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丘处机

　　二、丘处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领袖,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其济世安民的思想付诸实践,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丘处机虽长期从事宗教活动,但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论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须要在实践中给人们带来好处,而这种实践又必须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首先取得当时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睐,一月内两次在京召见,寻问其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桃以示褒奖,让他主持万春节醮事,而且下令在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之像以为纪念,为丘处机扩大全真教的影响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金兴定三年(1219),丘处机应邀赴中亚成吉思汗行营与其论道。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丘处机得以实现自己理想与才干的重大举措,意义极为深远。在此之前,丘处机看到金朝国势衰败,乃隐居于家乡栖霞传道授徒,并先后谢绝了金朝与南宋统治者欲请其辅政的邀请。然而他却毅然接受了成吉思汗之邀,不辞数万里艰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面见蒙古大汗,充分表现出这位道教领袖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一方面,他深明天下大势,看到了结束战乱使国家统一的重任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蒙元政权身上,为全真教日后的发展和实现自己的宿愿,必须要得到即将出现的新的封建王朝的支持。另一方面,丘处机也从成吉思汗向其下达的诏书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成吉思汗的邀请书表面上请丘处机为己讲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大计。成吉思汗为治理国家求贤若渴的心境跃然纸上,其深情打动了丘处机,使他把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希望寄托在成吉思汗身上,所以能不顾72岁高龄,历尽艰辛,万里西行,开始又一次“外修真功”的重大实践。

　　在驻扎今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西征军行营内,丘处机与这位大汗朝夕相处数月,多次与之论道,具体内容见于耶律楚材所编的《玄庆风会录》一书中。从该书的记载看,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宣传“去暴止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元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人民所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丘处机针对成吉思汗希冀长生之心理,要他将追求“成仙”与行善结合起来,劝告成吉思汗,养生之道重在“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内固精神就是不要四处征伐,外修阴德就是要去暴止杀。丘处机首先赞扬了成吉思汗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迎合了这位大汗的心理,然后劝其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成吉思汗后期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在山东为官的木华黎及其继任者对各地反抗大都采用招安措施,固然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但丘处机雪山论道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丘处机仍然不断劝告蒙元将帅,减少对人民的屠杀,“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马所至以师与之名,脱欲兵之祸者甚众”。后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二是宣传济世安民思想,为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救济贫困百姓、安定社会秩序做出了贡献。长期以来,丘处机盼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以便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金世宗统治时期,一度政治比较清明,因此,获得丘处机的拥戴和高度评价。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元军进入中原,与金战争不断,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目睹人民痛苦,生灵涂炭,丘处机写下了“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忍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等满怀悲愤的感人诗句。他把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机,并在西行途中,用诗句来表白自己的这一宿愿:“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他不顾年迈,跨戈壁,过草原,心中念的是“山东二百州”人民。这首诗正是表达了他不辞劳苦万里西行欲救民于水火的心情。

　　在成吉思汗大营,丘处机反复向其灌输爱民的道理。《元史•丘处机传》云:“(太祖)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及蒙古人要有行孝之心。他说:“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了治理好中原地区的重要性:“普天之下,所有国土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经教,治国之术为之大备。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蛋,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他强调蒙元政权如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让百姓“获苏息之安”,减免中原地区百姓赋税,真正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

　　由于丘处机循循善诱的说教,对成吉思汗思想多有所触动,认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还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主张遍谕各地。

　　丘处机不仅宣传济世安民主张,而且也身体力行。在蒙古军控制的邪米思干城(今阿富汗境内),他就将从蒙古贵族那里得到的粮食救济饥民。史载:“自师之至斯城也,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设粥,活者甚众。”为蒙古统治者树立了榜样。他返回中原时,没有要成吉思汗馈赠的大批金银财宝,却接受了成吉思汗免除全真教徒赋税的“圣旨”。他利用成吉思汗授与“掌管天下道门大小事务,一听神仙处置,宫观差役尽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护卫”这种特权,在黄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罗棋布,凡百余区”。他利用宫观广发度牒,安抚了大批无以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从而免除了他们承担的苛捐杂税。《元史•丘处机传》称:“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至今称道之。”此举在当时影响巨大,以致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教门下,文人、官吏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道教其他派别甚至佛教寺庙也挂起全真旗号。丘处机在北京建长春宫(今白云观),作为全真教大本营,又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

　　三是通过宣传“三教合一”的理想,推动蒙元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进行改革和推行汉化政策,加速了元代统一全国的进程。

　　蒙元军队进入中原之初,由于烧杀掳掠,激起了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激烈反抗。现实使蒙元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仅靠武力难以维持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不得不对一些过于残暴的政策予以调整。丘处机西行向成吉思汗论道正是一次用儒、佛、道传统文化开导成吉思汗及蒙元高层统治者的活动。丘处机所宣传的观点或多或少为成吉思汗统治集团所接受。成吉思汗在不同场合多次告诫部下,表达出对丘处机意见的尊重,称丘处机为神仙。如“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等等。成吉思汗下令免除全真教徒赋税,实际上也是对丘处机宣传济世安民的一种报答。丘处机的论道,对成吉思汗及蒙元上层集团人物的接受汉化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推动他们在中原地区以“汉法”行事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丘处机面见成吉思汗论道,为日后耶律楚材的改革奠定了基础。耶律楚材是元初著名的政治家,出身于契丹族,早年深受儒学影响,精通汉文,后又随佛教高僧万松研习佛学。他也向元统治者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后人多以为耶律楚材是集儒、佛为一体的思想家。实际上在耶律楚材思想中,也有很浓厚的道家色彩。他深受丘处机的影响,在丘处机论道之时,耶律楚材正随侍成吉思汗身旁充当顾问,丘处机论道的内容,也正是由耶律楚材加以记录、整理并于日后编成《玄庆风会录》一书。在他的文集《湛然居士集》中,多有类似“准备求真入道林”、“老子年来酷爱闲”、“不学空门不学仙”等句,反映出道教对他的影响。他随成吉思汗出征,竟沿用道教方法预卜吉凶,史称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邃于太玄,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烧羊胛以符之,然后行”。他非常推崇丘处机行善戒杀的说法,在丘处机论道的第二年,他就以独角怪兽出现为由,力劝成吉思汗停止征伐,班师回国。可见耶律楚材也是一个有三教合一思想的政治家,于丘处机思想多有承袭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从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论道中看到了在中原地区推行汉化政策、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几年后,他在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汗的支持下进行改革,按照汉族传统习惯推行新税法等一系列措施,对于缓和北方民族矛盾,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加元政权财政收入都起了很大作用。由于稳定了北方,进而加速了统一进程,为日后忽必烈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可以说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论道与耶律楚材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丘处机济世安民思想,也从改革中得到部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