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我如何成为跑步小说家

　　刚刚成为专业小说家那会儿，我首先直面的问题，却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我选择了跑步。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爱跑多久就跑多久。

　　跑步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是在很早以前，准确说来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三十三岁。

　　稍早于此，我在千驮谷车站附近经营一家类似爵士俱乐部的店。大学一毕业，立刻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店，经营还算不错。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一个小说家。我只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小说，甚至连个具体的构思都没有，却觉得“现在，我大概能写出个像样的东西来”。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迭稿纸，和一支一千多日圆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年届三十懵懵懂懂

　　那是春天的事儿。到了秋天，一部二百来页，每页四百字的作品写完了。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但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为佳，于是顺势投稿应征文学杂志的新人奖去了。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拷贝一份，由此可知，我当时一定觉得如果落选，这篇稿子去向不明也无所谓。这，就是后来那部以《且听风吟》为名出版的作品。而当时我关切的，说是作品能否得见天日，毋宁说能否写完。

　　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当时我已然将应征新人奖一事忘到了爪哇国，因为每天的生活委实太忙碌。猛然一听这话，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坠五里雾中：“啥？”总而言之，那部作品获得了新人奖，夏天还推出了单行本。对那本书的评价也算马马虎虎。我年届三十，懵懵懂懂、稀里胡涂、毫无预料地，就成了一名新进小说家。我自然惊愕不已，周围的人恐怕更诧异。

　　自那之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面写出了第二部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其间还穿插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甚至还翻译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二者都曾被说成夺奖热门，然而最终均未得奖。但老实说，我觉得无甚大碍。得了奖，必然又是采访又是约稿，没完没了，应接不暇，只怕影响店铺的生意──我对这一点更为担心。

　　狠下决心当小说家

　　然而，渴望写出一部气势恢弘、内容坚实的小说，这种心情却越来越强烈。最初的两部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基本是为了享受写作的愉悦而为，至于质量，我自己也觉得留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利用工作间隙，摊开稿纸，断断续续地抽空写上半小时一小时，支撑着疲惫的躯体，彷佛跟时间竞赛似的奋笔疾书，精力也无法集中。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皆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萌生这样的欲望原是自然而然，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肯定能写出气派更大的作品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不过，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周围的许多人都反对我的决断，或是深表怀疑。“店铺好容易上了轨道，还不如交给什么人去经营，你自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写你的小说得了。”他们忠告说。世俗地看，这想法的确合情合理。众人当时并没预想到我能作为职业作家生存下去。我却没有听从劝告。无论做什么事儿，一旦去做，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否则不得安心。将店铺随意交托给某个人，自己躲到别处去写小说，这种讨巧的事情我做不来。竭尽全力埋头苦干，还是干不好，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撂开手了。然而，如果因为模棱两可、半心半意而以失败告终，懊悔之情只怕久久无法拂去。

　　所以，我不顾周遭的反对，将店铺的权利悉数出让，尽管有些不好意思，还是决定打出“小说家”的旗号生活下去。“姑且给我两年的自由。如果不成功，再在哪儿开家小店不就行了么？我们还年轻，可以从头再来。”我对妻说。她答道：“好。”这个时候，还有好些欠债尚未还清，不过，总会有办法吧。这是一九八一年的事。尽力而为吧。

　　除了跑步别无他选

　　我专心致志地执笔写作长篇小说。这一年的秋天，为了采集小说素材，去北海道旅行了约一个星期。这样，在翌年四月之前，完成了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我已孤注一掷，因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我甚至觉得连自己身上所无的解数也来了个总动员。这是一部远比《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篇幅长得多、轮廓宏大得多、故事性也强得多的作品。

　　我知道自己体内沉睡着未经挖掘的矿脉，也坚定了信念：“如此下去，日后我也能当好小说家。”

