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来登州和山东基督新教传教士踪迹

　　2006年初夏，应邀陪离休老干部梁自洁先生到家乡蓬莱参加《蓬莱文史通览》编撰研讨会。会议期间，市委书记刘树琪、市政协主席汤万兴同志详细介绍了关于蓬莱市委、市政府“文化立市”的战略规划，深感家乡领导和政府造福桑梓情怀殷切，志向高远，备受激励。为落实“文化立市”战略规划而成立的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蔡玉臻同志，向与会者介绍了编撰《蓬莱文史通览》的具体编写计划，征求与会者意见。笔者由于在家乡人看来是在外面的所谓读书人，受托搜集有关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在蓬莱活动的资料。

　　作为在学界混饭吃的蓬莱人，能为家乡的发展尽点力，当然是件高兴的事。然而，回济南后经过一番搜寻，才知道要完成这点任务也殊非易事。如所周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关于来华传教士活动的中文资料已十分难觅，自己虽然过去接触过一点英文资料，算是了解一些这方面情况的，但要证明有些模糊的说法，不啻瞎子摸象。不过，事情再难办，身为蓬莱人，虽然离开蓬莱已三十余年，但骨子里那种乡土情愫、蓬莱人那种一诺千金的秉性，终于令我坐卧难安。于是，跑图书馆，找外地朋友帮忙，终于查找到了些许有价值的资料，趁假期夜以继日地读了下来。谁知这一读不要紧，越读越是欲罢不能，原来久藏心中的一些模糊想法逐渐明晰起来：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中国北方第一个基督新教教会、中国北方第一所女子学校，竟然都建在登州即今天的蓬莱；现代音乐、阿拉伯数字在近代中国的推广应用，始于蓬莱；作为近代中国出口贸易大宗的花边和美国花生，也是最先在蓬莱登陆中国的！当然，关于这些，学界有所争议，尚需花力气慢慢证明，这里不想也无力去证明和说明--尽管在我心里已无需证明了。

　　在阅读所搜寻到的资料过程中，很多时候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每每掩卷喟然兴叹。读到的资料有些由于版权的原因，尽管对了解近代蓬莱的诸多问题有着难以言喻的价值，现在还不能以中文与读者见面，如美国学者小海亚特先生的《圣使荣哀录--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讲的就是近代登州的三个美国来华传教士高第丕、狄考文、慕拉弟的生平和事业。而有些则是晚清和民国中期以前传教士们或其他外人机构或个人在中国留下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如法思远主编、上海广学会1912年出版的《中国的圣省山东》(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自1910年起至1939年止每年一本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中国差会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以及一些外人或外人所办机构编写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则没有这个问题。因此，笔者最初计划尽量蒐集其中关于近代在蓬莱活动的传教士的材料，但一路读下来，两个原因迫使笔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其一是在近代早期，登州和烟台是来山东的外国传教士的最初落脚点，也是早期外国基督新教差会的中心地，他们是以这两个地方为据点和大本营，向山东全省发展的，早期许多传教士都是先至登州或烟台，或者两地兼顾。直至19世纪70-80年代，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像后来著名的基督新教重要基地的潍县、青州、济南的开创者们，最初大多都是在登州或烟台学习汉语、学习在中国人中布道的。其二是有些传教士的事迹吸引着我非读下去不可，使我对过去关于传教士的一些模式化的评价产生怀疑，对照现实中的一些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不由不生出莫名的感叹和联想。于是，打乱了最初的计划，硬着头皮把辛亥革命前来山东的所有基督新教差会及重要传教士的个人小传通读下来，又检出若干辛亥革命后有山东特色以及重点城市的基督新教资料，一并迻译成中文，与过去曾翻译在台湾地区发表的资料一起，汇集成了这本小册子，以期对辛亥革命前后中西文化冲撞融会轨迹变化有所比较，为有志于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地方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可靠资料。因为，这些英文资料现在毕竟也已经不可多见了。

