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海疆文化的代表——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山东济宁州(今济宁市)东南60里的鲁桥镇。嘉靖十二年(1533年)年由于父戚景通调任大宁都司(驻保定)戚继光随祖母回故里登州(今蓬莱)居住，六岁，入私塾读书。戚继光出身将门，戚家世袭登州卫指挥僉事，父亲戚景通官至大宁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为人正直，对戚继光严格要求。受父亲熏陶，戚继光从小就喜欢军事游戏，练就一身好武艺，并喜读经书，十多岁时已经博览群书，以经术鸣于时。嘉靖二十三年(1544)六月因父亲病重，戚继光秉父命去京师办理袭职手续。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正式任职，管理本卫屯田事务。仍就学于梁中谷先生，这位梁先生是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学者，戚继光因而受益匪浅。但戚继光不是死读书的人，往往能从书中受启发，有时也顺笔写下心得，他曾在一步兵书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后来这句诗就成了戚继光人生目的的写照。戚继光好读书而不泥古，他熟读兵书但不简单照搬兵法，而是融会贯通，根据实际创造了新的军事思想并创造改制了多种武器。戚继光生活在明代中期，朝廷承平日久，朝野党争不断，边疆军备松弛，南北边患严重，戚继光一生的事业正是建立在抵御倭寇入侵和北方蒙古部族入侵的基础上。

　　戚继光自小在蓬莱长大，跟随蓬莱名士梁廷瑞先生就学，梁先生世为蓬莱人，“擅风仪，盖庶几江汉秋阳之喻，六艺一德，亶矣并称”。除了有学贯古今的学问，梁先生还教导戚继光节俭不慕虚荣，其“清操潜懿”对戚继光影响很大。幼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影响了戚继光一生。在戚继光南征北战的几十年中，故乡蓬莱始终让他魂牵梦萦，在征战生涯中写下了大量思念故乡、寄情于故乡山水的诗篇。不论是官场得意踌躇满志之时，还是失意遭贬之际，戚继光的诗作从来没离开过故乡蓬莱，比如二十八岁至四十一岁，即嘉靖三十四年至隆庆二年(1568)，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以爱国主义为主题，格调高昂，最有代表性得一首为《振衣台》：“蓬莱有佳人，配剑游南纪。指顾山海间，徜徉群动里。薄行幽径纡，乱石谁人驱？中有千丈表，乘之临玉虚。拂袖惊长风，浩歌空九衢。飘摇揖王母，如闻琼佩琚。幽人保元命，义士轻其驱。雉飞不逾阜，鹏搏九万余。巨翰如可挟，从此谢尘区”。诗作是作者挥兵浙、闽，剿灭倭寇的真实写照。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借助于幻想的翅膀，让想象驰骋蓬莱与闽浙沿海，纵横于天地古今，在抒发了强烈的报国热忱，轻生重义的高尚胸怀，表现了睥睨一切的博大气概。鼓人志气，催人奋进。而“铁骑长驱千余里，几回清梦到樵渔。……何时投传来东海，还向蓬莱一卜居”，“落日萧萧起暮钟，祈园呼酒亦从容。时华已谢群情异，风景相将到处通。百战谁能宽束带，平生自慰有孤忠。残霄坐对寒灯尽，远思悠悠在海东”则表达了戚继光在遭到排挤后忠贞自持，不求人体察的节操。这些寓志于乡情的诗作，集中表达了戚继光身在战场，心系故乡的情结。

　　蓬莱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戚继光，戚继光的性格则体现了典型的胶东文化特征。

　　胶东文化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形成的，三面环海，一面接陆的地域特征决定了胶东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儒家文化的忠君、爱国、尚贤、的优秀品德，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临海开放的一面使胶东文化有开放性，不拘泥于成法，积极吸收新思想、对优秀文化进行主动的兼容并蓄，并且形成了胶东人性格中的豪放性，极具想象力的仙道文化养成了这里的人民勤于思考的良好品质，同时，胶东文化中“务真求实”的民俗民风特征也非常明显。胶东依山傍海，海洋的浩渺无际，海市蜃楼的奇幻，是触发胶东人富于幻想的自然条件，而仙道文化的空灵让较动人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随意性；自古就有通鱼盐之利的传统又让胶东文化中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即注重实用性而不尚虚饰，蓬莱仙文化中透露着胶东人不满足于现实积极进取的创新意识。

　　在戚继光军事作品和创作的大量文集中，透露着明显的胶东文化的特征，《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的军事思想就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不拘泥于古代军事思想的创新，既是由传统的冷兵器向火器转变的开拓性军事著作，又是一部抵御海上入侵的开山之作，戚继光在创作兵书时，还吸收了同时代人的许多宝贵经验，例如《纪效新书》中就吸收了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剑经》，还收录了当时各个拳派的拳击手法。为了使士兵容易弄懂和乐于接受，戚继光在编写兵书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书的内容传播快，收效也快。道理令人信服，行文通俗明白。本来是严厉的军法禁令，却让人感到如聆谆谆之教。在练兵过程中，戚继光主张从实战出发，坚决反对搞“花架子”，认为那是“无益之艺”，体现了戚继光性格中重实用而不务虚的特性；更重要的是戚继光在练兵和实战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随着火器在战争中的大量运用，传统武术的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技击格杀成了近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小小补充，已经预见到了战争开始由中世纪的搏击战向近代化战争转变，并首先将这种转变在“戚家军”中最先使用。体现了他大胆创新的魄力。体现了他身上的开放性、灵活性、实用性的胶东文化特征。在他的训练下，“戚家军”成了一支能征惯战、使倭寇闻风丧胆的威武之师，既拯救了百姓，又壮了国威。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御史雍焯在推荐疏中说戚继光“即举措而见其多才，占议论而知其大用。海防之废驰料理有方，戚继光以后，每当外患侵扰，他的军事著作就成了研究重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一经问世，便影响深远。

