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夫妇与登州文会馆

　　狄考文

　　按：狄考文，字东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登州(今蓬莱)生活41年，1904年随登州文会馆迁潍县，为清末民初山东乃至全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学者小海亚特教授曾经断言：“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来说，美国北长老会的狄考文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原因是狄考文不仅“是首批在中国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之一”，而且是这首批向中国人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学和汉语方面均有造诣的屈指可数”的人物。认为“如果说他不是个天才，那也是最好的美国式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可说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及典型的得过21次奖章的最高级童子军相伯仲的全面成功传奇人物。他一生忙于‘大部分人都难以承受的工作’，在著述和教学方面功勋卓著。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和家庭工业家”。《圣使荣哀录——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139)然而，小海亚特先生或许不了解中国大陆学术界以往特别是他写下上述那些结论的时候——1970年代及其以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地研究甚至去了解狄考文。1985年顾长声先生《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问世以来，学术界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及其事业的成果虽然逐步多起来了，但迄之今日，也远未达到对狄考文其人“耳熟能详”的程度，相反，由于历史以及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对狄考文其人及其一生的事业，有许多问题还不为人知或不为人所承认。其中最值得说明的是狄考文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目前关于哪一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问题众说纷纭。有说是京师同文馆的，有说是登州文会馆的，有说是福州船政学堂的，也有说是岳麓书院、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还有为正名而咬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且似乎都有根有据。

　　要弄清到底那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窃以为还是应该从正名分开始。所谓大学，由于时代不同而有不同叫法，其实质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之所。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国家设立之太学、国子监以至省学，都是从事或主管高等教育之所，姑称之为大学教育机构或大学亦未尝不可，与之水平相当甚至有时更见特长的民间教育机构像书院之类，很有一些具备它所处时代的大学水平，且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学校，我们似更应称之为那个时代的大学。因此，为免混淆，笔者以为还是明确以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为争辩标的为好。当然，有些说法本身或许也觉得底气不足，因此含混其词地说xx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舍去“现代”二字；有的则在此基础上说xx是中国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但依然认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只不过指出确切说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第一所大学。

　　事实上，中国第一所大学也好，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也罢，本质上是一个意思。因为，这里说的大学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这种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倡办，是清末新政改革以后的事。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土地上虽然自19世纪中期就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但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那时中国人也不称之为学校，而称之为学堂、书院或什么馆之类；外国人办的学校也入乡随俗，仿照中国人的叫法，没有称xx学校的，而是称xx书院、学馆之类。直到清末新政改革，全国范围内普遍提倡推广西式也就是现代学校，新建的各级各类学校也都是称xx学堂，高等的称xx大学堂，中等的称xx中学堂。大学的称呼普遍使用且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一致起来，那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因此，像岳麓书院那样有着千余年历史代表古代中国学校教育最高水平的书院，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大学，但却不宜参与这里所说的中国第一所大学的争论，缘其改称学堂亦即具备现代大学资格之前，不是这里所说的大学的概念。

　　从上述列出的参与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之争的几所学校看，除了岳麓书院具现代性质的学校时间太晚(1903年)不计以外，其它几所的最初设立时间分别为：京师同文馆，1862年；登州文会馆成立于1876年，其前身登州蒙养学堂创设于1864年；圣约翰书院设于1879年，其前身美国圣公会开办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分别设于1865、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设于1867年；北洋大学，正式设立于1896年；京师大学堂则筹建于1898年，1902年正式开学。其中，福州船政学堂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洋务派兴办的一所现代学堂，但它只是一所学习海军舰船制造和驾驶的学校，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将其分为制造学校、海军学校和艺术学校三所学校，也没有一所冠之以大学的名号，它前此四十余年间尽管培养了许多人才，但高级人才也就是大学教育是依靠派出留学生来完成的，因此说它不具备争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名号的资格。剩下几所有资格争的，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都设立时间晚，所以也毋庸置辩，有可能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只有三所，那么哪一所是真正的第一所呢？

　　剩下的三所建校最早的是京师同文馆，这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确乎是耳熟能详的。1862年初创时，只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1867年添设天文算学馆，开始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1872年拟订“八年课程计划”，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但虽具现代学校规模与形式，却未达到大学水平。直至1896年，因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御史陈其璋奏请整顿同文馆，重新修订了八年课程计划后，才使同文馆后三年的课程相当于大专程度，这个时间根本失去了中国第一所大学或现代化大学的资格。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于京师大学堂。