　　迻译出的这些资料基本上每个条目都单独成篇，许多条目又相互联系，具体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条目原作者所述正文前，译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了按语，并就个人所知指出了值得注意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和线索。至于作何评价，恐怕是要在通读资料的基础上，从自己的理解和知识背景出发做出答案了。这里想就笔者在翻译这些资料过程中的某些片断想法，谈几点不成熟的个人意见，抛砖引玉，求证大方之家。

　　一、似应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考察近代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学术界曾经把近代外国来华传教士笼统地定性为“文化侵略者”，把它们传播的西方文化视为“以奴化思想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文化”(李时岳：《李提摩太》，引言，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这种认识至今在学术界依然很有市场。诚然，中华民族在近代饱受资本帝国主义欺辱，对于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开路蜂拥而至的西洋传教士，本能地产生抵触和反对情绪，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和个体的来华动机、所作所为，如果做一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时，便会感到仅仅把他们放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这一背景上考察，似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上曾长期名冠世界文明史前列。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西方资产阶级受资本扩张本性的驱使，携商品和资本的重炮，要“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华文化遇到了亘古未有的挑战。

　　然而，自明以降，中华文化早已失去了汉、唐风采和博大胸襟。鸦片战争前，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早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但封建统治阶级依然老大自居，对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茫昧无知，日益走向自我封闭的怪圈，不加分析地排拒任何外来新事物。对鸦片战争后卷土重来的基督教，封建统治阶级当然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极端顽固保守的封建士大夫，站在维护封建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不惜制造外国传教士办医院、育婴堂是为了挖取小孩的眼球制药的谣言，极力鼓动民众反教。即使是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开明人士，虽然认识到了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也是与中国的孔子、老子一样，“奉天道以立教”，“其教不同，至于清心寡欲、端身淑世，忠信好善而不杀，则一矣”(姚莹：《康輏纪行》，卷七，第22、23页)，认为尽管耶稣教目的是要“训俗劝善”，“原无所谓非”，“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但西方人“必欲(在中国)传其教，则亦未免多事”(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三，第40-41页；卷六，第39页)。这说明，早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近代开明之士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基督教与孔孟之教并无本质区别和优劣，要比我们在建国后学术受某种意识所左右，把传播基督教说成是奴化中国人民要高明不少，尽管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此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的不仅仅是“训俗劝善”的基督教义，更要传播适应世界发展大势的西方近代文明。

　　这里结集的资料主要是关于基督新教的，笔者在翻译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结合查阅其他史料，逐步了解到以下几个事实，觉得如果不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考察近代外国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有些事情就说不清楚，也不合逻辑。

　　首先，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并非是受各国政府派遣来华的，而是受各自所在的教会组织派遣而来，政府与教会很多时候在对来华传教问题上的意见很不一致。相对说来，传教士们传教的信念和决心更为坚定，即使得不到政府支持、一定时期得不到本国教会支持，也千方百计、坚定不移地坚持在华传教。如美国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无论南方和北方的，由于其国内发生南北战争，教会也无力支持这些出国的传教士，南方政府还对传教士有一种本能的排拒，在海上见到出国传教士就拦截押回。北方的传教士虽没有政府阻难，也有在海上遇到南方舰船被逮捕押回，以及北方政府要求他们服兵役的问题。为了到中国传教，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的传教士，意志坚定者都克服了种种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毅然设法来到了中国。还有一些传教士终生在中国传教，最后葬身中华大地，非但不是受其政府派遣，甚至与本国教会也没有关系。如：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原本是英国中国宣教会(The China Evangelical Society)教士，1854年即来华在上海、汕头、宁波等地传教。1860年回国休假期间，组创了无宗派的国际性基督教传教团体--中国内地会，该会许多成员即是非英国国籍；原内地会传教士马茂兰夫妇(James McMullan)，因故脱离内地会自食其力，白手起家创“工艺会”(Industrial Mis-sion)和“马茂兰公司”，传教、办学、搞实业，为近代胶东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本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因与本国教会总部在传教方式上意见相左，遂离开浸礼会独立活动，传教、著书立说，宣传西方各国变革史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鼓动中国变法；著名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一度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脱离母会独立活动……。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受什么驱使、为什么要来中国？仅仅是像我们过去所说的为了奴化中国人民、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吗？