　　戚继光生活的时代，官吏结党营私，置国事于不顾，“己在事中则攘功避过以身之厉害为可否，以心之爱憎为是非，己在事外则嫉妒成功，恶人胜己，吠声结党、倡浮之义以擎其肘。”戚继光为了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全力报国，洁身自好，勤敏刻苦，从戎后，无论是管理屯田，还是轮戍蓟镇，还是备倭沿海，戚继光一直以儒家的去私欲、存天理的教条严格要求自己，并且以此教育将士，在血雨腥风的征战生涯中，虽身为武将，戚继光一直不停地总结自己的军事经验和思想，写成了大量的文集和诗作，不仅整理了思想，而且很多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弊病，表达了自己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灵活处世又不流于世俗的品格。他的正直、廉洁、和勤勉不倦的精神流传于朝野，得到了明代张居正一类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的和大力支持，为他在疆场上叱咤风云扫清了道路。

　　胶东文化中的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的特征在戚继光治军思想中体现得也很明显。为了防止士兵在战斗过程中贪功领赏，中途只顾割取敌人首级或只顾收取敌人丢弃的财物而影响了部队的前进，戚继光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先头部队只管冲杀，专门人员收拾战场，记功时再作计较。同时，戚继光多次为将士上书请功“恭惟皇上深念有功将士，勘覆稽迟，以为赏不足劝矣。然勘限虽严，南陲万里，日月有照，覆盆难照。惟势悬于万里，故容有未赏之功；惟照远于覆盆，故或有不均之赏。臣每念及此，忽然忘生。掩工冒赏，臣罪实重。何者？臣本愚昧武夫，世叨豢养。向使倭患以来，兵食调度，战剿机宜，尽出臣身，无与于人，犹不足以报圣朝万一。……由是诸将效劳，士卒用命，臣惟职司旗鼓。……第当时调度协力之臣，至今未沐甄收；阵亡汗血之士，至今赏缺恤录。故未赏之功与不均之赏，皆由一人掩冒所致。夫冒朝廷之赏而逾其分，臣之所大惧也；掩众人之功以为己有，臣之所不为也。……所有死事之兵，与应袭子弟，惧未蒙恩；而死事者与所效劳地方，未有祀典，所谓不均之赏是也。…………至于死事之徒，明知身丧他乡，故而寡妇有所不顾者，亦望朝廷恤其后人，故弃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臣闻贪人之功不义，掩下之劳不仁，失士心而僨边事于他日不忠。”并制定了严格的连坐法，让各级将士练成一心，奋勇杀敌。对于已故士兵，除了给于抚恤外，戚继光多次做悼文，告慰死亡将士如《祭龙山所阵亡兵》、《祭松海阵亡义兵》、《祭蔡陂岭阵亡将士》等祭文，体现了戚继光性格中中重义的一面，这种豪气也影响了整支军队，他率领的“戚继军”上下一心，没有后顾之忧，一心为国杀敌，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对中外影响至深，从明朝后期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其后的时间里，曾多次刊刻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现存的明刊本和抄本有二十多种，清代则有近四十个刊本，民国年间也有十六七种平均每年有一本重刊本问世。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在明代的军事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平壤大捷首先登上平壤城墙的是南兵，有的将领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当时的总兵李如松说过平壤大捷所用的战法，“乃戚将军《纪效新书》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

　　在清代，曾国藩的湘军从募兵制度、选兵标准、编制体系、训练思想、训练方法、军队纪律、作战战术等等到或多或少渊源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湘军成为清朝后期一支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

　　在国外，戚继光军事思想对邻邦朝鲜日本有深刻影响日本宽政九年、十年，连续翻刻十八卷本《纪效新书》，认为“戚子之书节制精明，号令严谨，实兵家之规则，行事之律令也……及今之时，损益此书，变通其事，而兴练兵讲武之要法，振护国保民之伟略，则步伐止齐之兵，可见于今日，而于圣贤虑亡之戒思过半矣”。十九世纪中期，日本社会封建危机加深，社会处在动荡之中。从弘化原年(1844)至文久三年(1863年)在短短的十九年的时间里，戚继光的三部兵书在日本相继问世，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我国，对戚继光的思想及其爱国爱民行为的纪念更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在曾经饱受倭寇之苦的闽浙沿海地区，为了纪念戚继光及“戚家军”，人民创造了各种民间文化活动以纪念这位爱民如骨肉的将军。并修建了多处与戚继光有关的纪念性建筑，如碑刻、祠庙、碑亭、楼阁、纪念馆等，尤其是戚继光的塑像，更是数不胜数，仅在他的家乡蓬莱的戚继光纪念馆就有他由少年至晚年不同时期的塑像11尊。戚继光的功绩让胶东文化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扬，从明代以后戚继光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一面旗帜，每当国难当头之际，戚继光的事迹被爱国志士用各种形式传唱，戚继光及其率领的“戚家军”已经超出了地域特征，具有了民族精神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