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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蓬莱阁三清殿后的苏公祠考

2008-01-14 15:41:28   来源: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   【字号:

  众所周知,位于蓬莱阁东侧三清殿后的苏公祠是为纪念北宋名臣、一代文豪苏轼治登而建的一古祠。在景区诸多的景物中,它独树一帜。以其特有的精神和文化魅力面对世人。凡登阁游览之人,必访苏公祠,人们在此或争相拍照留念,或屏神凝思,流连忘返,成为景区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眼前的这座苏公祠历史并不长。它是清代同治年间登州知府豫山重修蓬莱阁时从阁前旧址上移建过来的,距今才一百三十多年。在此之前,蓬莱阁已有一个苏公祠(苏文忠祠)存在,位置在大阁前面偏西处,“以苏公旧祠狭隘也,北移到三清殿后”(豫山《重修蓬莱阁记》)。那么此次重修前就早已存在的苏公祠,始建于何年,又是何人所建呢?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团,由蓬莱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1995年版《蓬莱县志》特意在苏公祠条下注明:“祠原在蓬莱阁前,始建时间不详。”

  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笔者从1994年起在参与《蓬莱县志》后期编纂工作及其后几年时间里对前人的研究史料重新进行梳理,查阅了现存全部版本的《登州府志》和《蓬莱县志》并与有关方面专家反复论证,断定苏公祠建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距今已366年。本文非敢自专,意在抛砖引玉,贡献一家之言,求诸方家教正。

一篇《东坡苏公像记》的启示


  《东坡苏公像记》这是一篇专门叙述建造苏公祠有关内容的文章,作者张万宪。文章见于清道光《蓬莱县志》艺文志卷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查找所有资料,作者情况一片空白,这是其一;其二,文章主要内容是叙述苏公祠建成后为供人瞻仰,如何为苏轼绘图造像,其余内容则只是点到为止,使人读后只知其表,难寻其源。但正是这篇唯一见到的文章使我们豁然开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首先,文中点明,此前蓬莱阁上没有苏公祠,人们凭吊之余“止付一欣慕而已,曾未有议创祠像而祀之者”。其次“兵道周公”是建苏公祠的首倡者,并且是他捐俸建之,而受命负责筹划管理并组织施工者,正是作者本人。再次,建祠时间为“戊寅”秋,而工程“两月告竣”。

  这里,“兵道”和“戊寅”两个词语至为关键。先说“兵道”,查史料得知,这是一个只在明、清两代才有的官称。明弘治年间始于各省军事要冲遍置整饬兵备之“道员”,称为兵备道。掌监督军事,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此官由按察副使或按察佥事充任,是分巡道的一种,清代沿置(详见《中国历史官称辞典》汪兴明等主编)。又光绪《登州府志》记,登莱本分巡道,弘冶十二年改为兵备道驻莱州,明嘉靖三十四年兼海防副使陶大年始即在登州南门内丰仓旧址建公署以备巡历,四十一年(1562)专设海防道于登州(见卷二十五文秩),据此可知张万宪文中的兵道实即海防道。

  再说“戊寅”。这是古代干支纪年的一种表示形式。张文记,苏公祠建于戊寅年,查明清两朝共有戊寅年九个之多,除去光绪四年(即1878年为戊寅年,此系豫山重修之后,作者注),尚有八个戊寅。这其中明代五个,清代三个。此时刻于1660年的清顺治《登州府志》帮了大忙,这部志书中的《备倭城图》清清楚楚标明了苏公祠在蓬莱阁的建筑位置。由此可以断定,苏公祠建筑年代只能在此之前的某个“戊寅”而不是此后,又因为1660年前的第一个戊寅年为1638年,即明崇祯十一年.从而导致清代的三个“戊寅”都被排除在外,于是问题渐渐地明晰起来了。这样由“兵道”使我们把时间首先断定在明、清两代,而依据这幅《备倭城图》,我们又把清代完全排除掉,从而锁定在明代,而且时间不会晚于l638年。剩下的事情是如何用新的材料最终确定明代的哪一个“戊寅”年了。