　　其次，一些传教士往往是一家几个人都来华传教，且父子兄弟相继，似乎有着家庭传统。一般早期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都是夫妇相随，这自不待说。许多传教士还父子兄弟姐妹相继，如：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狄考文妻妹、四弟夫妇均先后奔赴登州，妻妹协助经管文会馆备斋，四弟狄乐播(Robert.M.Mateer)则在登州学习两年汉语之后，于1883年至潍县仿照文会馆模式创办格致院和文华馆，1884年主持建成集传教、医疗、教学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教会机构乐道院；美国南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弟(Moon)姐妹于1872、1873年先来山东，妹妹大约5-6年后因健康原因回国，她则在登州、平度等地传教一生，终身未嫁；曾继狄考文担任登州文会馆馆主、后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赫士，不仅自己在中国奋斗了一生，其子赫约翰(John D. Hayes)生于山东，回美国读完大学后又返回中国传教；终生在登州传教并把美国大花生传至胶东一带、为近代山东花生出口业做出贡献的梅理士，夫人去世后又找来继室夫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继室夫人在梅理士去世后克服种种困难，不但自己坚持终生献身中国聋哑人教育事业，而且把自己的外甥女卡特(Anita E. Carter，中文名字葛爱德)小姐招来一道工作。卡特小姐1906年来华，直至1938年日本人占领烟台没收了聋哑学校才返回美国，终身未嫁，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中国聋哑儿童；英国人英约翰(John Innocent)本人在中国工作了37年，晚年想再回来因身体条件不允许而作罢，他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也都先后来山东传教……。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传教士，舍弃在本国优越的工作和良好的发展前途，义无反顾地到中国来传教、办学、兴办医疗卫生事业、救灾，甚至不领差会薪水并把个人的积蓄全部贡献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教事业中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奴化中国人民？

　　再次，从传教士们办学的结果看，似乎培养出了改造旧中国的新生力量，总体上不能说是培养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人才。像聋哑学校就不必说了，以登州文会馆为例，事情也是很清楚的。狄考文夫妇创办登州文会馆之初，就抱定宗旨是为中国培养人才，将来造福中国，因此文会馆不专门教授英语(当然这也是文会馆的劣势)，除很少的神学课程外，三分之一时间讲授四书五经和中国史鉴，其余大部分时间教授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说。自1882年正式改为大学后，至清末民初培养了数百名高级专门人才。早在1898年清政府维新改革，创办京师大学堂时，就曾授权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字冠西)选任教师，丁韪良选了8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数、理、化各科教习，一人担任汉文教习，足见文会馆之教育质量。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吸取教训，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推行全方位社会改革，废除科举、兴办现代教育即是其中重要内容。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创办的中国省级第一所现代大学--山东大学堂，即是由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狄考文1890始出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馆长即监督一职由赫士接任)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4人、早期毕业生教习9人、新毕业生8人、汉文教习2人，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仅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起来的。结果，慈禧颁发诏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4页，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参见该书所附“同学齿录”)。由此观之，文会馆毫无疑义为清末民初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做出了莫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文会馆培养的学生大都支持维新变法，改造旧中国(也有少数鼓吹革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憧憬中国尽快富强，规复汉唐旧观。关于具体事例，这里不及一一举例说明，仅以文会馆传唱的一首校歌为例即可见一斑。文会馆自编和改造民歌而成的校歌数十首，其中一首《恢复志》极具典型意义。这首歌的歌词很长，从“天创中华几千年，教化礼仪独占先”起始，历数中国文物荟萃、人杰地灵，“两半球上称胜地，英法德俄皆垂涎”；为近代封建统治者不思进取、顽固保守招致西方列强欺凌，大好河山沦丧而痛心疾首；呼吁“培天道以清本源，振实学另换地天”，要万众齐心协力，“整军经武不惜命，致君泽民不爱钱”，一扫前耻，收复失地，进而称雄世界：“远臣安南古印度，东海琉球与台湾。南面而立朝列国，端拱垂裳都北燕”！除却歌中一些今天看来不应有的传统宗蕃体系思想、依靠基督救世的宗教观念外，爱国、救国、强国思想溢于言表。此外，还有许多传教士尊重中国文化，甚至尊崇孔子，参加为复兴儒学而建立的各种组织，面对民国初年儒学日趋式微的局面，公开撰文表示希望中外人士设法“如何保留其精华，以便使一个伟大民族在不下3000年时间里所尊崇的儒家学说留存于世”……。这些事实使笔者觉得很难简单地把来华传教士都看作是在进行文化侵略、奴化中国人民。

