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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强:理性烛照的文化反思精神

2013-06-24 10:39:35   来源:胶东在线   【字号:

  ——新武侠小说的现代文化内蕴

  张清芳陈爱强

  20世纪50年代,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在香港、台湾崛起,它是在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并成熟起来的现代通俗小说,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独特文化品质。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家们以现代理性批判精神对封建文化中的沉疴痼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反省,这可以说是新武侠小说“破”的一面;一是其“立”的一面,即对侠士英雄的人格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位与塑造。旧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往往是代表封建伦理道德的符号,苍白空洞且无生命力,而新武侠小说秉持着文学是人学的美学原则,把英雄还原为普通人,在传奇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有血有肉、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作家们还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阐释了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剔除其中的糟粕,取其精华,并加以创造发挥,再灌注到人物身上,使人物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性格也更加丰满生动。

  一

  所谓对封建文化的“破”,是指新武侠小说揭示了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各种自私的欲望,并能以强烈的理性精神去审视和批判这些欲望及其背后的文化沉疴,体现出作家们强烈的现代批判意识。江湖世界是武侠作品中供侠客们驰骋的场所,尽管它是一个逸出于正统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即“黑社会”,但其必然又含有种种现实社会的因素,折射出正统社会中的诸多方面和内在的真相。它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却具有深刻的象征和喻世意义。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江湖世界里的爱恨情仇的纠葛,刀光剑影的争斗,连同各种欲望的诱惑与利益驱使下的残酷竞争也就成为展现众生世态、揭露传统文化积弊的绝好场所。封建社会虽然早已灭亡,然而某些“如此”的封建思想残渣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残留下来,新武侠作家们敏锐地观察到这些现象,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将其揭露出来,以引起读者的思考。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人由传统积淀下来的劣根性思想———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升官”“、发财”几乎囊括了中国人的梦想,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现代社会中部分人的理想也依旧是如此,批判与揭示这些沉重的文化积弊自然就成为新武侠作家们的一个共同目标。“升官”当然是指进入政治界,官越大权越重自然就越好,在武侠世界中它改头换面为争夺“武林盟主”和“天下第一高手”的行为,但它的内在本质并没有改变,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是奴役他人,而这终是缺乏平等思想的体现。深受“五四”新文学和现代民主思想影响的一代新武侠作家,对于恶劣的权力欲望持有坚决的批判态度,作品自然也揭示了人是怎样在追求“升官”的政治权力生涯中异化为“非人”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笑傲江湖》。金庸在其《后记》中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地争夺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金庸是用江湖世界来比喻现实生活中争权夺利的政治世界,以江湖人物来象征现实中的政治人物,进而探讨历史的真相。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政治性人物,他们均都利欲熏心,妄想称霸武林。余沧海和左冷禅公开角逐武林霸主的地位,都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抢夺武功秘籍“辟邪剑谱”。余沧海杀戮林家满门,左冷禅派人卧底,目的都是夺得剑谱练成绝世武功,成为天下第一。号称“君子剑”的岳不群,表面俨然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实际上是个心狠手辣的伪君子。他明里冠冕堂皇义正辞严,暗里却派人打探剑谱,待到杀人夺剑谱后又嫁祸给弟子,这一整套伪善功夫,正是封建官场上“表面笑而脚下使绊子”的绝好写照。而最具政治家手腕的当推任我行,作为日月神教的教主,他早就察觉下属东方不败的不轨心理和篡权行为,因而假装大度地把武林密典《葵花宝典》送给东方不败。东方不败虽然练成绝世武功,堪称第一高手,可是他为练功却必须“挥刀自宫”,因此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并且痴恋男子。精神的畸形和肉体变态使他远远不适合残酷的政治斗争,最终在角逐中败给了任我行,被任我行所杀。他们都是合格的“政治家”,符合中国政治家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然而,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幸福,余沧海惨败死去,左冷禅的眼睛被刺瞎,而岳不群则妻死女亡,被迫服药臣服日月神教,最终也难逃一死,雄霸江湖野心随之付之东流。任我行从东方不败手中夺回教主之位,他在属下“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呼声中,情绪过激而猝死,乐极生悲。这些政治人物以死亡结束了权力的争斗,江湖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小说也因此体现出强烈的反讽精神。