　　登州文会馆，最初叫蒙养学堂，当地人称之为“蒙塾”。蒙是启蒙教育，养则是吃穿住包括回家路费全管，事实上还只是一所寄宿小学堂。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钱人家读书是为了科举，穷人家的孩子往往十多岁后就要帮助解决家庭负担，再加上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入学就读者很少，能坚持读六年毕业的就更少。据称“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设学九载，教习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学满六年者仅四人”(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21页，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1873年起，狄考文开始从早期注重旅行布道转移到办学方面来，同时改变了过去只在穷苦的非基督徒中招生的方法，注意招收年龄稍大，基础较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子弟入学，并鼓励学校中成绩较好者参加蓬莱县考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绩，蒙养学堂在当地民众中逐渐赢得了声誉，前来求学者日益增多。1876年，第一批三名十年学习期满，成绩优秀，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颁发了文凭。毕业典礼的同时，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 “取以文会友之意”，拟“将天下至要之学会聚于兹”(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登郡文会馆典章》，第1页)。1878年，计划把文会馆办成大学，制定了各种规章，规定设正斋即大学部六年，备斋即大学预科三年(另有五年之说，实为不同时期的不同规定设置)。1879年狄考文夫妇第一次回美国休假期间，向差会本部正式提出了办大学的请求，并广泛筹款。1882年，办大学的请求获本部批准，校名依旧，英文名称为Tengchow College, college亦即“馆”字谐音。据北京大学教授王忠欣在美国三年研究的结论，登州文会馆在成为大学以后，所设课程除儒家经典及神学外，在西方科学方面，计有“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课程。其中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学、三角和微积分，另外还有测量学和航行学。这些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是处于领先地位。除了自然科学，登州文会馆还开设一些社会科学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生在最后一年还要学习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称为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这3门课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王忠欣：《传教与教育》，网络版，第三章“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的产生” http://www.hleung.com/CS103/cs103ch2.htm)。美国学者小海亚特也认为登州文会馆“几乎无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小海亚特前揭书，第140页)，后来中国政府办大学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1898年清政府维新改革，创办京师大学堂，就曾授权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字冠西)选任教师，丁韪良选了8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数、理、化各科教习，一人担任汉文教习。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省级第一所现代大学——山东大学堂，即是由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狄考文1890始出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馆长即监督一职由赫士接任)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4人、早期毕业生教习9人、新毕业生8人、汉文教习2人，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仅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起来的。结果，慈禧颁发诏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刘玉峰前揭书，第4页，参见该书所附“同学齿录”)。“京师大学堂之外，全国各省(除贵州)的大学堂；工、农、师范学堂；上海，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科学院)，南洋公学，北洋师范，江南大学等，以至保定武备学堂及师范学堂，奉天，云南讲武堂等，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至于教会大学中，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的更占多数，其中如：张丰年在圣约翰大学任数理及天文学教授，成绩卓著，甚为学生所敬爱。但各省大学需要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于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延致。因此，对于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文会馆贡献很大”(于中旻：《狄考文与中国哈佛大学》，《翼报》 www.eBao Mongthly.com,第四期) 。

　　圣约翰书院，始建于1879年。它的前身是1865年设立的培雅书院和1866年设立的度恩书院。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为实践其推行高层次教育的宿愿，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圣约翰书院。于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虽然在80年代初，该校就开设了一些高中课程，但大学课程的设立则是在1890年，当时仅有大学生2名。”“从1890年起，卜舫济在书院中增设了大学课程。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中正式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3个科，文理科学制为3年，医科收医预科毕业生，学制为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为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到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在学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王忠欣前揭书)。华东师范大学在介绍其学校发展史时则说该校前身圣约翰书院是1892年添设正馆，开设大学本科课程。不过，早两年晚两年已经没有意义，各种资料均说明圣约翰书院是1890年以后才成为大学的。以1899年全书院共有27名大学生论，要想在两年之后清政府倡导大办西式学校的风潮中发挥像上述登州文会馆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

　　由上述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登州文会馆。从真正具备大学资格时间算起，登州文会馆至少比上海约翰书院早整整8年。其它各个争第一名号者，史实具在，真相应该大白于天下了。

　　关于狄考文的其它方面情况，国内目前中文资料极少，《登州文会馆志》国内已很难见到，况且其中关于狄考文本人的资料并不多。美国学者在狄考文逝世两年后出版的《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11.)，现在国内已难见到，更无中译本，而上面提到的小海亚特教授的《圣使荣哀录——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传教士》一书，则牵涉版权问题，暂时不能以中文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因此，由当时熟悉狄考文的同事写的这篇小传记，或可稍补缺憾。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年1月9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洲坎伯兰县(Cumberland Co. Pa.)。他是一位普通农民的长子，继承了许多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优点，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健全的体魄，从小就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要做一名上帝选民的继承人。在本县学校学习了几年，又在邻近学院学习了两三年之后，入宾夕法尼亚州佳农斯堡杰弗逊学院(Jefferson College, Canonsburg, Pa.)三年级学习，他奋力争取大学教育是为了开发工作才华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也是为了获得对正在奋斗的青年学生强烈的同情心，这些是他一贯的品格。1857年，他以第一名的荣誉毕业。