　　最后，事实上，许多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时候缺乏甚至断绝了差会工作所需经费，他们根本不是受谁的指使，而是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例如，建立中国北方第一个基督新教教会组织的海雅西，在国内差会本部因内战断绝了经费资助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差会的运转，自己到上海打短工，以他本人的能力和知识结构，他完全可以在上海生活得很好，但他时时不忘回登州工作，为此从不敢找一份长工，期待一旦经费到来就脱身做本行布道。又如梅理士的继室夫人在梅理士去世后，聋哑学校经费无着，她一方面把丈夫的抚恤金献给了学校，同时回美国到处做工作寻求支持中国聋哑人教育事业，结果是得到了几十所聋哑学校里的聋哑儿童的捐献，以及大量私人捐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因故与差会决裂，独立传教，作各种文字工作赚取薪水支持自己的布道工作。……凡此种种，都很难说明近代来华传教士都是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先遣队，他们来华就是为了侵略和奴化中国人民。像上述狄考文夫妇一生未育，把一些贫苦无钱读书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费尽心机培养出了一批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传教士们都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成功，不断地设法扩大办学规模，这种情形显然不能用为了奴化中国人民一句话来诠释。所以，我们似不应该把传教士与侵略者划等号。其实大家都清楚，近代日本没有传教士来华，但恰恰是它对中国实行了最疯狂的侵略和最野蛮的掠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扩张活动，有些已成定论，毫无疑问就是侵略，而有些活动则应划入不可避免的资本扩张行列，对此还需要我们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区分。事实上，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时至今日，资本不但没有停止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反而以更大规模、更快的速度在进行扩张。毋庸讳言，任何一个国家，舍此就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击败。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我们应该将资本的扩张划分为和平的互利性扩张和强力的侵略性扩张两种形式，我们反对和谴责的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对和平的互利性扩张，不应该像封建统治阶级保守派那样一概持反对态度，而是要细加区分，积极应对，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和平互利性扩张活动，这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是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以这种观点观察历史，也就不会总是把传教士与侵略者划等号了，不会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看成是在奴化中国人民了。同时，也才能正确对待当前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国策。

　　正是由于在翻译资料的过程中产生的类似上述的一些疑问、不解和思考，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考察近代来华传教士。比如资本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扩张趋势以及与此相伴的强势文化扩张、19世纪的宗教复兴运动、基督教不同教派的各种宗教思潮等，都是应予考虑的因素，而研究传教士，尤其不能舍弃宗教学本身而单从政治学入手。在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教早经分离了，有的国家还在宪法中规定了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因而，只有广泛结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考察，才能对他们在近代中国来华传教的动机、目的，进而对他们的事业实事求是地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二、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个题目太大了，原不是像笔者这样的学人所该触及的。然而，在翻译近代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有些内容每每令我搁笔三叹，以致译毕心情也还久久不能平静，忍不住要在这个题目下啰嗦点权当腐儒之言。

