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王秀梅的“魅”力

　　作者：马兵

　　在新世纪涌现的一批笔力非凡的女作家中，王秀梅无疑是给人印象独特的一个，一则是因为她的写作面向多元，题材多样，风格多变，又兼转益多师而不留痕迹的聪敏，很难被归并概括出常规的写作特色；二则是因为她相当数量的小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好读，她从不刻意在字句修辞上设置障碍，但总给读者影影绰绰、迷离恍惚的阅读体验。换言之，王秀梅小说的引人入胜，多有赖于对真实与幻魅的辩证，她反讽式的悲悯往往掩映在诡异的虚构和精细的佯谬之中，因此，在我看来，她被称为“智性写作”的那类小说名之为“魅性写作”或许更为切当。

　　 “异”与“庸常”

　　在小说《夏天里的两个故事》中，叙事者一直“试图穿越城市一成不变的喧嚣和浮躁的表象，去挖掘一些游离于生活和梦幻边缘的东西” ，而在另一个名篇《故事或暗示》中，叙事者则表态要去尝试“冲击一下现实生活的庸常”。王秀梅的夫子自道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她对缘何对悬疑类作品有特别的偏爱，不过，虽然也创作过《五夜》《鼠宅》《凶岛》这样标准的惊悚小说，但整体而言，她并不看重外在的感官刺激，而更专注处理幽深暧昧的人生情景，她所谓的“游离于生活和梦幻边缘的东西”可以理解为是对与“庸常”相对的“异”的力量的召唤。

　　“异”是德国汉学家莫宜佳观照中国小说的重要概念，她认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可定义为：跨越通往‘异’的疆界。”所谓“异”，即指奇异、鬼怪、非常、不平凡的形象和事件，“它们贯穿整个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不断以千变万化的形式活跃在中国短篇叙事作品之中”(莫宜佳：《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即便在以祛魅为价值追求的现代时期，关于“异”的叙事依旧不绝如缕，它们以一种张力的存在，代表了人们“在大去与回归间，一股徘徊悬宕的欲念”，“衬托出生命想象更幽渺深邃的层面”，“在死与生、真实与虚幻、‘不可思议’与‘信而有征’的知识边缘上，留下暧昧痕迹”(王德威：《中国现代小说十讲》)，并在对理性万能的科学主义和启蒙统合主义的反拨中，建构起不同于主流的富有人文魅性的叙述谱系。王秀梅对“异”的书写显明了她对被僵滞与同质的生活收编的抗拒，也自觉接续了上述的文脉。

　　明乎此，再来看《故事或暗示》：在故事的层面，王小箭的失踪与打错电话的男人给叙事者“我”讲述的惊悚故事之间已经建立了似有若无的联系；而在暗示的层面，“我”几乎肯定了男人因对故事的沉迷而在现实中行凶的逻辑。然而，结尾处警察对“我”的报案并不感冒，认为“我”不过是陷入了虚构无法自拔。可是，王小箭的手机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衣柜中又在佐证“我”并非妄语。但不要忘了，上述一切都在小说家王秀梅的掌控之下，说到底是她虚构了整个小说。她的目的几乎可以确定，就是为了让读者产生上述由一个个的转折连词标识出的反应：层层设问，又层层否定，在庸常理解里的真相与借助虚构生成的仿象之间，形成了多重视野与指涉的交叠，借助诡异的叙事力量完成她对现实的冲击。那真相是什么？对不起，“故事或暗示”，一个“或”字早暗示出了作家重心不在揭蔽，毋宁正相反，她根本无意于对真相做出坦陈的允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或暗示》可以被视为王秀梅小说的一个母本，我们在《街心公园里的离奇事件》《绝壁》《棋子》《午后睡梦》《第九十九条短信》《预示》《后来》等篇什中可以看到几乎如出一辙的构思，在这些小说里，读者欲求根底的渴望总是被因缺乏逻辑而显得破碎的因果链所阻断，也就无从判断何为真相，何为臆想。这其中，鬼魅气最重的是《第九十九条短信》，小说写一个年轻女子梅雨与一幽灵一样的男子的短信情缘，直如一篇现代版的聊斋，在显示王秀梅搬弄诡奇的才情。然而，人鬼真幻同样不是小说的关怀所系，王秀梅借由“异”的修辞要探问的还是在貌似平和的生活表象之下到底伏藏了多少人性的幽微。梅雨在神秘男子“所制造的幻境一样的夜晚沉沉睡去”，而现实中的情爱只能让她徒增“迷茫和感伤”。既然理性与实证不免僭妄，幻境自然成了梅雨对抗现实庸常的依托。

　　《去槐花洲》和《再去槐花洲》是王秀梅自谓相比于前期的张扬而“力求隐晦”虚构的互文小说，它们亦分别借鉴南柯一梦和“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述异”外壳，诉说都市女性对繁冗人生的焦虑和渴望越轨的憧憬。《去槐花洲》有一个极漂亮的结尾：“我”在候车室中醒来，时间不过才过去四十分钟，为打发时间，“我”向邻座的男人讲起了梦中与他共游槐花洲的经历，男人没有质疑我的虚妄，而是拉我到售票窗口去买到槐花洲的车票，梦里的一切隐然在望，但是售票小姐提醒他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槐花洲这一站，他们只好坐回到候车室里，继续等待。看起来，现实粗暴地堵塞了人物逃遁的通道，但方才的梦境即由等待催生，焉知不会再有新梦托付，在一次次梦与现实的轮回中，一点点弥补现实的缺憾？作者接续“再去槐花洲”的动力不正源于此吗？由此推之，王秀梅热衷的造梦功夫，她林林种种的异的故事和叙事，除了营造反扑，逾越常规的美学动能，也成为试探伦理、情欲、禁忌和生命质感的出口。事实也是如此，她对生活最锐利的揭示和最睿智的发言通常都在梦境或仿象的情景中完成。

