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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一代宗师牟宗三

2008-01-23 11:30:33   来源:胶东在线   【字号:

  牟宗三,字离中,出于1909年山东栖霞县牟家疃。栖霞牟氏,原居湖北公安,明初洪武年间迁徙于此。初祖牟敬祖,曾任栖霞主薄,自从牟氏开始在古镇都村居住,其后裔数代,广聚钱财,成为远近扬名,富甲齐鲁的望族。由牟敬祖到牟宗三,栖霞牟氏已经有十六代子孙。牟宗三家这一脉,出自老八支中的第四支,世世代代耕读为业,到其父牟荫清时家道已衰落,由此牟宗三自称“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孩子多,就不会娇惯,由此也少了许多的约束,牟宗三的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无忧无虑的远离都市文明的村落中度过。然而给他留下的却是一幅宁静、恬淡的山水画,“村前是一道宽阔的干河……溪水清流。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催。养茧时节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

  牟宗三九岁入乡村私塾,后转入新制蛇窝泊小学,十五岁进入栖霞县立中学。中学时的牟宗三功课都很平常,但很用功,英文、数学比较好,对语文,尤其是作文感到吃力,比较高级一点的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之类也只是到了大学预科才看得懂。

  1927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后毕业于哲学系。在大学期间,一方面,他比较喜欢学的是罗素的哲学、数理逻辑等。那时在这所学术风气开放自由的北大校园里,汇集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哲学名流,对他影响最大的有张申府和金岳霖两位,他所读的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的哲学,曾得到张申府先生的亲自指教。另一方面,他在课外对《易经》很感兴趣,从《周易集解纂疏》一字一句读起,一直到清代的易学,大学毕业就完成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一书。“他那个时候所谓‘双向进行’的焦点在于直接地把握逻辑、本体论与宇宙本质的互相关系。换句话说,跟很多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还没有考虑到西方认识论大革命关于知识范围所提出的怀疑。”促使牟最终由西学转到中学,并重建道德理想主义的是熊十力对他的教诲。他自称:“吾与熊先生同住重庆北碚金刚碑,朝夕惕厉,启悟良多。又时与友人唐君毅先生聚谈,最为相得。……此种蕴蓄不能求之于西方纯逻辑之哲学,乃必求之于能开辟价值之源之孔孟之教。”

  1933年,牟宗三从北京大学毕业,返回山东在鲁西南的寿张师范做过一段教师。当年秋天,他来到天津,住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张东荪、罗隆基相过从,经张东荪的介绍,加入国家社会党。1935年秋天,他返回栖霞小住后又去了广州,在私立学海书院任教,因学海书院解散,他经熊十力的介绍又前往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拜见梁漱溟。熊十力在信中请梁漱溟出资让牟宗三继续读书,但梁漱溟提出的三个条件,牟宗三有些反感,最终还是不辞而别,此后二人也很少有沟通。1937年牟宗三任国社会党机关刊物《再生》杂志主编。此间他结识了张之洞的曾孙张遵骝。“七•七”事变后,自北平过天津,走南京,再至长沙,后又衡山往桂林,1938年任教于梧州中学、南宁中学。后又由广西入云南,住在昆明一小屋专心从事《逻辑典范》的写作,此时正是他生活困顿之日,其生活费用全由张遵骝提供。这段患难之交,几十年之后,牟在自述中说:“当时之惨淡真难以形容。我事后每一想及或叙及,辄不觉泣下。” 1940年,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牟宗三前往读书,名义上是讲师。因政治原因书院停办,牟于是投奔于熊十力所在的重庆北碚金刚碑的勉仁书院。