　　直白地说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面貌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有了极大提高，国际声誉日隆。目前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更宏伟的发展目标，制定了更加科学的发展规划，全国人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奋力拼搏，争取早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但在这大好形势的另一面，贫富差距悬殊、很多人的道德精神层面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严重滑坡，青少年似乎尤为突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迷失自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近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现，适龄就学的广大青少年中已经出现厌学倾向。与此同时，国家虽提出了西部开发计划，也已经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但不要说中国西部何时能赶上来是未知数，即使山东西部要想赶上山东东部，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如果这种局面不改观，要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结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实际上，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事实上必须首先实现中国全面现代化才有可能，否则，只能是空谈。而要实现中国全面现代化，首先要有现代化的人，没有现代化的人，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啻白日说梦。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许多人很难享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那些地方还比较贫穷、交通不便，合格的教师极其匮乏。一些到西部支教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不少人也为当地的孩子们渴望学习的热情所感动，但却几乎没有人决心留在贫困地区一辈子为那里的现代教育做出贡献。即便是像山东这样的沿海省份，鲁西南和鲁西北有些地区的教育也还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人们都知道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可同样的问题是需要大学生的地方要想留住一个大学生也很难，甚至更难。大学生们之所以不愿意到那些地方去，是因为那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尤其是觉得缺乏个人发展的人文空间，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习惯了五光十色、充满诱惑的城市生活，不愿意到偏僻、贫穷的乡村和落后地区工作，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问题是明摆着的：没有落后地区的迅速进步，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而不提高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以及没有具备建设现代化的人才，落后地区就只能永远是落后地区。至于如何实现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所谓人生价值，又如何界定所谓的人生价值，实在是一个非笔者所能解的哲学和政治难题。这里只想简单谈谈我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所了解的早期来山东的西方传教士们的一些情况，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人生价值和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或许对今天的人们有些许启发，也未可知。

　　首先必须说明一点，我们今天谈西部开发，讲全民共同富裕，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们则是要传布所谓基督福音和上帝之爱，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但有些精神或许是可以借鉴的。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否则无论做什么都将一事无成。

　　近代早期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一般都是青少年时期树立了坚定的到国外去传布基督福音的志向，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大都要克服重重困难，或拒绝种种美好的诱惑，其目的简单得很，那就是要实现他们认定的人生价值--将基督福音传遍人世间每个角落，拯救异教徒荣归上帝。

　　例如：著名传教士郭显德(Hunter Cor-bett)自幼生长在具有浓郁宗教气氛的家庭环境中，他的父母“虔诚、明智、勤恳”，一生抱定“工作、勤奋、热情、事主”的八字箴言，努力训练孩子不屈奋斗的精神和坚强的忍受力，诚挚地期望在“主的教养和训诫”中训练他们的子女，要“使孩子们具有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当他大学毕业、确立赴国外传教的志向时，正值美国内战爆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花重金找人代替他服兵役，于南北战争方酣之际毅然来到中国。

　　又如：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狄考文，为了实现自己到国外传教的理想，不顾父亲的反对，自己打工挣学费不断深造，积累知识。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后一度教书为业，“发展顺利，很容易赚到钱“，但他“觉得上帝在召唤”他“去传播福音”，于是在母亲的支持下，卖掉了他已经办得很红火的学校，又到神学院读了两年书。神学院读书期间，利用假期义务传教。神学院毕业后，在选择为林肯的北方军队战斗还是践行自己的志向时，义无反顾地奔赴中国(参见小海亚特前揭书，第140-144页)。

　　再如：曾经是英格兰一名成功商人的英国传教士仲均安(A. G. Jones)，“为了献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放弃了在世俗眼光看来辉煌的前途，以自己特殊的才能投身于繁重的苦差使”；一生不领薪水义务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林披基，坚持“不仅要在话语和形式上奉献自己”，而且要在“工作的所有方面，寻求上帝的旨意，怀着诚挚、唯一的心为实现上帝的旨意而奋斗”，“拒绝了美好的商业前途”，先在国内传教，后于37岁时来中国工作终老，并将一生所有积蓄都献给了差会在烟台兴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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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青年时期好冲动，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一时心血来潮，来了中国，那时他们还不了解中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这些传教士做出的选择还不能令我们产生某些感想的话，那么他们来到中国之后所走的路，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乃至震撼了。

