这种对语言的新创与浓缩，一方面体现了王雷寻找自己、确立自己的努力，努力的结果对诗人自己而言，他是可以欣慰了。另一方面这种大胆的尝试尽管不臻完美、可以继续商榷，但它确实能在诗歌语言创新性与凝练性方面给人以启发，起码有可能唤起诗人的创新意识。

　　透过诗人王雷及其诗作，我们知道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尤其是生命激起的主观感应，因为每一个独异的生命都成长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并结合个体的性格气质、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接受同一文化土壤的不同熏陶。王雷以胶东文化的优秀品质成就了自己与诗歌，但完美主义者总是留恋于诗意的完美，他心有不甘地感叹道：“生命的抱负，总要如此无奈地打发而承受/犹如哀痛抱住寒冷的/黎明”(《生命在承受》)。但既然诗意的完美总要被历史的悲凉所战胜，我们就不妨换一个思路，从现实的可能性中去衡量生命的完美与理想的实现。就这个视点而言，王雷应该无憾了，因为他已在诗歌王国中达到了“一个自由主宰的深度”(《生命在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