  1942年秋,牟宗三由唐君毅先生推荐又奔赴成都华西大学任讲师,从此踏上了独立讲学之途,同时在华西大学简陋的小屋里牟开始构思撰述《认识心之批判》。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他由成都来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他讲西洋近代哲学史,内容别致,不从笛卡尔说起,反而从耶稣讲起,使学生更能了解来龙去脉。1946年,牟与友人姚汉源一起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希望以此“昭苏士心,唤起国魂”,最终因经费拮据,只办了三期就停刊了。这年秋天,牟宗三轮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因与方东美发生冲突而应聘去了金陵大学、江南大学辗转授课。牟的好友唐君毅为其在中央大学解聘鸣不平,无效后也毅然随同前江南大学哲学系。1948年,应熊十力的弟子程兆熊请求写了《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在这篇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命题,认为自孔孟荀以至董仲舒为儒学发展第一期,宋明儒学为第二期,现在则转入第三期。在第三期中他提出了“三统并建”说,即“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1949年南京政府垮台,一向不赞成共产主义的牟宗三去意已定,夏秋之际,只身渡海前往台湾,自此没有再回大陆,开始了往返在港台之间著书立说、传业授徒的生涯,实现其复兴民族文化的理想。在学术上,1949年对牟宗三来说是他的第一个坎,在此之前,他致力于西方哲学,写出了《逻辑典范》、《理则学》及《认识心之批判》,此后,本着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问题,先后写成了《道德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及《历史哲学》三书。

  1950年,受聘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分别给三个年级传授理则学、诸子课、中国哲学史。课堂上他从容不迫、娓娓而谈、环环相扣、善于激发,没有多久便名闻全校。在师院任教不久,他就与其他教授联合几位学生,共同发起了“人文讲习会”,后又发展为“人文学社”,考虑到个人主义学社成员在精神上的浮泛,他又另起组织了“人文友会”,由牟宗三主讲中西哲学,主题为中国如何现代化,来培养造就青年。牟宗三性格狂傲难与世人相谐,他的新儒学理想并不为所有人赞赏,受排挤也是常有的事,恰好在1956年8月东海大学成立,因好友徐复观推介,东大盛意聘请,牟由台北转到了台中东海大学执教。在此间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署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阐述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基本看法,表明了当代新儒家真正的形成。可是牟宗三所在的东海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学生入校先要受洗礼的,但校董事会声称学生受洗的人少,是因为牟宗三、徐复观讲中国文化的关系。不待校方“逐客”,牟于1960年10月离台赴港,就教于香港大学。

  牟宗三在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的同时,也为新亚书院兼课,主讲孟子等课目,对新亚的学生很有吸引力。1969年,接任新亚哲学系主任。1974年7月,牟宗三先生由香港中文大学退休。退休后,他仍然盐分繁忙,时常往来于港台之间,不断地在各地讲学。

  六、七十年代牟宗三在学术上分别又登上了两个台阶。如果说牟的理论在五十年代的重心在“外王”上,那么六十年代牟的理论重心则转到“内圣”方面。“既欲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则所本内圣之学实不可不予以全部展露。”牟疏解中国文化的义理,把握其来龙去脉,主要体现在他六十年代所完成的三部书中,即研究魏晋玄学的《才性与玄理》,研究南北朝隋唐佛教的《佛性与般若》和研究宋明理学的《心体与性体》。尤其是《心体与性体》,不仅是牟宗三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且也是他反映新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七十年代是他中西哲学思想汇通的重要时期,如果说六年代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心在于整理、疏通,那么七十年代他的重心则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转化、重建――重建儒家哲学,核心即是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其思想主要体现于《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和《圆善论》三部书中。前两部是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作,第三部是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而作。另外,他还完成了《真善美的分别说与统一说》一书,对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至此康德的三大批判学说被牟宗三全部消化吸收。正如郑家栋所说:“西方哲学并没有影响和改变牟先生有关宇宙人生的基本认识,西方哲学包括康德哲学对于牟宗三的影响,主要的也只是具有形式的意义”他的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最终得以确立。牟宗三在他八十大寿时曾说:“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盖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文化生命之顺适,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磨难之化解。无施不报,无往不复,文化慧命与哲学义理之疏通开发,既已开启善端,则来日中华文化之光大发皇,正乃理所当然势所必至之事,可预卜矣。”

编辑: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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