　　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踏上山东土地之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或战争结束不久，因遭受侵略而产生的强烈民族情绪和排外心理弥漫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每一个角落，自是很正常的事情。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那时外国人在北方中国民众眼中没有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荷兰人的分别，凡是高鼻深目白皮肤的外国人都一概称之为“外国鬼子”，而刚刚踏上山东大地的外国传教士绝大部分都还不懂汉语，因此，初来乍到而且是不请自来的“外国鬼子”所面临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历来胸襟宽厚的山东人，特别是胶东人，虽然没有给这些“外国鬼子”好脸色看，但普通民众似乎也知道政府已经议和了，并没有以怨抱怨，武力相向。尽管士绅们在第二次鸦片战后十余年间一直在不断鼓动把“外国鬼子”赶出去，不时召开会议、张贴揭帖号召设法对付这些“外国鬼子”，也有一些社会下层为生活所迫或为利所诱做过抢劫、武力威胁这些“外国鬼子”的过激行为，整个社会还是给这些人留下了生存空间，所以，早期来山东的外国传教士能够落户山东并逐渐打开局面，以至和当地人民结下某种情谊，并非完全是上帝的力量，实在是与胶东人民的博大胸怀有关，这是首先必须说明的。

　　除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们自身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斗志和以苦为乐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是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并逐渐开展卓有成效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大都是转道上海或宁波，首先在登州或烟台登陆。除个别例外，他们不通汉语，不懂当地民情风俗，在当时中外关系情况下，最初根本找不到落脚之地。为了能住下来，他们有的冬季在船上呆数月之久，有的先躲在无人理会的僻静处的废弃船只上。在能够登岸之后，有的租住在低劣的小旅馆，有的三个家庭挤在一座破庙里，稍后有的才能够设法租到当时中国人认为是“闹鬼”的偏僻茅屋居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大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粗通了汉语，同时开始创办学校，为当地人治病，到各地做长途布道旅行。这种旅行从一开始就每年两次，每次三个月左右时间，走哪吃哪、住哪，很多时候过着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但就是这样，他们除了个别因健康原因暂时或永久离开了中国以外，大多数传教士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并乐此不疲。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在临去世前还在准备长途旅行布道(准备工作很繁重，要印刷布道书刊，准备路上所需生活必备品、驴骡等驮书籍用品的牲畜等)，结果未及出门盍然长逝。

　　早期在登州或烟台登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登陆不久有的即被捻军杀掉了，有的被流行病夺去了生命。活下来的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都乐观地工作着。像梅理士、倪维思、郭显德、狄考文这些人，应该说克服了在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一般在来中国后十多年才回国休假一次，有些人因为气候或其他原因生病了，在医生建议回国治疗，甚至做出不适合再做国外传教士结论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留下来，并按例每年春秋两季数月时间外出做长途旅行布道工作。这些人数年间即走遍了西至济南的所有山东城镇和乡村，有时一天要跨过几十道溪流(那时溪水比现在多得多，一般小山村前都有小溪，这种情况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才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遇到有集市的地方就停下来，操着并不流利的汉语讲道、散发布道小册子，最初往往是遭人嘲笑、谩骂、扔石头，于是只好收拾行装继续前行。郭显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忍受着在从美国来华漫长的海上旅途中患上的慢性腹泻病的折磨，坚持20年，不但打开了局面，同时也治好了医生们看来在中国做这种工作不可能治好的慢性腹泻病。有着近乎苛刻的卫生、整洁习惯的倪维思，在每年春秋两季数月之久的旅行布道期间，没有抱怨条件的恶劣，相反养成了适应在比现在有些民工还恶劣的生活环境下生活的习惯，能够在住农家茅舍、吃对他来说十分粗糙的中国农家饭、甚至与牲口为伍的环境中，过得很愉快、很健康，十分适应。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想我已经适应这种工作了。我可以靠吃中国饭生活，而且很健康，这种粗放的生活对我特别合适。有些工作我越来越适应，其中有些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巡回布道，我可以一天步行10英里至40英里甚至更多的路。我能够在一间充满吸食烟草、厨房油烟味道的屋子里，吃下每一顿粗糙的晚餐，我能够在没有门窗十分嘈杂的棚子里，在一群中国男人不停地开门关门充满灰尘垃圾的屋子里，在20头驴子和骡子整夜不停地叫唤撕咬的情况下，睡得很香甜。结果，回家之后的安静环境对我来说反而如此奇怪，以至于我好多天以后才能够适应”。这种情形说来轻松，期间对信仰和意志的考验，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确切知道。