  “发财”和“升官”一样,都是对外物的狂热攫取。江湖世界里同样是物欲横流,侠士们被“贪”、“嗔”、“痴”等欲望所困。为了占据更多的财富,大部分江湖人士卷入寻宝的厮杀中,杀人或被杀,毫不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金庸《连城诀》中的戚长发师兄弟三人,为了得到价值连城的宝藏,杀师杀徒互相残杀,暴露出丑恶的嘴脸,种种行径,令人发指。古龙《绝代双娇》中“十大恶人”也正因自身的贪婪而自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贪婪就像《连城诀》中涂着毒药的珠宝,使人发狂发疯,丧失天良最终毁灭了生命。贪欲太过竟至于自戕,这既是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玉帛”的人生观的一种冷静审视,也是对人类毫无节制之贪欲的清醒批判。

  不仅如此,新武侠作家的“破”还体现在他们对部分流传久远的传统文化理念和传统法则进行了清理与批判,具有了相当深刻的文化反省力度,这其中就包含着貌似合乎传统伦理,实则荒诞不经且极为狭隘的复仇法则与血统理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古老复仇法则在传统中似乎是合理的,但古龙首先对此表示怀疑。古龙的《白玉老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阐释复仇法则。主人公赵无忌必须为父报仇,子为父复仇是江湖中的一种规则,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赵无忌抛弃了现实中的社会地位,离开刚过门的妻子和幼稚的妹妹,“他已经将自己出卖给一个恶魔———一个名字叫‘仇恨’的恶魔”。他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坚忍的意志,不但学会了高深的剑法,而且经过种种凶险的考验打入唐家。当他终于有机会刺死仇人上官仞时,白玉老虎中藏的父亲遗言改变了一切,原来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计划,他的父亲甘愿用自己的头作为上官仞打入敌人内部的通行证,一切都是为了大风堂的江湖地位和生存。他无法下手杀仇人,因为“这个人明明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这个人偏偏又是他的恩人”。抛弃妻子和妹妹的复仇行为换来的却是尴尬结局,赵无忌无处复仇,无法复仇,复仇的意义已消解,虚无的本质显露出来。《白玉老虎》的故事结束了,古龙却没有告诉读者赵无忌和上官仞是否最后胜利,结局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古龙使读者看到了复仇者的人生悲剧。仇恨把赵无忌由一个慷慨激昂的少年磨练成一个心计深沉并且毫无感情的复仇者,一个为了复仇失去正常情感的动物。古龙借此表明血仇报复不同于惩恶扬善,它是非理性的,不包含任何积极意义,是野蛮和无价值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也一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所以仇恨外族的心理是不奇怪的。汉民族十分重视本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信奉血统论。金庸以现代意识为参照,发现了血统论的荒谬性,并对其进行了批判。《天龙八部》中的社会背景是大理、宋、辽、西夏并峙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连年征战,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在汉族统治的江湖世界中,自然认为“汉人好胡人坏”的逻辑是千真万确的。真的如此吗?丐帮帮主乔峰只因有契丹族血统,就遭受持“非我族类”观点的天下汉族群豪的敌对,然而却正是乔峰这个“契丹狗种”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大宋王朝和众豪杰的性命。与之相比,身为少林寺方丈的玄慈绝对是汉族人,受众人尊敬仰慕。然而,就是他偷偷破戒与叶二娘生下一子,并听信慕容博的挑拨害死乔峰亲生父母,他是造成乔峰悲惨身世的罪魁祸首,汉族血统也不能掩盖他卑劣的所作所为。事实证明,血统论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从某种意义说,血统论和复仇法则的本质是相似的,都是非理性的,因此也是反人性的。

  政治权力、金钱、仇恨,许多貌似合理实则荒谬的传统法则规范包围着江湖世界和江湖侠士们。他们在其中不断挣扎,又不断沉沦,怎能奢望“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消于无形?”他们只能仰天长叹,发出“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人生长叹,既悲天悯人又无可奈何。侠客们的惆怅,表明了作家们的态度,他们批判的矛头自然地指向膨胀的个人私欲和传统文化的流毒,体现了新一代武侠作家反传统反封建的理性批判精神,而这种理性批判精神则是作为旧文化之一部分的旧武侠小说根本无法达到的。旧武侠小说没有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反传统反封建的精神,尽管其中也出现了大批暴露社会黑暗的优秀之作,如《三侠五义》等,但却没有一部把矛头指向封建文化与整个传统,而有的武侠作家则连暴露社会黑暗的勇气都没有。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们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去仗义行侠,并没有摆脱旧文化的影响,因此不会有新武侠小说这种深刻的批判精神。而新武侠小说的这种批判精神则是与中国新文学反对传统文化糟粕,重塑国民灵魂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也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新武侠小说一方面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反省与批判,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建设,这主要表现在对侠客英雄现代人格的塑造上,从而把清醒的理性批判精神通过理想的人格设计体现出来。固然,无论是旧武侠小说还是新武侠小说,都非常注重对侠客英雄的刻画与塑造,并由此传达出作者的独特理念,但新旧武侠小说家笔下英雄的人文内涵与性格特征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正是我们审视新武侠小说独特文化内涵的另一个切入点。

