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丘处机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真人,山东栖霞人。是金元之际最著名的宗教领袖和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对元代全真道教的发展与壮大,对元代某些政策的制订与推行,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济世安民的思想及为此做的不懈努力,更是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时值丘处机诞辰850周年来临之际,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一、金代王喆(重阳)首创全真道教,一改传统道教那种外丹修炼法,吸取老庄道家理论精髓,提出内丹修炼心性说的基本理论,倡导通过“内修真功,外修真行”,达到人们成仙的最高境界。他开始将儒、释二家理论融合到全真教理论之中,力求“三教归一”。但由于王喆去世早,他的基本理论尚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其弟子马丹阳、丘处机等继承其衣钵,将全真教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丘处机,对“三教合一”理论进行了全面发展,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全真教基本理论方面,丘处机提出将内修心性与外修功行相结合。他的内修心性就是要通过艰苦而不间断地修身养性去掉心中浮云杂念,以适应环境和社会,进而达到一种至高至善的境界。他认为:“凡私情杂念即浮云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则心月如天月之明,与天地相始终而不复昧也。”要修身养性,就要不怕艰苦,持之以恒,即要“把旧习般般,从头磨彻,爱欲千重,身心百炼,炼出寸心如铁”。对于如何完成这种内丹修炼心性,丘处机认为应通过读书思考、出家修道、云游四方、静坐调息、劳动磨炼等途径来完成。但内丹修炼仅是丘处机全真教理论的一个方面,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外修真功或真行,也就是介入社会生活,以仁爱无私之心,济贫救苦,与物无私,先人后己,传道度人。在外修功行方面,他主要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说教,作为全真教信徒行事的准则。在《寄西州道友书》一文中,他提出:“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体,乃内日用。”又云:“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这种内外日用的理论也就是儒道结合的理论,即道为内,儒为外,用道家的修性结合儒家的事功以达到追求的目标。在性与道的关系上,丘处机也融合了儒家的人性论,认为道教所言之“道”,与儒学的“天命”、“天道”并无区别。他尤其赞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教,号召全真教徒要不断修炼心境,消除邪念,达到平常心,以适应社会。在丘处机的著作里,还经常宣扬儒家的“仁爱”、“忠孝”理论,要求教徒要有仁爱之心,讲孝道。在对金、元统治阶级讲道时,他也把这类命题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论述。

　　丘处机将儒道结合之密切,纳儒入道之深刻,是有别于当时其他道教领袖及派别的一个鲜明特点。这种纳儒入道的思想,迎合了人们的心理。从历史上看,道家与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偏重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儒家则偏重于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丘处机在坚持道教修炼的同时,宣传仁爱忠孝,提倡信徒走向社会、博取功名、济世安民,无疑比单纯宣扬研究人性与自然更能适应多数人的需求。

　　如果说丘处机在其理论中把外修功行更多地与儒学相结合的话,那么在内修心性方面则更多地吸取了佛教禅宗的观点。他的“内丹修炼成仙说”,与禅宗“明心见性成佛说”多有相似之处。他提出的“凡有七窍皆可成真”,实源于佛教“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他也接受了佛教“六道轮回”的观点,提倡教徒在困苦之时要坚持心性修炼,才能在心理上、精神上摆脱苦海,去享受“天上真乐”。他认为:“人间声色衣食,人见以为乐,此非真乐,本为苦耳……殊不知天上至乐,乃真乐耳。”丘处机所追求的,不同于传统道教那种延生术,而是一种“成仙”的超生术,“吾宗之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这种超出生死、获得精神解脱的认识与禅宗“见性成佛”如出一辙,均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所不同的是丘处机不赞成禅宗“顿悟说”,而是要经过长期“内修心性,外修命功”来达到目标,其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

　　丘处机还把佛教的“至善”思想融入了道教,提倡止恶扬善,把追求“善行、全善、至善”当做一个奋斗方向,看做是“道”的核心。他反复对信徒强调不仅心中要存善念,而且在行动上要有善行,“慕善恶恶之念既存于心,必自有心去欲恶者,行之有力则至于全善之地”。这种行善去恶的信念和忠孝仁义思想,成为丘处机采纳儒、佛之长而形成的济世安民思想的基础。

　　丘处机将全真道教“三教合一”思想发扬光大,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其时的国情。

　　其一,从理论上看,儒、释、道三家在其哲学原理如心性、天命、天道的论述上有相似之处,长期以来就有互相吸收的先例。特别是隋唐以来三教共存与发展,各家之长短已充分显示。要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势必要取彼之长以补己之短,从而兼容并存。所以自北宋起,三教在坚持自己理论的同时,渐有融合之趋势,“三教合一”,成为三教代表人物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如高僧赞宁提出:“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儒学家宋太初说:“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其归一也。”道教大师张伯端认为:“教虽三分,道乃归一。”王喆更有“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诗句。金元之际,“三教合一”,是大势所趋,尤其对三教之中处于最弱小地位的道教自身发展是最为有利的。

　　其二,从阶级性看,三教合一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一种宗教理论或哲学思想,如能在社会上生存发展并占据支配地位,势必要为广大阶层所接受。只有统治阶级支持,而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则缺少赖以存在的基础,难以发展;仅有下层群众拥护而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则难以持久。金元之际,由于北方持续战乱和少数民族相继建立政权,过去传统的儒学思想体系被打乱了,二程和朱熹开创的理学刚在南方形成,直到元代后期才传入中原地区,并逐渐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因此金元之际的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在入主中原后,迫切需要一种适应其统治的思想来稳定政权。糅合儒、释、道三家所长的“三教合一”说可谓应运而生。以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教,承认金、元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是符合天命的、合法的,教导广大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应“忠孝”,对其剥削、压迫应“忍让”,让人民群众修炼心性,排除不满于现状的杂念,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这种说教是统治阶级乐于采纳的。对广大劳苦大众而言,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全真教宣扬“有生皆苦”、“修炼成仙”、“寻求真乐”,在精神上能给饱受苦难的劳苦大众以一种暂时忍受痛苦和摆脱痛苦的虚幻安慰,他们宣扬“仁爱、行善、济世、寻求功名”又给人们带来极大诱惑力和某种期盼。特别是丘处机反对战乱,提倡统治阶级济世爱民,倡导人民群众在劳动中修行,自耕自食,以劳动、节俭作为入道修行的方式,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金元之际以丘处机为代表的三教合一理论为广大阶级所接受,才会形成全真教在当时一枝独秀之地位。

　　其三,从民族性看,金元之际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第三个高潮。特别是成吉思汗西征和四大汗国建立后,大批欧洲、西亚人涌入中国北方,契丹、党项、女真各民族也在中原落户,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开始在国内传播。伴随着民族融合而来的是各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元政权建立后,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纳的政策,恰是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趋势。与儒学深邃的哲理和佛学玄奥的说教相比较,丘处机及全真教宣传的学说在理论上比儒、佛二说浅显易懂,内容丰富而不神秘,且易于实践,能为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人们所采纳,因此适应了民族大融合时代的特点。这也是全真教声誉日隆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