　　教了一年学之后，他进入设在宾夕法尼亚州阿格勒尼的神学院(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any)学习。他很早就渴望做一名传教士，但由于内战，教会本部资金匮乏，因此他的第一次布道工作是在俄亥俄州的特拉华(Delaware)，在这次布道期间，他与他的第一任妻子邦就烈(Julia A. Brown)小姐结了婚。

　　1863年，这对年轻夫妇与郭显德夫妇一起启程奔赴中国。在五个月的航程中，他们遭遇了许多艰难困苦，最后在快到岸时，他们乘坐的船在大雪纷飞的冬天的夜里搁浅了。1864年1月，他们抵达登州，后来很长时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对所有在北中国的传教士来说，狄考文这个名字意味着学习汉语的一本大书，最初，年轻的狄考文就发现自己面临着语言难题，那时没有人指导，只有一个既不知道教什么也不晓得如何教的教师。

　　狄考文夫妇都曾做过教师，所以自始他们就认识到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刚到登州六个月，他们就开办了一所小学堂(时称“蒙塾”——译者)，当时仅有6个学生，出身都极卑下。从这样一个小学堂起步，不断发展壮大为登州文会馆。在早期阶段，他们付出了多大耐心、多少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艰辛，只有上帝知道。除了管理和教学，维持学堂运转的经费是个大问题，他们还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地向美国各地的主日学校(Sabbath-schools)发出大量求助信函。登州文会馆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坚持不懈、忠贞不移和辛勤劳作。在他们第一次休假前的15年间，除了一年狄考文奉召到上海负责差会出版社(Mission Press)事务以外，他们一直在在山东辛勤工作。第一次休假回来后，他们一干就是12年。狄考文做教师的格言是“坚守岗位”。

　　随着登州文会馆的发展，增加了令人惊叹的工作量。需要准备即时要用的教科书，计有算术、代数学、几何学、高等代数等等。随后，其它教科书也要准备，诸如道德哲学、电学、布道书等，然而，狄考文本人从未出版过这些书。化学、物理、天文学等需要仪器设备，为此逐渐建起了一个工作间(当时称为“制造所”，袁世凯随宋庆驻防登州时，在这里训练了很高造诣的技师，这也是后来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时邀请登州文会馆全力协助的主要原因——译者)，狄考文亲自训练工人，制作出了最精美合用的仪器设备，开办了蒸汽和电力工厂。

　　开办文会馆的主要目的原本是要培养年轻人传教，所以他们自然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狄考文帮助学生们适应这一神圣的使命，他自己也尽可能经常抽出身来，外出旅行布道。

　　1904年，文会馆迁至潍县时，狄考文也随之去了那里。

　　狄考文声名远播，荣誉随之接踵而至。1880年，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伍斯德(Wooster)学院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华盛顿-杰弗逊(Washington and Jefferson)学院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工作无比尽力，这些工作要求学者在所有领域都有很高造诣。这还不是他的全部，他还与人合作重译官话《新约全书》。他怀着虔敬、忠诚的心，极其艰苦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试图尽可能给中国人一部符合上帝原意的《新约全书》。他很高兴地看到《新约全书》付梓，并开始《诗篇》的翻译。他认为他的生活很有价值，因为他有机会侍奉上帝。他唯一的遗憾是他临去世时没有完成《诗篇》的翻译。1908年9月28日，他在青岛去世，享年72岁。

　　狄邦就烈

　　按：狄邦就烈，又作狄邦就列，或狄就列、狄就烈，是狄考文夫人结婚以后的名字。1837年生人，自少时失去双亲，14岁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18岁开始自谋生计，25岁与狄考文结婚来登州，1898年在登州去世，享年61岁。她一生在登州传教、办学，没有生育，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登州蒙养学堂和后来文会馆的孩子们。有关资料显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为活跃学习气氛，也是寓教于乐，她创作了大量歌曲作为文会馆校歌传唱。可惜的是这些歌曲大都失传了，现在保留下来的数首，则都是文会馆的学生创作的。下面我们抄录两首文会馆晚期政治性较强的校歌歌词，从中或可窥见文会馆的教学旨趣，似也有助于我们今天全面客观地评价教会学校。

　　一、恢复志

　　天创中华几千年，

　　教化礼仪独占先。

　　华丽盖通都巨镇，

　　锦绣铺名山大川。

　　四万万天资灵明，

　　十八省宝藏兴焉。

　　两半球上称胜地，

　　英法德俄皆垂涎。

　　何志士更张太急，

　　数年前陷地塌天。

　　波浪滚滚銮仪殿，

　　祸水滔滔颐和园。

　　蚕食鲸吞欲逐逐，

　　瓜分豆剖意绵绵。

　　可恨那英雄豪杰，

　　如懒云不肯出山。

　　有谁作中流砥柱？

　　有谁挽既倒狂澜？

　　默祈皇天多眷顾，

　　令我华国速改弦。

　　培天道以清本源，

　　振实学另换地天。

　　整军经武不惜命，

　　致君泽民不爱钱。

　　奋武扬威天下惧,

　　谁不望而心胆寒?