　　从“绑架者”到“斡旋者”

　　前述的灵异叙事已足够证明她虚构的才具，而不借助梦幻，她依然能够将现实空间的事情讲得婉转奇宕。王秀梅有多篇小说都以绑架为题材，如近年来的《坦克》《黑眼睛》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本人也是一个“绑架者”，小说人物的绑架者。她像高明的绑匪一样有极好的洞察力，总能在耐心中捕捉到不易为人觉察的隐秘、隐忧与隐痛，以此为抵押，逼迫人们袒露人性的真实。但不可否认，再高明的绑架者也会留下自己操纵局面的痕迹，王秀梅现实题材的作品有时会呈现为一种过分的机巧，即与此有关。比如《坦克》，这篇被多次转载的小说，很像是电影《没完没了》和《美丽人生》的杂糅，虽然作家努力控制小说中重要的节点，让故事发展的进程总是超出读者的期待，但这种控制也不免暴露作者跟故事之间的紧张，显得用意显豁，用力过猛。

　　然而更多的时候，王秀梅是一个斡旋者，她时常出入于小说人物之间，以一种兼具距离感和切身性、能在文本内外自由出入的叙述视点，来打开每一个人的内心。与之相匹配的，是她惯用的双线结构和多声部叙事，诸如《初恋》《蹲守》《黑森林》《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等都是如此。以《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为例，这个小说有着非常均衡的对称性，一对男女偶遇于火车，为打发时光分别回忆自己的恋爱故事，慢慢地我们发现，他们的故事原来关乎彼此，火车上的男人就是当年被女人无心的玩笑伤害了的少男，也是她此行要见而被爽约的网友。纸鸽子与“放鸽子”，小说在故事上的巧合与设计似乎又显现过分的机巧来。不过，小说在叙述上灵活的人称变换，把“他”和“她”的对白都变成“我”对过往忧怀伤情的追记和对现时爱情的渴慕，第一人称倾诉式的真诚让男人宽宥了少女的促狭，也让女人寻摸到她久违的“爱情的微疼”，两人的心结在愈益显明的倾诉里解纽。这是斡旋者的力量。

　　《被背叛的遗嘱》中，米兰·昆德拉借海明威谈到过小说技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即如何“捉住真正的对话的结构”。对于作为斡旋者的王秀梅来说，“捉住真正的对话结构”的关键首先在于倾听。她有为数不少的关于偶遇的小说，而建立人物关联的要诀即一方对另一方经历的倾听，陌生人的倾听往往会解除倾诉者的心防，把生命的隐衷和盘托出。第二，倾听必须是相互的和公平的，而不能是单方的和偏私的。在《黑森林》里，各行各业的人士都为警察提供了一份证词，以杂语喧哗的方式让整篇小说成了一个叙事拼图。在《蹲守》里，警察和罪犯获得同等表白的机会，读者也得以窥测在正义与邪恶之下掩藏的欲念和真诚相互缠绕的辩证。第三，多声部的独白构成一种特有的潜对话系统，每个人对生命或亏欠或温暖的感知彼此投射，不但拓展了故事的感知空间，也形成反思性的张力。

　　王秀梅说过自己是一个不太想让人产生性别概念的女作家，这里透露出两个讯息：其一，容纳显豁女性意识的写作可能更加呈露女性的弱势处境而为她所不愿；其二，她并不回避对女性写作议题的关注。事实上，婚礼题材一直是她写作的大宗，不过，对爱欲嗔痴的处理上，她也秉持一种敞开的立场而绝不自设女性的藩篱。比如《女友人》和《认真地温柔一次》。以前者为例，小说虽用了第三人称，但叙事明显采用的是略显粗鄙的男性声口，这种语言反串也为小说定下一个男观女的基本角度。在老唐的眼中，郑宝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坚持不婚主义的女人，但在这场爱情角逐中，老唐的体贴关爱让郑宝越来越向一个传统的渴望家庭温暖的女人转型，这让老唐不快，两人的关系迅速降温到“友人”的层面。当老唐厌倦游戏试图劝郑宝共进围城时，却不料遭到了郑宝的拒绝。说到底，在男观女的叙述层之下，小说还有郑宝的女性视角对男人的打量，以及更深在的作者本人对男女两性的打量。郑宝开始的不婚主义不过是免于情感游戏伤害的外壳，内心里始终有对真情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说，她并非是外表那样坚执的女性主义信奉者。但在老唐的冷处理之后，郑宝真正开始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而老唐被郑宝真情触动的良心发现反证的是女性的弱势，不过他的试图寻回遭遇的却是郑宝的痛后新生，这样的错位对男权女权、主导与被控的辩证做了饶有深意的注解。

　　在一个小说中，王秀梅借人物之口说过这样的话：“感觉自己在时间和小说还有爱情的劫掠里向死而去。”这句话精警透辟又隐含着一丝对个人写作“魅”力的自矜，不过想想看，对一个出道十年便有近500万字写作量的天才型作家来说，她的生长与多变，她渐渐阔大的格局和气象怎么估量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