　　当时的传教士并非是其所属教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到农村去，或一定要到某个地方去，到艰苦和难以开展工作的地方去是他们自己自觉的选择。如美国北长老会牧师文壁(Jasper Scudder McIlvaine)一开始在北京，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汉语学习，他觉得自己有了传教资格，遂决定到北京以外的地方，经长途跋涉考察，于1871年来到济南，一切按照当地人的习俗生活，到乡村散发宗教书籍、布道，结果由于与原来生活习惯等反差太大而患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在济南、济宁和北京间广大地区活动，勉力履行在他看来是神圣的职责，最终于1881年在济南病重身亡，年仅37岁。弥留之际已不能讲话，他觉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十分清醒地用铅笔写道：“我主基督，我相信您的允诺，您接受了我的灵魂。”又如，本来奉差会之命于1871年到登州工作的隋斐士(J. Fisher Crossette)夫妇，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意识到登州布道站已有足够的传教士，随即离开登州，到济南和济宁间的广大农村开展工作。1878年负责济南周围的赈灾，由于人手太少、过度疲劳，患上了近似斑疹伤寒的饥荒热病(Famine Fever)，久治不愈，直到从烟台来的一位医生到济南后，才基本得到了有效治疗，但从此留下后遗症，长期遭受着神经衰弱的折磨，到去世也没有完全恢复。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退缩，而是“不停顿地为中国赤贫的人们工作”，“一直在设法试图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中国人，忘我地全身心为他们着想”。为此，他“似乎不能够为自己留下一分钱，事实上他把自己亟需买必需品的钱都散掉了”。人们认为他的确“热爱中国人，中国人也了解这一点”。一位最后一次请他吃饭的中国教师告诉人们，隋斐士面对较丰盛的饭菜说“他不能在成千累万的中国人吃糠咽菜时吃好的”。……

　　我想不用再列举了，上述这些足以令我们今天一些在选择人生之路时怨天尤人的天之骄子们汗颜了。因为，近代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们以苦为乐的献身精神，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他们是坚信自己为上帝献身，为传布基督福音献身，死后升入天堂，是荣归上帝，在我们唯物主义者看来都是虚无缥缈的；而今天的天之骄子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据说是承担着振兴民族国家进而为普天下受苦人谋幸福的重任。对比一下，想想广大西部地区急切需要教师和各方面的人才，同时很多人又滞留于大城市为找不到工作苦恼烦闷，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三、应该怎样对待外语学习