  旧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往往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秉持正义的勇士们,是一种理想化的符号象征。他们的性格核心通常是忠孝悌义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演绎,缺乏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其思想根源也只是“替天行道”,而“天”往往等同于最高统治者,“道”最终不免为旧观念所同化。但是在新武侠小说中,“英雄”被作家赋予了崭新的现代内涵,不再是某种传统理念的代言人,他们在不同作家笔下形态各异,显现出其个性特点。同时也必须看到,新武侠小说尽管受到西方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把儒释道文化融合进复杂的人物刻画与人性展现中。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儒释道文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固有之文化,而是经过新武侠作家的现代眼光重新审视的的儒释道文化,这也是新武侠小说人物区别于旧武侠小说人物的根本特征之一。

  梁羽生心目中的英雄无疑是以为国为民为主要人生价值的民族英雄。梁氏小说把侠士们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无论是宋、金、辽的并存对峙时代,还是明末清初的战乱时期,动荡的历史背景和江湖背景衬托出侠士英雄们力挽狂澜、拯救民生疾苦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的人格力量,而这种英雄气概和伟大人格在古典武侠小说中是难以发现的。《白发魔女传》中的练霓裳是坐山分赃的女强盗头子,她的武艺高强,心狠手辣并没有掩盖其锄强扶弱,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豪侠性格。练霓裳本来和明朝军队作对,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但当她听了李自成的“我们虽然也与明朝皇帝作对,可是若然异族入侵,那么我们就宁愿与官兵联合,共抗异族的”劝告后,认识到自己的狭隘,决心和明朝共抗外侮———满族清兵的侵略。她还把多年珍宝献给李自成的义军,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当她情场失意头发全白后,回疆十多年仍是劫富济贫,不改英雄本色。梁氏塑造了一系列这类先国家民族后个人的英雄,如岳明珂、卓一航(《白发魔女传》)、张丹枫(《萍踪侠影》)、凌未风、刘郁芳(《七剑下天山》)等等。显然,梁氏小说中英雄的核心性格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身上无疑具有明显的儒家济世精神,但这种文化品格却截然不同于旧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们:旧武侠小说中英雄的人生价值始终和狭隘的忠孝仁义联系起来,始终和特定的封建统治者或者是特定的某些人联系起来,他们最终也只能称作一姓之家奴:与之相比,梁氏小说英雄的人生观内涵却具体指向了国家和人民,使儒家的济世精神具有新的内容,这正是新武侠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超越。

  金庸的创作是在梁羽生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应该说,其早期作品中的英雄也类似梁式英雄,带有明显的儒家济世色彩。不过,金氏武侠世界中的侠士英雄涵义是变化的,复杂的,并非梁氏小说英雄那样单一明朗。《飞狐外传》中的胡斐“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表明他是天生的侠士。《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侠。他们二人和梁氏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极其相似,是能清醒分辨胡汉恩仇、匡扶江湖正义的铁骨铮铮的汉子,也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类的人物,身上都有一些儒家的文化因子。当然,这种文化因子是金庸重新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的结果。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金庸并没有陶醉在这种儒家之侠的英雄梦里,他一直在认真观察生活思考人生,逐渐认识并揭示了生活的另一面———黑暗。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民众的自私与短视,诸种现实的黑暗如杭州西湖底下永不见天日的黑牢,是隐藏在美丽表象之后的丑恶,这是另一种生活的真实。于是金庸用乔峰这个人物提出了对梁式英雄的困惑:在如此的黑暗现实中,此种英雄有出路吗?毫无疑问,《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乔峰是个真正的大英雄,30多岁已是丐帮帮主,又曾学艺于少林寺,集丐帮功夫和少林功夫两大名门正派武功与高尚人品于一身。他不仅光明磊落,胸襟宽大,而且具有极高威信,俨然已被视为中原武林盟主。谁能料到一场杏子林变故揭开他的身世秘密:他竟是契丹人,不是汉人。立时他的江湖地位由最高点跌到最低点,武林人士用蔑视怀疑的眼光看他,只因为他有“契丹狗种”的血统,他的种种英雄行径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沽名钓誉、居心险恶。萧峰(乔峰知道自己身世后恢复的姓氏)的英雄气概使他不屈服于既定的命运,他从小所接受的汉族教育使他无法真正溶入自己的民族,现实也无法使其做到在广漠草原放牧牛羊终其一生。他要反抗要复仇,从此陷入了复仇的怪圈,无力自拔。王国维依据叔本华的学说,曾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萧峰无疑是第二种悲剧,像俄狄普斯王一样陷入命运的捉弄之中,反抗得愈激烈,系在他脖子上的命运之绳就拉得愈紧。此时的萧峰不再是机智勇敢的大侠和英雄,他的复仇心理使他渐渐堕入嗜血凶残之中,以致在聚贤山庄大开杀戒。金庸写出了其性格中的神性、魔性、人性的交织,进而揭示了其作为大侠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现实所致。当他解救了大宋子民而背叛自己的种族时,就与命运作了最后的抗争———用两枝断箭插入自己的心窝,以死亡来解脱痛苦和疲惫的灵魂。萧峰是个悲剧英雄,他能对既定命运加以反抗,却又无法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是英雄的悲剧,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悲剧。金庸对于英雄悲剧命运的反思,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塑造人物的局限。

