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政区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登州是我国历史上山东地区重要的行政区划，地处山东半岛一带。据档案文献记载，登州行政区始建于621年，废止于1913年，历时1200余年。登州行政区的设置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曲折沿革过程，这一过程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山东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特殊位置。

　　一、历史沿革的过程

　　作为古代山东地方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千二百余年发展历程中，登州政区的历史沿革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肇始期：唐朝

　　唐朝沿袭隋朝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二级制。五代因之。这一时期，除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至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实行郡、县二级制外，其他大部分时间皆实行州、县二级制。唐朝初期，全国设有州360个、县1557个。唐朝鼎盛时期，山东地区至少划分为14个州，80多个县，总体上构成了现代山东行政区域的框架。

　　武德4年（621年），唐高祖在我国历史上首次设立登州行政区划，领文登、观阳2县，以文登为治所。起初，登州行政区的名称、管辖范围和治所并不固定。武德6年（623年），割观阳属牟州，置清阳、廓定两县属登州。贞观元年（627年），废登州和清阳、廓定两县。如意元年（692年），复置登州，辖黄县、文登、牟平等3县，以牟平为治所。神龙三年（707年），改黄县为蓬莱县，登州治所移至蓬莱。先天元年（712年），又割蓬莱县置黄县。天宝元年（742年），改登州为东牟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登州，领蓬莱、黄县、文登、牟平等4县，治所蓬莱。从此，登州行政区的名称、治所得以正式确立。

　　为加强对众多州、县的统治，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依山川自然形势划全国地域为10个道。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增为15个道。但是，道并不是一级行政实体，而是巡视、监察机构。当时，山东地区以黄河为界，分属河南道和河北道。登州、莱州、齐州、曹州、兖州、密州、青州、淄州、济州、郓州、沂州等11州属河南道。

　　五代十国时期，山东地区先后归属梁、唐、晋、汉、周等政权，行政区划基本承袭唐朝。

　　（二）发展期：宋、金、元朝

　　宋朝改革唐朝地方行政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路、州（府、军、监）、县三级政区制。据史籍记载，政和元年（1111年），山东大部分地区划归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仅有少数州、县属于河北东路，合计26州（府、军），89县。登州、莱州、青州、淄州、密州、沂州、潍州等7州属于京东东路，登州辖蓬莱、黄县、牟平、文登等4县，治所蓬莱。

　　金朝基本沿袭唐制，并参照宋制，实行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路、州（府）、县三级政区制。将宋朝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改名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山东”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成为行政区划名称，一直沿袭至今。大定年间，山东地区归属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路、大名府路和南京路，共设28州（府），94县。其中，登州、莱州、滨州、沂州、潍州、密州、莒州、淄州、棣州、宁海州等10州划归山东东路。登州管辖区域有所变化，析登州之牟平、文登2县设宁海州，以登州所属的两水、杨疃2镇置福山、栖霞2县。登州辖4县：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治所蓬莱。

　　元朝地方行政区划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全国确立行省制度，形成行省、路、府州、县四级政区制。山东与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处于元大都周围，通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管辖，故没有设行省，而是直接设路和直隶州。由于中书省区域广大，为便于管理，在路之上设立肃政廉访司和宣慰司，作为检察区。山东地域分属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和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的一部分，登州归属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据古文献记载，元朝在山东地区共设置6路，23州，97县。登州、莱州2州，元初隶属益都路，后归属淄州路、淄莱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属般阳路，登州领蓬莱、黄县、福山、栖霞等4县，治所蓬莱。

　　（三）鼎盛期：明、清朝

　　明初大体沿袭元朝旧制，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府、州、县四级制。洪武初年，山东省共设置6府，15州，89县，大多数县名沿用至今。其辖区南至郯城，北至乐陵、海丰，西至定陶，东至大海，基本上形成了现行山东行政疆域的版图。洪武元年(1368年)，废蓬莱县并入登州，隶属莱州府。洪武六年（1373年），改登州为山东行省直隶州。洪武九年（1376年）5月，始置登州、济南、东昌、兖州、青州、莱州等6府，登州正式由州建制过渡为府建制。登州府仍置蓬莱县，同时割莱州府之莱阳、招远2县和宁海州、文登县并入登州府，登州府所辖州、县数目大为增加，共计1州，7县：宁海州、蓬莱县、文登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治所蓬莱。
清朝山东政区在明制的基础上，几经调整、变更。至乾隆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始成定制：省、府（州）、县三级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清政府设立监察区——道，道处于省和府之间，山东省有3道，即济东泰武临道、兖沂曹济道、登莱青道，登州、莱州同属登莱青道。清末，山东省共辖3道，10府，3直隶州，105州县。其中，10府为登州、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兖州、沂州、曹州、莱州、青州等。清朝初期，登州府仍辖1州、7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裁登州府内的成山卫、大嵩卫分别设置荣成县、海阳县。至此，登州府共辖1州、9县，计有宁海州、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文登县、海阳县、荣成县，治所蓬莱。