　　伸手欲撤多瑙河，

　　挺身欲推乌拉山。

　　阿勒伯巅安大炮，

　　咕咚咕咚震西天。

　　一片血海茫无涯，

　　浩浩荡荡洋洋焉。

　　拓土开疆追元业，

　　对欧冠亚旧中原。

　　光复青岛威海卫，

　　奉还旅顺大连湾。

　　远臣安南古印度，

　　东海琉球与台湾。

　　南面而立朝列国。

　　端拱垂裳都北燕。

　　牛放桃林马归山，

　　墨舞笔歌天下安。

　　说什么亚历山大，

　　说什么维多利亚？！

　　否泰循环有定理，

　　异日欧洲今罗马。

　　说什么威武权势，

　　说什么富贵荣华？！

　　说什么威武权势，

　　说什么富贵荣华，

　　胜败存亡由天定？

　　惹得懒人笑哈哈。

　　二、爱国歌

　　求主佑我中华，

　　五族共和一家，

　　如弟如兄。

　　大汉男儿英豪，

　　满蒙回藏同胞，

　　种族区别全消，

　　万世同盟。

　　求主佑我总统，

　　牺牲一身忠勇，

　　不顾尊荣。

　　国会同心运筹，

　　政府协力好谋，

　　欧风美雨与俦，

　　神州太平。

　　求主佑我国民，

　　破除迷信归真，

　　福音景从。

　　惟愿迷路亡羊，

　　来就救世真光，

　　钦奉基督为王，

　　以俟大同。

　　文会馆校歌曲谱为五线谱，双部合唱歌词稍有变化。另，前一首“恢复志”，可以肯定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某一年，大约应在1902年前后；后一首“爱国歌”原本是首旧歌，写作年代不详，《登州文会馆志》编辑成书时，作者标注说“词另改作，以期适合共和政体”。从修改过的歌词，我们不难猜测原歌词的大致意蕴。

　　狄考文在近代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中声名显赫，后世中外学界对他在许多方面的贡献也不惜赞美之词，但对他的妻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似乎就太吝惜笔墨了。下面这篇极短的小传记，或许能够告诉我们狄考文的成功特别是登州文会馆的成功，实际上就是狄邦就烈的成功。换言之，可以说没有狄邦就烈，就没有登州文会馆的成功。

　　在宣教区，或者确实地说在一生的所有方面，几乎没有人比狄考文先生的妻子给他的工作以更充分的帮助了。的确，在建立登州文会馆的问题上，以及把交到他们手中的无知的孩子们塑造成坚定、高尚、成熟的基督徒方面，很难说是谁的影响更大。

　　邦就烈(Julia A. Brown)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Delaware, Ohio)附近一个地方，在这里接受了早期教育。她很不幸，8岁时母亲去世，15岁时父亲去世。或许这些早年的不幸使她在后来的生活中对她高兴召来的那些儿子更慈爱、更具母性。18岁那年，她开始了教学生涯，她在教学上具有罕见的天赋。在俄亥俄州基列山(Mount Gilead)教学期间，同在附近特拉华镇上传教的狄考文结了婚。他们一起计划到国外布道，当听说去国外布道的机会终于来到时，她欢呼雀跃，大声地喊着：“啊，我是多么高兴啊”！

　　她的一生是愉快为主做事的一生：教学，像母亲一样照料学生们，到乡村长途旅行访问学生们的母亲和其他妇女，负责饥荒赈济，编写音乐课本帮助学生学习唱歌，劝导和鼓励本地牧师，为持续不断前来的见习传教士安排食宿，照料病人和无助的人。虽然她不是很强健，但她总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在为别人做事。1898年1月18日，这位优秀、忠诚的仆人荣归上主。

　　一位当地牧师在谈到她去世时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倚靠的一切支持，”直到今天，她的“孩子们”依然崇敬她。他们在谈到她的时候，脸上明显流露着热爱的表情，仿佛在回忆她亲切照料的情形。她的丈夫在其70岁生日那天写的一封信里说：“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对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与我共同承载每天的负担和心事，文会馆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的最大损失。”“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箴言》第31章第28节，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