  郭靖、乔峰式的“社会英雄”在中国已走入了死胡同,于是金庸转向寻求“个性英雄”,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于是就有了令狐冲等人物形象。《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从一出场,就引起别人的非议。因为他性情率直,不拘小节,自由放任,狂放不羁又好饮酒,所以引起一些自诩为名门正派弟子的误解。他学会绝世剑术“独孤九剑”,不仅因为天资聪颖,更在于他为人潇洒,淡薄是非名利,这暗合了剑法的精髓,亦是他性格使然。令狐冲不是神,他也有感情有困惑,痴恋师妹依恋师父师娘,说明了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只有在师妹被杀、师父的伪君子面目暴露后,令狐冲的心灵禁锢才真正解除,和爱人任盈盈共奏《笑傲江湖》之曲,偕隐山林,做真正的隐士去了。和令狐冲相比,佛家之侠石破天(《侠客行》)无名无欲无求无相,则是天生的赤子心肠,没有一丝人为的勉强和约束。正因为如此,他达到了武功的最高境界,对于生活在江湖中的英雄而言,这既是个性实现的标志,也是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对于个性与自由的重视,显然不是旧武侠小说所能涵括的,这种主题自然是金氏的一个创造与贡献。

  作为一个智者,金庸不满足现状,继续进行深层思考,把艺术的视角深入到历史层面,于是出现了《鹿鼎记》韦小宝这个“痞子英雄”,这实际是金庸思考英雄内涵的第三个阶段———不是英雄的“英雄”。韦小宝性格中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上述提到的两种英雄。他是杭州丽春院一个妓女的儿子,从小在妓院长大,外部恶劣的环境扭曲了他的心灵,他一直是个市井小流氓,武功低微、目不识丁,不但没有半点英雄气概,而且连他父亲是否汉族人都是个疑问。韦小宝第一次看到皇宫时的反应是:好大一座妓院,他由此获得了灵感,用在妓院训练出来的生存本领适应生活,并推而广之,无论是在江湖还是庙堂,果然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最会吹捧和撒谎,“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的吹牛拍马本领使他数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并且逢凶化吉,青云直上;亦假亦真、亦真亦假的谎话也能使敌畏惧或化敌为友,在危急时刻逃得性命。吹捧和撒谎这两个“法宝”是他成功的诀窍。但韦小宝又不单纯是一个小无赖,他身上还有重义气、舍生忘死的优良品质,他数次救清帝康熙,不是因为康熙是皇帝,而是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亲哥哥和好朋友。韦小宝救陈近南也不是因为这个天地会的总舵主代表了民间的正义力量,而是把他当成了其心目中的父亲。既贪生怕死,却又有一股不怕死的无赖泼皮劲,既贪污受贿爱财,又可为朋友慷慨大度不惜舍财……这种种矛盾性格交叉组成了一个立体型的“韦小宝”形象。金庸用这个不是英雄的“英雄”形象揭示了生活本身的多样性,也包括他对英雄的另一种理解: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只有首先适应了盛行小人之术的现实,并能充分理解小人之学的精髓,且能在如此现实中生存下来的成功者,才是现实意义上的“英雄”,这也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在现实生活中的冷酷展示。