　　（四）终结期：民国初年

　　民国初期，山东地方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1913年1月8日，民国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取消前清府、州建置，各地一律实行省、道、县三级政区制。山东省设岱北、岱南、济西、胶东４个道。4月，废登州府，蓬莱、招远、莱阳、荣成等县陆续划归胶东道管辖。“登州”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二、历史沿革的特点

　　与我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相适应，登州政区的历史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政治地位比较稳定。在我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变化最大的要数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如秦汉为郡、魏晋南北朝为州、唐为道、宋为路、元明清为省等。表现最稳定的首推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单位---县，历代不衰，至今仍在沿用。介于两者之间的登州、登州府，行政设置变化不大，始终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唐朝早中期，登州是山东域内最高一级行政区，成为山东地区14个州之一，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只是时间稍嫌短暂。唐朝中期以后，随着领属关系的变化，登州、登州府的行政级别有所下降，除了元朝外，基本上处于山东域内第二级行政区，因区位地理优势，仍然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登州（府）作为各朝代在山东地区统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一直管辖着最基层、最稳定的县，成为维系地方最高与最底一级行政区的纽带，保证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职能的发挥和统治机器的运转，因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产生了较深的政治影响。

　　二是管理体制日趋严密。主要表现在历朝对地方政区建立了周密的监察制度。唐朝颁布地方检察法令《六条察法》，明确规定了全国各道检察官员---巡察使的职责范围。唐玄宗时，将每个道设置有固定的治所和持有印信的采访处置使，标志地方一级检察机构正式形成。宋朝初期，在山东各州增设通判，由皇帝直接选派，监督知州及其属员，与知州共同处理各州政务。宋太宗时，在登州所在的京东东路等诸路设转运使，有权干预路内的军民事务。之后，又陆续增设提点刑狱公事、常平使和安抚使，分别监督州、县的司法、财税和军事。元朝在直属中书省的山东各路之上设置肃政廉访使和宣慰使，具体负责包括登州在内的各路所辖府州、县的督查事宜。明朝是地方检察制度的完善时期，其标志就是巡按御史和按察使双重检察体制的建立。山东巡按御史和按察使皆以监督考核府、州、县为务，巡按御史直接听命皇帝，按察使是固定的地方检察官，两者独立行使职权，密切配合，各扬其长，达到了深入监察之目的。清朝时，地方监察制度进一步加强。山东省设置按察使，主管检察和司法，为地方长官督抚的属官。按察使之下设道员，分为守道和巡道两类，负有督查府、州、县事务的职责，登州府也在受督查之列。登州（府）管理体制经过长期以来的不断修订、完善，达到了较为严密的程度，对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巩固封建政治制度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是管辖范围逐步扩大。唐朝初期始建登州时，只领文登、观阳2县，仅分布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一带，约占半岛面积的四分之一，相当于现威海市东部、南部和烟台市南部，面积比较狭小，是当时山东地区辖县最少的州之一。宋朝时，管辖范围稍有扩大，下设蓬莱、黄县等4县，占据山东半岛东部、北部，约占半岛面积的二分之一，相当于现烟台市北部、东部和威海市全部。至清朝，登州府的管辖范围明显增大，下领宁海州、蓬莱县、荣成县等10州县，包括山东半岛东部、北部和南部，约占半岛面积的五分之四，相当于现烟台市大部分、威海市全部和青岛市的东北部，面积比起初大得多，成为当时山东地区辖州县较多的府。管辖区域的扩大，为登州（府）在封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广阔空间。登州政区地处要津，形势险峻，是历代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和海防前哨，在维护历朝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登州政区水陆交通便利，对外关系畅通，成为中国古代南北沿海航运的枢纽，是古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等东亚诸国开展政治、贸易、文化往来的主要门户。登州政区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为山东地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是统治人口稳步增长。唐朝时，登州人口数量较少。据天宝年间统计，有20298户、108900人。在山东地区14个州之中，人口最少，仅有人口最多的曹州（716848人）的约七分之一。宋朝人口明显增加，达到81273户、173484人。至元朝，人口稍有下降，降幅并不大，仍有21530户、123185人。唐朝至元朝，登州人口数量波动较小，基本上徘徊在10---20万之间。明清两代，登州人口大幅度上升。明嘉靖年间统计，登州府有87443户、881371人。之后，人口数量很快突破百万大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已达1912501人，比唐朝增加了17倍多。在山东地区10个府当中，人口超过东昌府，接近人口最多的济南府（4014819人）的二分之一。登州政区人口中间虽经辖区调整、战争等因素影响，个别朝代有所下降，但总的趋势是快速的净增长。社会人口的稳步增加，为封建王朝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带来了大量的赋税收入，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徭役和兵役，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广大人民群众吃苦耐劳，富于创新，在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了绚丽多姿的登州文化，为古代山东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成为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登州（府）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元史》，《地理志》、《百官志》。
　　（2）《宋史》、《明史》、《清史稿》，《地理志》、《职官志》。
　　（3）《金史》，《地理志》。
　　（4）《登州府志》，《沿革》。
　　（5）《山东通志》，《疆域志》、《田赋志》。
　　[ 原载《烟台社会科学》，2006年4期。作者稍加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