　　上面谈到，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大都在一两年内初通汉语，开始在城镇街区和乡村集市布道，开展各项与传教有关的工作。其中有的人半年即初步掌握了汉语，开始外出布道，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学专家，享誉世界。事实上，汉语是比一般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外语难得多，尤其是古汉语，在外人看来根本没有规律可循。有不少传教士为了尽快学会汉语，废寝忘食，以致疾病缠身。因学习语言过劳而病倒的传教士大不乏人，有的人因此影响了寿命，有的人经过回国调养，好了之后又返回中国。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和动力很简单，那就是为了传布基督福音，把上帝之爱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也可以认为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反观今天我们的外语学习现状，不由不产生诸多感慨。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国家除了外语专业根据需要学习其他语种的外语以外，其他普通高等院校的普通系科学生几乎一律学习俄语，因为那时前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中小学生一律改学英语，大学也是除了外语专业还有俄语或其他语种专业学习外，其他所有大学生几乎全部改学英语，甚至一时间全国上下从幼儿园的孩子到一些耆年老人都在学习英语。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要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急切心情的一种反映，因为英语说白了是一种强势文化，它是历史形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历史形成的事实。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虽然全国学生学英语的教育体制未变，很多人学习英语的热情未减，但无可否认已经出现了许多很不和谐的声音和现象。首先是多年的实践表明，由于多种原因所致，我们的大学生严格说大多数人的英语没有达到能用的程度，一些人甚至应付各种考试都不得不通过弄虚作假过关。这种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不要说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到底如何，只要看看现在高等学校的教师的平均英语水平，问题就很清楚了，高校里和社会上那些各种各样的职称英语资格考试，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其次，正是由于严酷的现实所促成，社会上各种取消英语考试、反对学习英语的声音一度铺天盖地，甚至迫使某些高校取消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毕业文凭挂钩的规定。

　　面对现实，修正某些学习方法和制度，不值得奇怪，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有人打着反对文化侵略的旗号反对英语学习，抱着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要求英语世界学习汉语的呼声，把学习英语看成是矮化中华文化、有损民族尊严的认识，却是十分危险的。

　　英语作为强势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尽快全面实现现代化，不能不借助于世界先进的成功经验，不能不借助于世界上已经研究出的先进成果，不能不进行中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广大科技人员如果都不懂英语，只等着少数精通英语的人为我们翻译出汉语再去吸收国外的先进的东西，一方面来不及，另一方面再好的英语人才，不懂专业也没办法准确畅顺地翻译专业资料。所以，要想有一番作为，要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借鉴外来经验和成果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势必要学好英语。这里丝毫不存在什么文化侵略、矮化中华文化、有损我们民族尊严的问题。近代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们不顾一切地学习汉语，为了能接近中国人，到乡下去穿着和中国人一样的服饰，既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也没有感觉到这是被侵略，更没有认为是矮化了他们的文化、有损他们的民族尊严，而是看作实现他们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必需手段。

　　至于有人希望或要求世界其他民族来学习汉语，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文化，没有别的办法实现，唯一的选择是设法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富强，走在世界前列，那时候，你不想让别人学习汉语恐怕都做不到。事实上近些年来，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迅猛的发展势头，决不是我们喊几嗓子就起作用的。

　　总之，我想我们应该为了国家迅速走向富强，也是为了我们个人更好地发展，实现我们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而努力学好英语。近代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们能够学好汉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好英语？

　　或许有人说传教士们学习语言的环境好，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具备那样的语言学习环境。诚然，传教士们是在中国学习汉语，似乎有着学习汉语的良好环境。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那时由于上述众所周知的原因，最初传教士很难接触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找一个教汉语的老师十分困难，找到的汉语教师也往往“既不知道教什么也不晓得如何教”，条件并好不到哪里去，况且这些人都是在26-7以上的年纪才开始学习汉语，吃住都极端不便，生活环境和条件十分恶劣，不时遭受疾病折磨，像狄考文在破庙里就长期患感冒，妻子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此而论，那时传教士们甚至可以说还不如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今天的外语学习，已经有录音机、MP3、复读机、电视、电脑、语言学校、家教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学不好，没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意志、毅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如那时的传教士。

　　上面这些话可能刻薄了，但愿能引起我们青年学子的深思，激起奋发向上的斗志。如是，虽冒授人以柄、遭人诟骂风险，也于心无悔、于愿足矣。

　　(说明：前言中征引资料，除已经注明者外，均为本书所译资料)

　　2006年8月28日于千佛山下山人书屋