  与之相比的是,陈近南类叱咤江湖的英雄和吕留良式的饱学之儒的毕生努力,还不及这个小无赖个人的力量,他们只能倚靠韦小宝来完成恢复汉家江山的重任,实在有些黔驴技穷。这不是英雄的时代,这是痞子的时代,只有韦小宝式的“痞子英雄”才能很好地生存。而这样一个小无赖,却能除掉鳌拜,订立尼布楚条约,作了诸多为国为民的大事,成为一个成功者:他不但在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中成为天地会第一号人物陈近南的徒弟,当上香主,而且颇受清帝康熙的信任和宠爱,成为朝廷重臣。陈近南、郭靖类的英雄豪杰已没有大展宏图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杀或老死山林,而不懂武功只是擅长拍马屁的小无赖韦小宝却成功了,这是多么有反讽意味的冷酷结局!金庸的武侠英雄梦破碎了,《鹿鼎记》也成为他的封刀之作,为其江湖世界寻梦画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洋才子古龙很明智,知道梁羽生和金庸是两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只有另寻出路。在古龙看来,梁羽生的英雄们活得太沉重了,他们受理念的羁绊,不敢离轨出格,越雷池一步,毫无真名士的潇洒自由,实际上成为理性的牺牲品。金庸的学者味太浓,令狐冲虽然口里宣称自己“性子太过随便”,“不是拘泥不化之人”,但实际上他仍是一个有很强理念的正人君子;韦小宝的“反英雄”形象则有太多的文化批判意味。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古龙干脆扬长避短,另辟蹊径,追求“新”和“变”,塑造了一系列古龙式的“个人英雄”,如李寻欢、陆小凤、楚留香等。他们既智慧过人,又风流潇洒,且明显带有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古龙借鉴了《福尔摩斯探案集》、《詹姆斯·邦德》等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经验,在武侠小说中加上西方侦探推理的因素,开创了武侠推理小说,使他的“个人英雄”既是中国特色的侠士,又是侦探式的英雄。他们都有着过人的智慧和洞察人世的敏锐观察力,在侦破神秘案件中屡屡展示出侦探的耀眼风采。李寻欢侦破“梅花盗”案,揭穿了林仙儿、龙啸云的阴谋;楚留香揭开石观音、无花和尚的真相,为武林除害;陆小凤揭露“红鞋子之谜”,查出“老刀把子”的真相,匡扶正义。他们的武功可谓高强,却并非天下第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的超人智慧、博大胸襟、凛然正气才是真正战胜敌人的致命武器。智慧、善良、勇敢使他们永远是强者和成功者。

  古龙式英雄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风流潇洒的气度。这些英雄们都十分热爱生活,也懂得享受生活,他们的身心又是轻松的,没有历史压在心灵上的重负。他们的道德标准是自己的良心,认为享受人生享受性爱是人天生的权力。他们在尽情享受这一切时,从未越过这个尺度。楚留香身边美女如云,与他春风一度的美女不在少数,但这丝毫无损他成为大侠和名冠天下的英雄,因为他并不滥用感情,能真心保护和关心女性的安危,决不会趁人之危欺骗她们的感情,他是一个君子。不过当她们真正愿意投怀送抱时,风流种子也就“笑纳”了。大概古龙是以此来表现英雄们的男性魅力吧,但同时也就自然突破了旧武侠作品中侠客们认为女色是祸水的传统观念。与智慧过人、风流潇洒相类,发自内心地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则是古龙英雄们的美好品质。尽管古龙的作品中血雨腥风,充满重重黑幕和浓厚杀气,但他塑造的英雄们却不喜欢杀人,他们尊重别人生存的权力,不到生死关头决不轻易杀人。楚留香自称从来没杀过人,李寻欢的飞刀只取罪大恶极者的咽喉,傅红雪(《边城浪子》)杀人后的感觉只是呕吐,痛苦得发疯,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痛惜。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这也是古龙式英雄的独特印记。

  总之,无论是梁羽生笔下的侠客,抑或是金庸、古龙作品中的英雄,他们不管是在思想意识、人生遭遇、情感纠葛方面,还是在文化内涵的厚重程度上,抑或在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方面,都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英雄内蕴的局促与狭小,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光彩,标志着新武侠小说在现代文化层面所达到的成就与高度。

  其实,就新武侠小说的文化渊源来说,它是现代商业都市文明的产物,是适应现代化商业城市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新武侠小说出现伊始就在报纸连载,用来吸引读者,扩大报纸的销售量,所以必然渗透着强烈的市俗性和浓厚的平民意识。同时,它又是汲取“五四”新文学的乳汁长大的,受到新文学反封建传统的深刻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新武侠小说是融合多种文化优长的宁馨儿,它一方面通过武侠传奇来写人物,展现人生故事,却又不止于抒写世间悲欢离合;另一方面表达出深刻的人生感悟,探索着形而上的“人”的普遍本质。其中既蕴含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也折射出现代生活和现实人生的万千情态,体现出作家重塑现代理想人格的努力,具有独特的哲理意蕴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可以说,新武侠小说用自己的方式阐明了现代文学的独特文化内涵,从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编辑: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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