　　不过，刚刚成为专业小说家那会儿，我首先直面的问题，却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我本是那种不予过问便要长肉的身体。由于每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体重才控制在稳定状态。过上了从早到晚伏案写作的生活，体力逐渐下降，体重则有所增加。

　　正式开始每天跑步，记得是写完《寻羊冒险记》，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跟决意当一名专业小说家大致相差不远。

　　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在兴之所至时爱跑多久就跑多久。网球可不能这样，每次都得专程赶到网球场去，还得有一个对手。游泳虽然一个人就能游，也得找一个适宜的游泳池才行。在众多体育项目中，我几乎毫不犹豫地──也许是别无他选──选择了跑步。

　　成为职业小说家，让人觉得最高兴的，是可以早睡早起。开店时代，上床就寝时已然是黎明时分，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十二点打烊，然后整理、清扫、算账记账，为了缓解兴奋还得聊聊天，喝点儿酒。如此一来二往，马上就到了凌晨三点，将近黎明了。常常是坐在厨房餐桌前独自写着稿子，东方的天空渐渐白将起来。于是乎，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太阳早已高高悬在中天。

　　闭店歇业，开始了小说家生涯，我们──我和太太──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彻底改变生活形态。

　　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之前就寝，这样一种简素而规则的生活宣告开始。一日之中，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因人而异，在我是清晨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随后的时间或是用于运动，或是处理杂务，打理那些不需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日暮时分便优哉游哉，不再继续工作。

　　跑步距离逐渐增长

　　开始跑步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跑不了太长的距离。二十分钟，最多也就三十分钟左右，我记得，就跑这么一点点，便气喘吁吁地几乎窒息，心脏狂跳不已，两腿颤颤巍巍。因为很长时间不曾做过象样的运动，本也无奈。跑步的时候被邻居看到，也觉得有些难为情，就和为那个偶尔加在姓名后面的，带括号的“小说家”头衔难为情一样。然而坚持跑了一段时间后，身体积极地接受了跑步这事儿，与之相应，跑步的距离一点一点地增长。跑姿一类的东西也得以形成，呼吸节奏变得稳定，脉搏也安定下来了。速度与距离姑且不问，我先做到坚持每天跑步，尽量不间断。

　　就这样，跑步如同一日三餐、睡眠、家务和工作一样，被组编进了生活循环。成了理所当然的习惯，难为情的感觉也变得淡薄了。我到体育用品商店去，买来了合用而结实的跑步鞋、便于奔跑的运动服、一块秒表，还买了专为初练跑步的人写的入门书，读了。如此这般，人渐渐演变成了跑步者。如今想来，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身体生得相当强壮。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每天从不间断地跑步，还参加过好多场比赛，却从不曾有腿脚疼痛而不能跑的时候。并未好好地做准备运动，却从不曾出过一次身体故障，受过一次伤，生过一次病。我根本不是个优秀的跑者，却无疑是个健壮的跑者。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足以自豪的资质之一。

　　一九八三年新年伊始，我头一次参加了叫作越野赛的比赛。虽然只是五公里的短距离，却也佩带着号码，跻身于拥挤的人群当中，“预备，跑”地跑了一趟，之后深有感触：“我还挺能跑。”五月里，在山中湖参加了十五公里赛跑。六月，想试试看自己究竟能跑多远，便独自绕着皇宫一圈一圈地跑，结果跑了七圈，三十五公里，速度也算可以，并不觉得苦楚，腿脚也不痛。这样，全程马拉松我也能跑了。而刻骨铭心地明白了全程马拉松中最痛苦的部分是跑过三十五公里之后，是后来的事儿了。

　　我就这样开始了跑步。三十三岁，是我当时的年龄，还足够年轻，但不能说是“青年”了。这是耶稣死去的年龄，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凋零从这个年纪就开始了。这也许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样的年龄，我开始了长跑者的生涯，并且正式站在了小说家的出发点上──虽然为时已晚。

　　——〔日〕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摘自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