两幅《备倭城图》对照解谜团


  两幅《备倭城图》,一是指上面谈到的清顺治《登州府志》中的《备倭城图》,一是指明泰昌《登州府志》中的《备倭城图》。

  这里先简要谈一下明泰昌版《登州府志》。这是登州府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明泰昌年间登州知府徐应元纂修,刻于泰昌元年(1621)。全书十册十八卷,约3 5万字现仅见于河南省图书馆有藏残本(缺七、八卷),极其珍贵。去年夏天,为进一步收集和论证古登州有关史料,我专程赶赴郑州方才见到这套志书影印资料片(此书已为孤本,原本从不轻示于人)。是志体例充备,资料翔实,突出地方特色,尤以蓬莱阁记述甚详。另外,该志书图经极其详备,几乎一应俱全,计有《府总图》、《府城图》、《府境图》、《备倭城图》、《海运图》等22幅之多,另有《海山景图》13幅,确实使人大开眼界。而正是在这部志书的《备倭城图》中我意外地发现,蓬莱阁前建筑物没有苏公祠(蓬莱阁旧在备倭城内,历代志书的《备倭城图》都将蓬莱阁内景物标点的一清二楚,作者注),而更深入下去,在全书中查找也没有发现有关苏公祠的任何文字记载。但苏轼祀名宦祠,三贤祠的史实都记录甚详。这与清代的所有版本《登州府志》完全不同,清代的《登州府志》中都有苏公祠的文字记载。

  上面谈到,苏公祠建于明代已成定论,但建于明代何年却需要我们用新的史料来证明,而不能仅仅靠主观臆想来下结论。但现在情况变得进一步明朗了,把这幅《备倭城图》和清顺治《登州府志》的《备倭城图》一对照,答案不言自明,苏公祠的建造时间应在1621年之后,1660年之前。如果建于1621年之前,那么知府徐应元编纂的志书中不会疏漏到从图到文字都了无痕迹;如果是在1660年之后,清顺治《登州府志》不会无中生有提前写上。而在1621年至1660年之间,只有一个“戊寅”年,这就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苏公祠只能是建于这一年,而不是其他任何一年。

  或问,此说是否过于武断了一些,还应有其他材料来支持这一结论。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力求从更多方面寻找新的资料和事实给以佐证,避免稍有不慎而造成违背史实的错误结论出现。这一努力并没有白费。张万宪文中的“兵道周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支持这一结论的成立。兵道者,官也;周公者,人也。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张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告诉我们这位姓周的兵道大人,在苏公祠建成后,不日即升迁而去,尽管没说清周公之名,也没告诉升迁何职,但以兵道官职言,这个周公应在志书职官卷中有名可查。果然功夫不负人。据文献记载,“周之训,黄岗人,进士,海防道。……选将练兵,严毅有法,精理学,尤善地舆”(顺治《登州府志》卷十一《宦记》)。“周之训,黄岗人,进士,副使,(崇祯)九年任参政”(同上卷十一《职官》)。遍查登州府自设海防道以来,除周之训之外,再无一个周姓之人任过此职,而其任职时间恰恰从崇祯九年到十一年,其接任者为任栋,任职时间始于崇祯十二年。如此看来,张文中的周公与这个周之训当属一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更加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结 语

  论证苏公祠建于何年,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似乎并不重要,但事情的意义往往超出事情本身。回顾唐宋以来直至于清,蓬莱久为州府治所和海防重镇,在此任职的州郡长官和其他军政大员林林总总,至少当以千数计,其中不乏多有建树、佼佼于世人者,不少人物也因卓有政绩,被历代供奉于当地名宦祠,生前或身后配享祭祀之礼。但是随着历史风雨的剥蚀,加之兵祸战乱,改朝换代,政息人亡,人去物非,许多人已渐渐从历史的视野中消失。而苏轼则不然,他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方得一遇的天才,一生忧国忧民.历尽磨难不改其志,道德文章更是一代宗师,独领风骚,普天之下谁人不敬。登州任上“在郡未一月即内召,士民感化,深惜其去之速也,后立祠(三贤祠)祀之,并祀名宦祠”(《增修登州府志•职官》)。而苏公一首《登州海市》诗,更留下千古之绝唱,使蓬莱山海增色,仙境誉满九州。蓬莱阁一方胜迹,本为神仙聚居之地,独苏公祠赫然其中,千年以下人世间至今享此殊荣的只有苏轼一人。大千世界,何为永恒?这正是今天的人们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古祠无言著青史,丹崖有幸留苏公。祠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创造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愿蓬莱阁永存,愿苏公祠永存。  

编辑: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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